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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六章 工人、农民和反托拉斯者对商业巨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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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1877年铁路大罢工从7月开始，当时从西弗吉尼亚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这次工人的抱怨是地方性的，起因是巴尔的摩到俄亥俄一线在1873年金融恐慌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期间多次大幅下调工资，不过这些工人的愤怒却在整个行业的中心地带得到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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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天之内，来自匹兹堡、芝加哥以及圣路易斯等城市的几千名铁路工人发动了罢工，要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数不清的非铁路行业工人团结起来加入了罢工，从对物质上的不满扩展到了对不受抑制且不断增长的公司的剥削势力的大范围攻击。在接下来的数周，全国性的罢工爆发了，扼住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咽喉，几乎让铁路商业运营停摆。45天后，铁路大亨以及他们的政治盟友开始了反击。在美国总统卢瑟福·B.海耶斯的授意下，联邦士兵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使用暴力打断了罢工。在运动被破坏之前，暴力冲突动摇了整个城市。超过100名工人死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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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20年之后的1896年，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政客登上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舞台，接受了民主党总统的提名。他虽已76岁高龄但仍魅力超群。作为民主党和立足于南部、西部的人民党（民粹主义党）之间新成立的政治联盟的代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对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发出了强有力的指责。他宣称，利益集团折磨并剥削农村农场主和贫穷工人这样的人群。在这次后来成为美国演说史上的经典桥段的充满激情的雄辩当中，布赖恩谴责美国东部城市富有的利益集团，出于他们的“硬通货”政策，推动施行价格下跌并让债务人受损的金本位政策。“你绝对不能在劳动者的头上压上荆棘王冠，”他吼道，这让人们想起基督为人类献身的故事，“你绝对不能在黄金做的十字架上折磨人！”布赖恩接下来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共和党的威廉·麦金莱，但是他愤怒的指责标记了对金融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批评的重要时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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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之后，1902年，另一个文采斐然的美国人——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艾达·塔贝尔——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曝光了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肆无忌惮的经营行为。当这些文章汇编为《标准石油公司史》在1904年出版时，塔贝尔在调查性新闻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揭露了洛克菲勒垄断的阴暗面。她提供了关于价格操纵、强行低价倾销，以及强行并购的生动细节，这些操控使得标准石油公司确保了对美国石油行业几乎全部的控制权。除了推动人们对大公司做进一步的新闻调查之外，塔贝尔的作品激发了公众对垄断的反对情绪，而且，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也加速了最高法院在1911年做出把标准石油公司拆分成数十家小公司的决定。和之后的“扒粪者”一起，塔贝尔开启了20世纪早期全美性的反托拉斯运动，该运动致力于通过政府管制来限定大型工业公司的权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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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大公司的迅速崛起也促进了对公司规模、经营范围、权力以及运作模式的强力批评。产业工人指责严酷的工作环境以及低工资，并开始组织工会去反制雇主的剥削。布赖恩这样的政治家将自己的声望建立在质疑东部银行上，认定它们是令许多农民陷入穷困的导火索。知识分子和塔贝尔这样的城市运动分子揭露并攻击综合性、垄断性的厂商组织结构，指出大厂商在威胁中小型企业生存的同时操纵物价上涨吞食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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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大公司各有各的不满，这些大公司的反对者的敌人都是同一个。当重要的选区逐渐确信，垄断资本主义会对工人、农民、小本生意经营者甚至是民主本身造成深刻的、影响它们自身存在的威胁时，对大公司的不满就达到了顶点。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按照一个有代表性的工会的说法，将会“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以及贫苦大众令人绝望的堕落”。4挑战铁路巨人、工业巨头以及国际金融财团根深蒂固的势力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而改革又总是停滞不前且不完整的。不过，对大公司不满的反抗者——工人、农民以及反托拉斯者——在20世纪到来之际动员成了一个范围宽广的同盟，重塑了进步时代开端时期的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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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被组织起来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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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在19世纪中晚期面对的工作环境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无法想象的，甚至对于那些干粗活的或者在简陋作坊工作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成千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工厂、作坊、采石场、矿场、钻井以及铁路站辛苦地工作，工作环境可谓肮脏、黑暗、危险。机械化和化学技术的普及，使得工作本身变得更加枯燥，同时也变得更加危险。繁荣的工业把农村的美国人拉到了城市，和大量涌入的英国移民在过度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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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新的社会秩序的中央，耸立着大型化、综合化的产业公司。随着自身技术、组织架构以及金融工具的扩充，大公司雇用的美国劳动力份额不断增长。例如在1850年，历史学家估计，挣工资的美国劳动力中有21%受雇于矿业、建筑业或者制造业企业；在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2%，在1920年达到了38%。5最成功的企业能够把成本保持在低水平：结合自己的供应者、配送者和竞争者；更有效率地生产商品；改进生产流程；对于数百万在它们阴影中劳动的美国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压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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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就在这种新的产业环境下应运而生。遵循着英国模式（就像其他方面和工业化的历程），最早的美国劳动工会把木匠和鞋匠这样的手工业熟练工人聚集到一起。和中世纪的行业协会一样，这些早期的组织致力于维持对本行业的垄断。随着大规模的生产减少了对专业技能的需要，手工业协会控制了获取知识的途径，管制熟练工人的供给以保持较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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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受薪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工业巨头创造了对工人阶级身份认同更有利的环境，工会在南北战争后的数十年内加速发展。