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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7037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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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四章 美国早期的商业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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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托马斯·杰斐逊给自己写了墓志铭。根据他的设想，墓碑上的文字应该昭示三项他认为的能够表明其世界性贡献的成就：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声明的作者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此的看法是，杰斐逊把自己担任总统（第三届）、副总统（第二届），以及担任国务卿（第一届）的经历完全剔除是错误的谦虚。他位于自家蒙蒂塞洛庄园的墓碑同样对其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的谈判中的角色保持沉默，这项购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张了一倍；同样也没有提及杰斐逊对科学的贡献以及他和奴隶制捍卫者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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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史的视角看，在杰斐逊那被简化了的功劳簿上，被忽略的部分中最为显眼的是杰斐逊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视角，这一视角被历史学家称为“农业民主”。早在18世纪80年代，杰斐逊强调能够自给自足的农场主代表着反抗暴政的堡垒，也能给这个国家冒着陷入腐败问题的风险从农业转向工业提出警告。尽管他漫长一生中的不少特定立场都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对银行、制造业以及经济权力集中的普遍怀疑成为“杰斐逊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内容。随着美国经济在南北战争前半个世纪的扩张，杰斐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关键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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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90年代华盛顿的总统任期内，有关工业化进程、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开始变得明朗，最终持续到南北战争爆发。其中一派支持汉密尔顿，从其所在的财政部的立场上，极力推动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系统和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的保护性关税。正如他在1791年向国会真挚谏言时所说，“将个人对产业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关乎整个国家利益”。尽管华盛顿在官方上是无党派治理（华盛顿总统期望的是给予公众一个自己超然于政党斗争之上的印象），汉密尔顿却是作为一个派系的强力发言人出现的，这个派系后来被人们称为联邦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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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密尔顿强调联邦政府应当积极、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同为华盛顿内阁成员的杰斐逊强调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出。作为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地主，杰斐逊认为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场，而不是没人情味的工厂（或者讽刺一点说，正如他拥有的那种大规模的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种植园），能够提供反对暴政的堡垒并且确保地区自治的未来。在杰斐逊的思维中，制造业工作的艰苦差事和对日薪的依赖会剥夺个人自由。杰斐逊以他特有的夸张方式说道：“在我们的土地还需要劳动力时，就让我们永远不要期望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厂的工作台上工作。”2这样的对由独立、自由的农场主组成的神圣国度的信念，和杰斐逊从中获利的奴隶制（这未免有些讽刺）以及汉密尔顿预期的混合工业经济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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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汉密尔顿–杰斐逊之争”比我们只言片语所描述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杰斐逊不仅仅是一个“反工业者”，汉密尔顿也不只是一个“反农场主者”。尽管如此，他们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对美国经济类型相互分歧的观念，比较准确地抓住了19世纪前半叶不太平静的商业政治的特征。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10年代，这种分裂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最初的政党体系，其中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包括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在任），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杰斐逊派共和党区分开。（杰斐逊派共和党也叫民主–共和党，这个党派和现在的共和党没有关系，现在的共和党是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在1800年，国家权力的中心开始转移，当时杰斐逊击败了亚当斯成为新一届的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杰斐逊共和党完成了几乎各个层面的对联邦党的击溃，到了1812年战争时，联邦党只存活于美国偏远的地区以及基层政治当中，已非国家性政治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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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居于联邦政府的杰斐逊派共和党与汉密尔顿派联邦党的对立持续到了南北战争，双方对立尤其体现在用高关税保护本土工业还是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农业出口上。从更广义的角度说，这种原则上的不一致持续得更为久远，甚至直到现在。政府应当怎样促进企业发展，在众多的经济部门之间又是如何进行选择的？政府应保护美国商业还是放任不管呢，哪种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呢？在这些主题上的分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贯穿了美国发展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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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杰斐逊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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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政治支持者把他们在1800年取得的压倒性的选举胜利阐释为国家政治的革命。在联邦党人12年的统治之后，代表“人民”的党看上去取得了胜利。然而，和政策实践相比，政党的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更为明显，也被形容得更为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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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掌权，杰斐逊一派就认识到，稳健的联邦政府能够带来不少益处。