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54792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9]
1703754793
走私的盛行
1703754794
1703754795
现在我们从海关史的编写和个人史的叙述，转到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问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海关内部的事务及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都远比不上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设下的高关税政策来得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1703754796
1703754797
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进口税则于1928年12月颁布，在1929年2月1日开始实行。它规定海关税率为7.5%到27.5%不等，大致上与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上所达成的同意一致。1931年的进口税则有16个等级，最高级别的税率订为50%。该年，国民政府还首次增加了出口货物税率到平均约为7.5%。进口税率在1933年再次提高，最高订为80%。[84]为了抵消从1929年至1930年间白银对黄金比价超过30%的贬值，进口税在1930年2月被设定为以海关金单位来征收，此举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选择。[85]
1703754798
1703754799
人们通常都是从一个经济的视角来探讨新关税制度的影响，尤其特别在意它是否有经济效率。若把这个问题模式套在中国上面，就会是个难题，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假设性的状况，即如果中国坚持低关税，又将是怎样。尽管国民政府自然地把提高关税合理化当成是出于保护中国经济的决心，但正如博思源（Felix Boecking）所主张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提高关税，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财政原因而非出于对中国经济的考量。[86] 由于国民党曾不断高呼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恢复关税自主，所以他们若是继续维持低关税制度，也会让人感到奇怪。还应该提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摧毁了19世纪末期形成的以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其实早在大战之前，英国的领地就已经为了增加税收而采用了高关税。很多如德国这样的快速工业化国家，也用关税来保护他们的工业。想要在一战以后再回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制度已经变得不可能。就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之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从物品价格计征关税，税率平均约为49%。把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责任都怪在这个新税法身上或许不是完全公平，[87]但其他国家确实也因此进行了跟进和报复，所以中国在当时所采取的做法并非是不寻常的。
1703754800
1703754801
我在这里不想去讨论高关税是否对中国经济有利，因为这需要复杂的经济分析。我也不打算讨论鸦片走私，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已有分析了。[88]在禁烟的幌子下，国民政府把该项贸易合法化了，所以海关对鸦片贸易几乎无事可做。缉私鸦片不但很危险而且也是徒劳的，因为被海关扣押的鸦片终究会归之于国民政府的禁烟局。禁烟局虽然是这么叫的，事实上它在贩卖鸦片。[89]海关的缉私活动集中在糖、煤油、棉花、人造丝、纸烟和盐等大宗商品上。若说这些商品在文化的负面观感上小于鸦片走私的话，但因为这些货品关乎人们的基本需求，所以它们的走私或许对日常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对像这类生活必需品施行高关税只会导致逃税行为。我们能够知道这类走私的一些情况是因为总税务司署汇集了各口岸海关的全部罚款数据，以及海关对没收商品拍卖的收益。根据这些数据，我绘制了图6.2，以追溯从1932年到1936年间各个区域海关罚款和扣押的情况。这个图清楚显示，随着海关缉私举措的施行，海关的罚款和扣押在1934年之前一直快速增加。图上的曲线在1934年之后趋稳，这是因为此后海关的执行力下降的关系，特别是在受到日本染指的中国北方。
1703754802
1703754803
1703754804
1703754805
1703754806
图6.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走私发展趋势图
1703754807
1703754808