6在传统的小作坊中，即便是新手也和所有者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在相对小范围的集体中劳动。然而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同质化的大公司中工作，与富有的公司老板甚少接触。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的思想，这反过来加强了工人对集体运动的认同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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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经济精英之间的阶级对立最早且最有戏剧性的表现是1869年名为劳动骑士团的劳动工会的成立。官方名称为“守护高贵且神圣秩序的劳动骑士团”，最开始是作为秘密社团组织起来的，该工会逐渐成长为要求产业系统全方位改革的主要代表。和大多数工会不同的是，该工会欢迎来自手工业、销售业以及制造业部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而且在那个时代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鼓励非洲裔美国人和女人的加入。劳动骑士团关于社会认识的中心观念是生产者。只要你生产了某种东西，他们就将此归结为你服务于社会产品的生产，无论你的种族、性别以及生产方式。这个群体排除的唯一人群是“非生产者”，包括酒商、赌博者、律师以及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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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动骑士团受到广泛认同，成为持有对工业化社会全新的激进观念的战士。劳动骑士团在其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自夸有几十万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运动：要求8小时工作日（当时10小时甚至是12小时的换班制都是普遍的），结束雇用童工，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收取分级所得税。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工人不应该被隔离于工厂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外。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的激烈冲突，包括1877年铁路大罢工这样的插曲，他们促进了（在很多情况下操纵了）很多合作式商业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由集体所有并运营的工厂、商店、矿场以及报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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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广泛的吸引力，这种激进的社会设想也面临着致命的阻碍。大多数产业的所有者以及其他金融精英中的成员都把工会视为威胁。工人进行的集体运动或者是亲劳工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增加工资、缩减工作天数还是改善工作环境，看上去都侵犯了神圣的自由市场的信条，并且也挑战着雇主的底线。在1877年铁路大罢工之后的几个月，一个纽约的丝绸商人公开宣称：“没有工会、混乱的罢工或者是足够水平的立法，能够延缓不可被抗拒的法律的运行，它已经决定了劳动力……必须以它能够带来的价值为基础出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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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雇主来说，使劳动骑士团（以及在工业化欧洲和美国传播的激进组织和学术圈子）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极度危险的。和保守的手工业行业协会不同的是，行业协会想要限制获取其成员技能的途径以维持高工资，社会主义者想要挑战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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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春天发生在芝加哥的可怕事故强化了劳动者骑士团同很多商业领袖眼中的激进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暴力的社会主义的联系。在秣市广场的劳动者抗议活动之中，某些人投掷了炸弹，造成了10人死亡。8位被宣布有罪的嫌疑人，都和劳动骑士团有关系，并且在很多方面表现为无政府主义者。劳动骑士团自身并没有被卷入这次事件，但是它的公众形象已经无法恢复了。1886年，其成员数达到了顶峰，在这之后，这个集体的规模和影响力就下降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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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社会主义哲学上的对抗并不是劳动骑士团衰落的唯一原因。在劳工组织排名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竞争，同样加速了它的崩溃。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86年作为手工业行会的联盟成立，就在劳动骑士团衰退的时候崛起。它的首任领导人是塞缪尔·龚帕斯，是一名来自英国的移民，身兼香烟制造者国际公会的主席。虽然龚帕斯推崇改进工作环境，但他一点也不激进。他强调，劳动者可以不通过集体所有而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与破坏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关系的做法不同，龚帕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寻求为行业协会获得更好的谈判位置，行会的领导会和经理人一同坐下商议工资协议、合同以及其他交易。行会也许会将参与罢工和抗议活动作为谈判的策略，但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破坏商业的基础结构。尽管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采取激进行为的呼声不绝于耳，美国劳工联合会还是在龚帕斯的带领下发出最有分量的声音，成为劳工组织的榜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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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龚帕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劳动骑士团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劳动集团的差异并没有减少雇主对行会可能发展成集体力量的担忧。劳资方面的冲突是剧烈的、暴力的。1892年夏天，卡内基钢铁公司动用私人安保军队镇压了由钢铁工人联合会发起的在匹兹堡城外霍姆斯特德钢铁厂发动的罢工。到最后，一连几个小时，被称作平克顿军的卡内基的私人军队，对工人以及市民发动了枪战造成流血伤亡。州属国民警备队平息了动乱，站在公司的这一边，指责罢工领导人为凶手。在数月之内，公众对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支持崩塌了，对钢铁产业形成工会的希望也随之落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是这样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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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公司雇主之间的敌对渗透进了政治领域。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共和党支配了国家政治并且以代表商业界（从北方的实业家到南方的铁路大亨）的党派自居。亲商政策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时任纽约州州长格罗弗·克利夫兰这样的民主党人也拥抱了“老大党”（共和党的别称）紧缩财政以及商业导向的政策。克利夫兰成为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唯一一个民主党总统（分任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共和党人的政治立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13他同样主导了联邦政府和工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勾结的最野蛮、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之一：对1894年普尔曼罢工的暴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