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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中的崛起：日本商业的突围与重生 小公司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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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量变到质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经过了美国人的占领、缓慢复兴、朝鲜战争的刺激，日本终于迎来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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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保持着9%左右的增长，成为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人似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很少再用“战后”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的是“神武景气”。意思是，自打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之后，再也没出现过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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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日本承接了前10年的飞速发展，并且最终走向了辉煌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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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的数字，我就不再费力说明了，枯燥冷酷的数字还是留给学者们去考证吧。我们来说说日本经济腾飞最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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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时的繁荣景象是从民间投资增加开始的。1961-1963年，日本民间企业投资每年增长都达到了30%以上，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还是10%左右。这说明，日本当时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无论是财阀也好，还是索尼、本田这样的新兴公司也好，它们都搭上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列车，成就了自己的辉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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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依然存在着财阀体系，但客观地说，在二战之后，这种体制对日本商业更大的作用是促进而不是削弱。比如我们前边提到的，很多日本财团周围都有着诸多小公司盘踞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它们同进同退，同生共死。这种体制没有遏制民营资本的发展，反而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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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了小公司，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中国温州地区的民营企业正在遭遇倒闭潮，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今天，这样的潮流或大或小，或急或缓，总是伴随着中国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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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产业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如何解决人口红利问题，已经是任何企业都无法逃避的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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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二战之后，中小企业一直靠劳动密集型方式来维持生计，但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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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出现短缺，“民工荒”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劳动者成本不断提升，这就要求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率，赚取更高的利润。而相当一部分企业也意识到，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依靠先进的技术。它们纷纷从海外引进技术专利，然后依靠优秀的技术人员进行生产开发，降低产品成本，提供高附加值。这种方式不仅仅让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获得了新生，而且还造就了一批中坚力量的公司，比如索尼就是白手起家，依靠技术优势成为一家大财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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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公司走向没落，直至消失；还有一部分成为某个行业的中流砥柱，比如阿尔卑斯电气公司因生产调谐器成为行业翘楚；京都陶器公司专门生产陶器也获得了巨大成功。还有专门生产快门的，专门生产轴承的，专门生产喇叭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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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公司也很灵活，不局限于一个领域，而是能在经济形势变化的时候迅速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三阳商会原本是生产雨衣的，可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制造机械；还有以前开照相馆的后来开始生产原子能仪器，等等。这样的例子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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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它们的利润率比大企业还要高，这在世界商业区域中都是罕见的。这充分说明日本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和对市场把控能力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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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是“术”，日本企业家具有的“道”更加重要。很多中小企业家并不满足于赚钱、花钱，他们有种强烈的使命感，即让自己的公司长久地生存下去。这种企业家精神具有漫长的历史，比如日本历史上就对私有财产有保护，你开一家面馆，只要不倒闭，几百年都是你的，不会被无情地剥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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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种精神被传承下来，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商业经营者，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稻盛和夫、盛田昭夫，无不是这样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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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日本技术工人的素质非常高，这和日本重视教育紧密相关。在日本工厂里很少有进行简单加工的工人，工厂的技术提升依靠的是广泛存在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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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日本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项计划有五个主题，它对中国有着强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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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实社会资本；第二，引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第三，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第四，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技；第五，缓和双重结构与确保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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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些政策最核心的内容是大力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让民营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一条就是，要让民间企业保持增长，避免统制手段或行政方面的烦琐化。我想起乔布斯去世时，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与其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不如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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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自然很明朗，那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够良好。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好呢？因为日本在战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在反思战争对商业的破坏，而最严厉的破坏就是战时的统制经济政策。它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让大财阀获取战争的高额利润。这是战后的日本企业所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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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制度根源，日本几乎放弃了政府干预商业的习惯，反之，开始大力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民间力量强大了，才会避免重走战争的覆辙，才能振兴经济，缓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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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日本为了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开始大力发展教育。日本人以为，国民收入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教育，每年都会提高政府预算用来提升日本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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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关注消除贫富差距。比如，政府规定了几年之内的目标是，缩小大中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消除工农之间的收入不均等问题。到今天，虽然很多人说日本陷入了经济缓慢增长阶段，但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尼基系数来看，日本的贫富差距依然是发达国家里最小的。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伟大贡献，也是日本成为如此稳定国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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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稳定压倒一切并非一句空谈，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稳定，前提就是让大家过上人过的日子，吃上人吃的饭，住上人住的房子，娶得起人该娶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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