接下来，我将提供一个区域的走私调查报告，来说明一个摆明的事实，那就是当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提高关税来把他们的收入扩大到极致时，也带出了走私的高潮。走私是具有区域性的，它成为地方政府用来抵制国民政府的大义劝诱的手段之一。这个调查报告也会清楚地显示香港和治外法权帮助了这股走私浪潮。香港因为是个自由港，所以商品在那里变得相当便宜；而治外法权使海关不可能采取强硬措施。早在赫德主政时期就曾订下一项基本原则，即海关有权扣押货物和处以罚款，但不能拘捕或者没收船只。国民政府在1934年所颁布的缉私条例再次确认了该原则。持平来说只要关税还算低，这个原则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除了违禁品之外，走私就变得很不值得去冒险。然而，高关税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治外法权意味着海关一只手在打击走私者的同时，另一只手却被捆绑在了背后。走私在当时虽然被认为是中国人缺少现代性和纪律的象征，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而是根源于帝国主义。
1703754809
1703754810
华南
1703754811
1703754812
香港是华南地区的走私中心，把货物从香港用船运到中国南部沿海的各个港口非常容易。香港当局对这类非法活动很少进行监管，也因此就连东当局也积极地介入走私。当1929年版的税则一经实施，走私风潮立刻应声而起。魏尔特在这年向梅乐和报告：位于珠江三角洲西江边上的江门，其市场上出现了高于江门海关所统计的三倍的加工棉货。[90]一些贸易协会在香港和汕头成立，商人们被索要他们订购货物价值之6%的费用。据梅乐和说，一担糖1932年在香港的价格是7.89元，在福州却要22.8元。[91]再以鸦片为例，扣押的实际效果很有限，“如果运送的货物被查获了，它通常还是会回到（走私）组织”。[92]在拍卖时，走私者以“货物价值的84%至100%”投标，其他人若下标则会受到恐吓。在走私如此完善的规模下，商人是以“香港仓库交货价格”（ex godown Hong Kong）来做交易， 而不是以包括成本、保险和到汕头的运费在内的“汕头到岸价格”（c.i.f. Swatow）来进行。[93]统计科税务司白立查（E.A.Pritchard）在1931年的一份关于汕头走私的报告中提到，海关年度统计报告里所描述的所谓一道有效的“关税高墙”是完全“错误的”。汕头的市场充满着“人造丝、毛织品、棉线、鱼翅、海参、洋糖、百货商品、人参等等”。[94]
1703754813
1703754814
广东政府保护走私客。在一封于1933年写给宋子文的信中，梅乐和提到：“毫无疑问的，有个走私组织受到公安当局的保护或控制，以便衣警探的形式来武装护送货物。”[95]他继续说：“（属于广东政府的）炮艇和盐税船只，尤其后者，经常往返于广州、黄埔和香港之间。它们装载或者拖曳着满满的高关税物品，并正在把他们的活动延伸到大规模走私汽车，更不用说他们颇具规模的走私糖活动，数量几乎达到垄断的程度。”
1703754815
1703754816
广东政府从台湾和爪哇把糖买来，然后这些糖被运到等候在香港的炮舰上，接着由这些炮舰把糖转运到“一个所谓的不用付税的炼糖厂”。该工厂再把这些糖包装成当地产品的样子。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糖这一样商品上，因为“广东政府已经建立了对水泥和液体燃料的垄断，以及对煤油的半垄断”。[96] 依照海关的估计，光在广东，糖就让海关分别于1934年9月和12月损失了379000海关金[97]和576000海关金的税收。海关金代表海关黄金单位，由中央银行发行，约值1.5海关两。[98]走私涉及严重暴力。在当时某期《广东事件传闻录》这份海关内部的广州双周情资报告中记载着：“船运公司拒绝了一帮亡命之徒收取保护费的要求之后，十天之内竟有三艘载客民船，被不法分子所埋设的水雷炸翻。”[99]
1703754817
1703754818
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
1703754819
1703754820
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规模庞大。1934年9月，梅乐和任命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王文举去秘密搜集情报，王文举的伪装身份是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的名誉副领事。通过对比中国和台湾贸易统计数据，王文举认为“仅有22%的货物”是通过合法渠道来交易。[100] 根据王文举记述，有近6000万磅糖在1935年被私运到中国南方，次年有3000万磅。这两年中每年都有约85万加仑煤油被偷运到中国。[101]其他流行的走私商品，还有咸干鱼、火柴、棉纺织品、丝和茶。[102]货物不只走私到福建，“140万担糖被运到了大连”，其中的“30万担去了关东租借地，40万担去了伪满洲国，70万担去了山东”。[103]关东租借地指的是辽东半岛南部的一块地区，于1898年首次租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又在1905年转让给日本。
1703754821
1703754822
厦门毋庸置疑地接收了来自台湾的绝大部分走私物品。也因此厦门关遭受走私分子的恐吓在所难免。在去台湾之前，王文举访查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据他所述，数百名水客，也就是走私者，把货物扮成个人的行李来搬运，并“使用强大的武器和各种非法手段强迫上岸”。[104]在遭受过炸弹袭击的威胁后，副税务司叶元章坚持除非要有武装士兵保护，否则拒绝迈出办公室。那是一次新年晚会，所有员工都聚在海关俱乐部。这时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逼迫他们在枪口下磕头。一位负责缉私部门的帮办在大街上受到袭击，他最后逃到中国银行的厦门支行大楼内，才躲过一劫。[105]
