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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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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六章 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192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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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走私犯违反了国家法律理所当然要被责备，但他通常不会违反自然正义原则，要不是他的国家把犯罪定得违反自然法则的话，他在各方面也会一直都是个优秀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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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林西报，1933年7月24日，引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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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尔兰人从母亲的乳汁中吸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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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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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梅乐和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举办了一场欢送会。[1]宋子文的辞职是为了抗议蒋介石索求庞大资金以发动军事行动以及他的对日妥协政策。[2]梅乐和给宋子文赠送了一座银鼎，上面的部分刻文为：“子文部长综持平准于榷政尤着宏规，我同人钦迟胥切 敬制银鼎藉作纪念，海关总税务司署全体华洋人员暨全国海关全体华洋人员谨赠。”[3]作为财政部长，宋子文直接负责海关。接过银鼎时，宋子文自豪地讲起，他是如何把海关从一个“政府中之政府”变成了一个“无派别的中国机关”。[4]上海的一些工商界名流也出席了这个仪式，使该聚会大为增光。他们包括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李铭，上海工部局董事、三北轮船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负责人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他们的致辞中，对宋子文如何管理中国财政和海关，佳言满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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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字林西报》由于报道这次宴会的氛围而一改它之前的态度。会后，它报道宋子文如何“揭露海关争议”，也就是梅乐和如何在1929年获得总税务司一职的风波。[5]在这个人事令刚生效时，《字林西报》奚落梅乐和，说他被野心冲昏了头脑而与中国人在一起：“寻遍一长串为中国做事的外国人名单，找不到第二个和梅乐和先生一样，如此自贬身份而去做丢人的宣誓。”[6]在上海的英国领事带着明显厌恶的口气向英国公使蓝普森报告，说梅乐和“宣誓将会严格遵守孙中山博士的最后遗志，会服从政府法律和命令，会效忠职守并尽其最大努力， 如果违反以上誓言，愿接受国民党的严厉惩罚”。[7]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就职典礼上，梅乐和是第一个以中文宣誓就职的总税务司，并在众目睽睽下，向孙中山遗像和国民政府旗帜行三鞠躬礼。该报纸评论，如此行为“相当令人感到惊奇”。[8] 然而，1933年《字林西报》的态度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声称宋子文的评论给梅乐和的行为赋于新的解释。《字林西报》 接着说，在安格联时期“所强调且受到瞩目的做法，现在要是以赫德爵士所特别立下的传统来衡量的话，那些做法恐怕会被视为多余和突兀的谬论”。《字林西报》批评安格联把海关变成了公使团的附属品，并且赞扬梅乐和把海关导引到“适合变局后的路线， 而且与赫德的基本政策一致”。换言之，梅乐和非常尽力地推广一种贴紧海关传统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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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宋子文的饯别仪式是在相当重要的场合下进行，梅乐和的一些必要的恭维和客套自然无法免俗。然而，这两个人此刻所展现出来的相互欣赏是有事实基础的。尽管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开进了北京，但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人民政府。国民党的权力仅限于长江下游地区，甚至还不牢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政敌包括在北方和南方的军阀，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反对蒋介石的人。在后来的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这些人几乎打败蒋的军队。此外，1931年的长江洪水损害生命百万和良田无数，国民政府却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之道。同年秋天，日本占领了东北，隔年的3月，日本扶持了“伪满洲国”。这不但使中国丢失大片国土，也失去了约五分之一的海关税收。国民政府虽然渡过了这些难关，但只能算是勉强，而且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了宋子文和梅乐和的合作。不过，这两人的合作虽然给各自带来不少好处，却也带来不少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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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而言，所在意的是它可以使用海关税收以及掌控一个能在全国有效地运转的官僚机构。在国民党夺取政权时，宋子文曾洗劫过上海资本家的库房，[9]但他也开始着手一项改革财政的雄心计划。他的目标是平衡预算，统一货币，废除地方各种苛捐杂税，划清中央和省级税收，拓展新的税源，以及使用高关税来保护国民经济。[10]他一开始的策略是倚赖几项关键资源，其中大部分是海关税收，用它们一方面来支付北伐的后续行动，另一方面来换取改革的时间。图6.1显示了该政策所取得的进展，如果没有海关税收，国民政府将有可能灭亡。表6.1所提到的统税，是对煤油和烟草等一些货物所征的税，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就厂征税。一旦付过，就不再征收例如厘金之类的其他税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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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乐和带着海关向国民党靠拢时，他就下了赌注。尽管顾维钧的北京政府很明显的不会长久，但国民党在1928年的胜算也不稳当，更何况在这以后的数年之内，国民党的前景还无法预测。但梅乐和认为，在安格联和易纨士的管理之下，海关可能会落得个不光彩的下场，所以他必须同意国民党所提出的两个要求，即让国民政府控制海关税收和要海关停止雇佣外国人。实际上，在1926年北伐启动之后，雇佣外国人就已经停止了。[12]经过这番权衡妥协之后换来的是，海关不但没有被废除，还在1930年代经历了一场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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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929-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收入发展趋势图 （单位：国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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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一件事情当中，若说两方都会从某种安排中获益，这也表示任何一方都会深受它的牵连。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曾撰文试图揭露二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所崛起的政权的本质。他认为那些未经过严格检验的政权是利用当初由外国人所建的官僚体系来延续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巩固他们的政权。他们通常变成“胁迫型的和不顾风险的私利竞逐者”。[13]对照那个由梅乐和做东的宋子文饯别会的场景以及上海富商出席的盛况，用蒂利的观点分析国民政府也不为过。像宋子文、孔祥熙（宋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姐夫）和其他家族成员，以及像虞洽卿、王晓籁等沿海精英，都从他们所延揽的新权力和地位中获利，其中部分也归功于他们掌控了海关。当国民党使用海关捧上的金钱时，他们与洋人以及沿海精英的利益也就产生联结，因而破坏了他们原本的声誉。