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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银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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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叶，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政治领域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剧烈冲突。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问题——如何管制通货和货币供给，金融机构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引起了强烈争议。争议以1832年汉密尔顿梦想的国家银行体系的失败而告终，尽管这是权宜之计，但远非完美。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银行问题的争斗最终酝酿出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制，这个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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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战争的历程，贯穿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7年的整个总统任期，向前可以追溯到1791年。时年，作为对汉密尔顿公共财政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回应，国会授予美国银行[1]联邦特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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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银行坐落于费城的宏伟的大理石大厦中，是一个半私营性质的公司，借由联邦政府当局授予的特许状获得了法人地位。特许状中记载了美国银行经营活动的细节，比如分支机构的数量甚至是其中一些主管的身份。从功能上讲，美国第一银行为财政部提供了一个存钱的地方，这些钱是财政部从进口关税、其他税收或者土地转让中搜集的。除此之外，它的分支网络为商人创造了把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安全便利机制。最后，通过印发由黄金和白银储备支持的联邦银行券，美国第一银行还帮助稳定国家的币值。此前每当由政府特许经营的银行例行公事地发行它们自己的银行券时，通货的价值在不同地区浮动，毕竟商人和银行家不信任来自不知名银行的银行券，并会对之进行贴现处理。而来自美国第一银行的银行本票可以在任何支行被兑换，这就创造了接近于国家性通货的事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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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开始，美国第一银行具有汉密尔顿派联邦党思想中的特点。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经常性地使用通货，所以大多数银行的日常运作是为精英商人的利益服务。除此之外，公司的治理结构增强了有钱人的特权地位：联邦政府自己占有公司股份的20%，而其他80%的股份卖给了美国富人。这个结构恰恰是汉密尔顿所向往的。通过迎合精英商人，美国第一银行将自己的金融利益与联邦机构包裹在一起，也因此保障了自身能够继续从宪法和政府中获取政治、精神以及经济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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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授予美国第一银行的特许状的期限是20年，在20年之后特许状需要更新。然而据我们所知，在1791—1811年政治潮流发生了变化。杰斐逊派共和党人把美国第一银行贬低成经济权力向少数富有银行家集中的工具。此外，美国第一银行过度偏向为北方的商业精英服务，而并不是为那些南方的种植园所有者服务，一般来讲种植园园主的财富是不流动的，并且被束缚在土地和奴隶上。随着联邦党政治力量的衰退以及杰斐逊派共和党的兴起，美国第一银行注定失败。1811年在美国第一银行的特许状到期后，国会没有延长其特许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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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12年战争制造了一场银行危机，这成功说服了很多杰斐逊派共和党人把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放在一边。在没有国家银行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把它的存款转移到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特许经营的银行网络之中。当与英国的战争爆发时，财政部增加了从这些银行中的借款，这些银行就印发了越来越多的银行券去满足政府贷款的需要。（我们可以将银行券视作“现金”，实际上是亏欠银行的债务。）随着流通中现金的增加，通货的价值下降。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变得不稳定，并且导致州内或者国际的商业交易风险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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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的经济依赖于信用和债务网络。从田野到船坞、从仓库到工厂然后又回到仓库，当产品在销售链上移动时，各种各样的中间人依赖于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式进行产品交换。从种植者到批发商再到工厂所有者，整个商业链上的人会（因为通货膨胀）怀疑欠债方是否能够偿还欠款，或者他们在星期一收到的银行券在星期二是否还值相同的价钱。最后，英国人在1812年攻入华盛顿特区，点燃了金融业的恐慌情绪。美国人匆匆将银行券兑换成金银，这使得银行的储备金枯竭。许多银行共同停止了信用展期，商业也枯竭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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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一群杰出的商人游说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授权建立第二个美国银行。他们希望通过控制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来管制较小规模的州立银行。像它的前辈一样，这个成立于1817年的新的规模更大的国家银行独立于联邦政府或者民主进程。在它的25位董事当中，只有5位是政府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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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7年和1818年，这些董事因为处理不当，允许州立银行延展了太多的信用，尤其是在农村和西部。1819年金融恐慌爆发，国家银行尝试通过回购自己的债务来纠正这一不平衡，这使得经济萧条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后果特别严重。尽管美国第二银行的董事在这之后对管制信用更加有技巧了，1819年的痛苦回忆依旧残留。很多在农村地区的人，以及东部城市的工人阶级，对新国家银行又怕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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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反对国家银行的势力在农场主之中尤其是在南部和西部，变得更加强大且更受欢迎，这恶化了传统上的汉密尔顿派联邦党和杰斐逊派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制造商和金融家大多数是在北方，他们对国家银行大加赞赏，因为它通过创造稳定的商业环境为商业提供了便利。然而很多土地主，认为国家银行使权力向不负责任的精英集中。有着大概3 500万美元的已发行股份，美国第二银行轻而易举地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金融企业。大多数公民几乎不怎么明白银行在管制信用和总货币供应中的角色，但是从当地银行借钱的农场主明白这个离自己很远的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去支配他们贷款的款项。除此之外，很多在不断成长的北方工厂社区中的工人以及其他如从事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这样的挣现金工资的人，都因为通货膨胀指责美国第二银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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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银行的政治冲突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支配了整个国家政治，开启了一般被称为“银行战争”的时代。11一方是尼格拉斯·比德尔——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律师，后来在1823年成为美国银行的主席，由来自北方金融社区和依赖于从富有银行家的借款中成长的实业家支持。