1703754823
1703754824
在台湾，运货商们于1933年创设了福尔摩沙（台湾）出口商协会（译者注：此为直译，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Formosa）。它有250名成员，在南台湾和厦门设有办事处，来自日本总督府的官员也参加其会议。该协会也派送信员或业务员之类的人员随行日本邮轮往来两地。海关罚这个协会的成员什么，该协会就支付什么。[106] 依照王文举的观察，台湾的走私客对海关缉私快艇的行动了若指掌。[107]所以不论是从大型港口如基隆、淡水、高雄出发的船，还是那些从小型港口出发的民船，如旧港（即新竹）、东石、后龙和鹿港等，都能够避开海关缉私船。[108]他们还采用护航的战术，用几艘船直接迎接缉私舰艇，以让海关来抓他们，这样其余的船则可以顺利驶过。在基隆，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名叫高板南，另一个叫作彭武取，他们都是海关掮客，不但与台湾的精英家族有很密切的来往，所有的民船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在王文举看来，他们两位是这个走私大网中的关键人士。[109]
1703754825
1703754826
美国在1934年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目的在于遏制从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造成的白银价格的下跌。由于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白银，白银走私遂在中国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台湾走私者设立了“便利屋”，召集了“四百名无所事事的台湾人”来做水客。[110]便利屋与厦门的货币兑换商有密切的合作。王文举报告，一艘载有268名乘客的日本邮轮“原田丸号”上，只有17名是普通乘客，被带到日本的白银总值超过50万日元。王文举认为，当年有超过价值2亿1千万日元的白银被带往日本。[111]
1703754827
1703754828
长江下游地区
1703754829
1703754830
上海这时是世界第五大港口和中国的主要走私中心之一。像珠宝、燕窝和鱼翅等高档物品，被走私到上海以迎合富人的喜好；例如，在1932年有一批价值800万元的人参从美国被私运到上海。[112]上海走私的一个特别现象是这里有大量外国人，不论是供职于外交使馆或外国军队，他们都有免税进口商品的特权。上海的公司以替这些外国人服务的名义进口商品，并用在上海造的仿制品代替真品，然后再把真品在市场上出售。[113]
1703754831
1703754832
马虎的程序使走私在上海变得很容易。江海关副税务司周理在1932年的一份报告中披露，海关“对码头的监管是不存在的”。用低关税货物替代高关税物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在海关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一个案子显示，一位在海关内部负责验估部门和大公事房之间递送文件的听差，竟然与船舶公司的职员相勾结，擅自替换或更改两个部门之间传送的税款缴纳凭证。[114]走私者在上海同样采取暴力手段。据周理报告：“我们穿制服的人员在护航和日常的任务中都受到了恐吓。”[115]
1703754833
1703754834
上海以南的杭州湾由于海岸线弯曲和大小岛屿之多，那里的走私客更是多如牛毛。一份由王化民卧底所做的海关秘密调查，对这种走私经济学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一艘典型的航海民船能承载150至200个装满绢丝的袋子，每袋重50公斤。货主每趟支付600元至800元，“老大”即船长，则从中获取160元。货物从距离道路最近的地方上岸，从那里再用汽车把它们拉到宁波，仅半个小时的时间，运送者每包收费40分至60分。[116]“在海上，浪人老大发放小的旗帜，能保护帆船免遭海盗洗劫。”[117]此外，
1703754835
1703754836
当一艘船要运送货物并准备走私时，投资人必定要雇佣一位引水人。这位引水人通常是代表投资人的利益并且是个来自收货区的有经验的老大。如果因为涉及的利益很大而需要特别谨慎的话，还会再雇佣另外一个人把最后的指示传给引水老大。一张写有一些字的纸片或木片会被分成两半。引水老大在出发时拿一半，然后他把船开到某个指定的地方等着。持有另外一半信物的人会出现，然后给他关于登陆的最后指示。[118]
1703754837
1703754838
即使在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上海，江海关的处境和在广州一样，也不能获得地方官员的配合。在1935年6月，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向梅乐和报告，“已竭尽全力地让地方当局知道查获扣押的奖励，但他们若不是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就是不愿执行行政院的命令。”[119]
1703754839
1703754840
华北
1703754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