这种伤害不仅存于当时而已，还有在后来的历史上也记上一笔：国民党被判为已经抛弃了革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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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与国民政府的结合还造成另外一个发展。仰赖着海关税收而存活的国民政府的确想通过提高税率，以期收入最大化。但必须注意的是，此时恰逢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各个国家相竞提高关税，导致严重的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国民政府高关税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走私如流行病般盛行。类似事情的恶化不仅加强了区域主义，鼓励使用暴力，也为日本在中国北部创造了扩张其影响力的机会。新的政府不仅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的、现代的和有效能的国家，反而变成了一个走私者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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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而言，与国民政府建立关系的确给它们带来了切实的好处。海关能继续征收关税，保持财政功能，以及继续负责提供海事设施。此外，国民政府还让海关负责水上的缉私，巡视中国沿海，并管理帆船运输。正如《字林西报》所报道的那样，海关如今已经克服其当初决定投靠国民党时，带给条约口岸的外国人的失望。然而，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国民党政权的局限性，以及他们的行政部门几乎鲜少能够好好运作。这种仅是有名无实的地区的现实状况，对于国民政府造成很大困难。另外，尽管海关当前对国民政府非常有用，但它只是在苟延残喘。停止雇佣外国人的政策，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海关里面不会再有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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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从仔细分析梅乐和开始。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使这个新政府可以对外宣传它是全中国的合法政权，与此同时，他也愿意与国民党的对手做一些务实的交易。这样的做法需要智慧和灵活的修辞。梅乐和善用“不可抗力”这一法律术语，一方面他在口头上支持国民政府，宣称其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他也同区域政权达成务实性的合作。此外，梅乐和也相当在意海关的历史声誉。他知道终结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时刻已经不远，所以推出了几项历史项目，以寻求海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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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视梅乐和的态度和政策之后，我们接着会探讨走私的兴起。海关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档案资料。除了详陈走私是如何组织以及地方政府是如何支持它们并从中获利之外，我还将讨论和评价海关的缉私活动。我还会分析海关在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日本之间的一连串战争和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由于各个地方海关在财政、政治和外交等方面都有其重要性，所以能否掌控某些海关经常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海关具有部分独立行动的能力，再加上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杀掉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这让海关在许多情况下能够防止分裂和促进和解，特别在中国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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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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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梅乐和的评价是有分歧的。当写到梅乐和在抗战时期对海关的领导，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认为梅乐和已经在处境最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最好。[15]在毕可思（Robert Bickers）看来，梅乐和是典型的英国式背信弃义者，他只关心如何保住海关和他自己的声誉。[16]笃定、目的清晰、透明和直率的表达等品德都不是梅乐和的长项，不过他对这些也不以为然。接下来，我将探讨梅乐和所处的地缘政治情境，他在书信往来中所暴露出来的深层目的，以及他对历史项目的资助，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梅乐和的动机、政策和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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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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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加诸海关身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情况。梅乐和面临的现实状况之一就是英国不再对中国太过执着。英国在1926年决定要顺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不是因为它对国民党有什么额外的尊敬，而是因为英国本身的没落，使它明智地要从作为中国的“仿殖民政府”（Mock Raj）的角色中寻求退场。[17]如果说梅乐和就此不但不能再依赖英方的大力支持，而且还要应付英国国内的中国专家对国民党的敌意。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怀念英日同盟的时代，尽管这个关系早在华盛顿条约时就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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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兰德（J.O.P. Bland）就是这类的一位中国通，曾是中国海关官员，并在1894年到1896年间担任过赫德的私人秘书。其后在上海的工部局工作，并为伦敦《泰晤士报》写稿，署名为“我们的通讯记者”。返回英国之后，即成为一名中国专家，撰写清史书籍。他还经常从位于伦敦的“茅屋俱乐部”（之前提到的金登干也是成员之一）给《泰晤士报》源源不断地发信。濮兰德认为，国民党就是个“广东帮派”，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动荡和内战不止的一个主要祸源”。[18]濮兰德是日本的支持者，他认为：“对今天的局势而言，与日本继续保持友谊的至关重要性，正等同于政界元老们在三十年前签订英日同盟时一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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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赫德，梅乐和这时已经无法利用伦敦办事处来发动对海关的支持。不但英国外交部回避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自然也更喜欢使用他们自己派驻在伦敦的外交官。魏尔特认为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应该予以撤销，因为没有人重视它，它“被视为比马车轮子间的尘土还不如”。[20]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的工作就是安排海关人员休假后返回中国的行程，[21]以及出席海关已故高级职员的葬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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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有所好转。梅乐和在1934年回国期间，会晤了英国外交部官员，包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23]在梅乐和谈了中国的乡村重建、道路建设、灌溉工程以及社会和公共事业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进步”的正面性文章。[24]一场由皇家艺术学院在1935年到1936年间于伦敦伯灵顿宫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吸引了四十余万人参观。中国大使郭泰祺在伦敦成为名人。[25]熊式一的戏剧《王宝钏》（译者注：熊式一当时刻意把“钏”字改为“川”字）轰动了伦敦剧院。[26]由于国民党把南京定为首都，英国驻华使馆于1935年从北京迁到南京，并提高了级别，由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尽管如此，一股无力感仍旧使英国外交官感到瘫痪麻痹，认为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悄悄地培养中国人的好感，同时不做出任何引起日本反感的事情”。[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