出现在另一方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家安德鲁·杰克逊——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律师，在作为1812年战争的英雄获得国家荣誉之前移居到了田纳西边境。杰克逊本来是无望成为总统的，但他集中宣讲美国农村的优点以及国家银行所生成的集权的弊端，结果在1828年赢得了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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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银行的争论并不像上面解释的那么清晰分明。除了民粹主义地主和工人阶级害怕权力集中之外，一些北方商业领域的人也同样不信任这个组织。强有力的以纽约为基地的金融家反对比德尔保守、谨慎的货币政策，这限制了银行能够延展的信用额度。总体上讲比德尔的反对者更年轻，这类投资者认为更积极地向小规模的银行贷款（他们持有其中很多家银行的股份）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利润。放松信用同样可以让想要扩大经营活动的实业家获益。作为结果，这些反对比德尔的纽约人加入了地主和城市工人的杰克逊联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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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的选情上涨，增加了国家银行反对者的胜算预期。和美国第一银行一样，国会授予了美国第二银行20年的特许经营期限，于1836年到期，除非国会通过一道法令发放新的特许状。尽管杰克逊承诺会否决再度颁发特许状的法令，之前的银行派政治家还是推动国会于1832年发放了新的特许状，希望以此让总统的不妥协态度有所收敛，并消耗他的选票和支持率。的确，国会中有些州遵循比德尔模式，坚守保守银行业传统，这些州的选票算是拿到了，包括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以及一些西部的州，这些地方的商人害怕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国家银行体系。但是南方的州联合起来反对再次授予特许状的计划，正如纽约的立法者所做的那样，他们代表了下曼哈顿庞大且发展迅速的银行团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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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再度授予特许状的法案在国会两院都得到了通过，但是杰克逊在1832年夏行使了否决权。杰克逊在自己的否决通知书上如此表达道：“有钱有势的人过于频繁地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干扰政府，这着实令人遗憾。”13这位总统于当年秋天以压倒性的优势再度赢得了选举（在直接投票中以54∶37的优势击败了亨利·克莱，在21个州的竞选中赢得了16个州），美国第二银行的支持者失去了重新获得特许状的全部希望。在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到期，随后变成了一家私营银行，最后歇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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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二银行的失败给美国政治和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政治上，伴随着对关税的争论，银行战争结束了“善意的时代”。杰克逊的联盟继承了杰斐逊派共和党的传统，在斗争中更名为民主党。从1833年开始，它们的对手将自己认同为辉格党，接受了历史上挑战国王权威的英国政党的名字（对于这些美国“辉格党”而言，“国王”就是杰克逊本人）。美国第二代政党体系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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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战争的结束开启了货币去中心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只有州级立法机关管制银行。个体商人创立私人银行并发行作为通货的纸质银行券，其价值是不断波动的。私立的以纽约为基地的银行变得规模更大、更有实力，并且很快就能够给新的商业冒险提供担保，尤其是在铁路建设上。然而这些自由的银行政策是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的。1837年，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动摇了整个国家，恰恰就是在美国第二银行停止运作之后不久，1857年又发生了一次金融危机。直到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才创建了能够管制信用并帮助稳定纸币价值的国家银行系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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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关税、拒行联邦法危机以及地方冲突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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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银行危机最为激烈的时候，长期存在的保护性关税问题仍然是北方制造商和南方农场主之间的重要隔阂。南方的农业人口支持1816年的关税政策，但是这种支持很快就消失了。1814年和1828年，当时国会把关税调到了更高的水平，南方人就回到了自己传统立场的对立面。在关税问题上的争斗最终导致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僵局，被后世称为“无效危机”。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分化变得更为固化，这为最终导致南北分裂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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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关税的战役在和银行战争的同期达到了高潮。1828年，亚当斯总统作为受北方实业家支持的马萨诸塞州本地人，对保留奴隶制的南方没有丝毫同情心，签署了一项法案将关税提高到了美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按照设计方案，高关税将会让国外的产品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更贵。北方人更加愿意去接受高定价以保护自己的工厂，但是南方人没有什么工厂，没有这种意愿。除此之外，南方人也担心高关税将会推动它们的贸易伙伴，尤其是英国，也以高关税报复，这将提高英国制造商进口美国棉花的成本，并压低南方种植园园主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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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显而易见的对南方商业的巨大威胁令南方人震怒（更不用说北方对南方明显缺乏同情心），他们开始攻击亚当斯“令人厌恶的关税”。在南卡罗来纳种植园园主约翰·C.卡尔霍恩（曾在亚当斯任职期间担任过副总统，1829年又担任过杰克逊的副总统）的领导下，一些南方政治家掀起了史称“拒行联邦法危机”的反对亚当斯关税的宪法之争。签署国家宪法是在州和联邦政府分权的意愿下进行的，卡尔霍恩强调道，诸如南卡罗来纳这样单个的州保有“拒绝执行”或者说不承认任何被本州公民拒绝的法案的权利，尤其是1828年关税法。既然关税是在港口被收取的，比如查尔斯顿这样的地方，那么关税法案的通过就需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如果南卡罗来纳人拒绝收取关税，联邦政府无权强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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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南方种植园园主，1832年夏，国会通过并由杰克逊总统签署了降低关税税率的法案。愤怒的南卡罗来纳政治家依然坚持认为税率还是太高了。1832年秋，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拒绝执行联邦关税法案的决议。作为回应，复仇心切的安德鲁·杰克逊向国会要求动用武力去这个州收取关税。卡尔霍恩辞去了自己的副总统职务，并且声明：杰克逊任何武力行为都只会让南卡罗来纳找到宣布独立的借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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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内，武力冲突看起来极有可能发生。只有熟练的外交斡旋才能平息危机。在南卡罗来纳废除了自己拒行联邦法令法案的情况下，作为妥协，国会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不过在本次危机中形成的阵线以及有关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关系的法理，为后来的美国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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