在杰斐逊自己和其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同样也是一个弗吉尼亚地主兼奴隶主）的治理下，联邦政府指导把关键性资源投入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和运河建设。这一举措主要受到一个叫作艾伯特·加勒廷的瑞士移民的压力，他于1801—1814年在两个总统治下担任财政部长（美国历史上担任这个职务时间最长者）。在1808年，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年，加勒廷部长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规模宏大的《关于道路、运河、港口和河流的报告》，建议实施一个为期10年、耗资2 0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扩展计划。（作为对比，1808年的整个联邦预算是1 000万美元。加勒廷想把其中的1/5花费在内部基础设施改进上。）他声称，规模惊人的公共资金花费对于打造国家经济至关重要。尽管加勒廷并没有成功获批他所要的全部资金，他的报告还是为利用联邦政府促进商业扩张设立了先例——在杰斐逊派共和党中尤其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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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3年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使得国家领土面积翻番之后，改善国内运输条件的紧迫性又上了一个台阶。就在那一年，杰斐逊总统从法国拿破仑·波拿巴手里购买了北美大陆中部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法国销售这块土地的权力来自早先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根本就没考虑生活在那里的无数印第安人）。杰斐逊主要的动机是对国家安全的关切，尤其是想要得到通往新奥尔良港的道路；即便如此，大陆扩张将会对商业产生深刻的影响。联邦政府将关键性资源投入转移印第安人以及以武力驱离领土内的西班牙定居者，同样也派出了测量员将土地划分成可以出售给美国白人农场主的条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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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进行的1812年战争进一步刺激了执政的杰斐逊派共和党，重新考虑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立场，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当时英国正在和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交战，为了保护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干涉，在麦迪逊和国会共和党人的带领下，美国向英国宣战。在西部和南部的共和党人倾向于开战，既是因为他们希望促进对欧洲的出口，也是因为他们希望减少英国对美国内部印第安人的支持，印第安人当时正在和侵入他们土地的美国农场主交战。在新英格兰的航运界人士反对战争，这反映出了原先汉密尔顿一派的逻辑：和工业化的英国之间的商业纽带对于美国经济的活力至关重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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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为期两年的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美国也遭受了关键性的失败，特别是入侵加拿大魁北克的努力付诸东流，以及英国于1814年洗劫了华盛顿特区。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没有对两国的领土边界做出太多改变，但是这次经历让很多共和党人意识到普遍缺乏制造业能力是美国一个巨大的缺点。当战争（以及战争之前的贸易禁令）阻碍了跨大西洋贸易时，富有的商人，诸如洛厄尔和其他波士顿联合会中的人，把他们的经营活动重新导向国内的纺织品生产上。现在随着贸易得到恢复，这些年轻的制造商会面对来自更大、更先进的英国工厂的新威胁。作为应对，共和党人最终于1816年采纳了汉密尔顿于1791年提出的建议，通过征收保护性关税推动新生的本土制造业。相较于美国生产的同等商品，这类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英国的制造商无法从中获利。除了保护正处于萌芽之中的北方工厂之外，关税同样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收入，使其能够在财政部长加勒廷推动的那些国家内部基础设施改进上花费更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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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战争之后，很多杰斐逊派共和党人开始迎合原来汉密尔顿一派的立场。随着联邦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终结，一个新的信奉国家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巩固了自己的支持率。来自北方的精英，其中很多从航运业转向制造业，逐渐增加了对保护性关税以及杰斐逊和麦迪逊派的支持。与此同时，该政党也保住了自己在南方农业州的传统地盘，获得了来自拥有大规模种植园的奴隶主和来自独立经营的农场主的双方支持。这个经济同盟体系开启了一个为期10年的意见统一时期并且缓和了政党斗争，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善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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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5—1824年，经济上的争论集中在被称为“美国体系”的政治提议上，肯塔基参议员亨利·克莱是其最为强力的推动者。在182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克莱效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者已于1804年去世），公开宣称这个国家最为需要的是“销售和交换其生产剩余的市场”。为了创造并培育市场，他继续说道，需要由联邦政府提供稳健的政策。除了保护性关税之外，克莱敦促政府向购买新的西部领土的私人投资者收取高价，为兴建更好的国家道路和运河筹措资金。他同样要求建立稳定积极的银行系统。关税、国内基础设施改进以及国家银行，这三大支柱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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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善意的时代”的信念并没有在1824年的总统竞选中得以延续，那次竞选有4位竞选人，竞争颇为激烈。从此之后，国家的政策就开始分化。田纳西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但是没有人声称获得了绝对多数票，而众议院把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是前任联邦党人总统的儿子，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亨利·克莱促使的，他的升迁梦算是破碎了。在这次选举之后，被称作第二届政党体系的政治洗牌出现了，杰斐逊派共和党分裂成了坚持不同经济立场的两派，这两派主要是在关税问题和国家银行系统上有所分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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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银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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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叶，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政治领域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剧烈冲突。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问题——如何管制通货和货币供给，金融机构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引起了强烈争议。争议以1832年汉密尔顿梦想的国家银行体系的失败而告终，尽管这是权宜之计，但远非完美。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银行问题的争斗最终酝酿出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制，这个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美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