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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农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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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1896年夏天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他热烈的“黄金十字架”演讲时，他为一项在国家农业中心地带酝酿数年的政治运动带来了全国性的关注。这次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民粹主义运动”，在南方、中西部和大平原各州的白人农民群体中得到了最多的支持。尽管该活动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采取了多种组织形式，人们说起这个活动时普遍想到的还是以内布拉斯加州为基地的“人民党”的绰号，该党于1896年布赖恩获得总统选举提名时并入了民主党。（布赖恩接受了两个党派的总统提名，并且参加了两个党派的选举活动，尽管副总统的竞选伙伴不是同一人。）人民党在1908年解散，那时民主党已经接受了人民党的很多政治立场，并且和很多人民党农村选区共同行动。无论如何，农业人口对大企业的反对，尤其是对银行业的反对，对进步时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厚的影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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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民粹主义的活动平台都和左倾的工人政党在目的上重叠，其中包括要求对商业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扩大民主管理。农业派改革者把自己放在反对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位置上，并且指责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他们呼吁累进制所得税，铁路、电报和电话线这类公用设施的国有化，美国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制，限制总统只能任一届，公民选举系统以及更短的工作日。他们同样推进对移民的限制，一部分是为了控制劳动供给（保持高水平的工资），一部分是出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抱有的种族主义、对外国人的恐惧，以及反犹主义信念。民粹主义者同样希望降低关税，这回应了老杰斐逊主义者关于高关税使得农民需要为制造业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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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业政治计划中最为独特的方面，以及布赖恩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后就有的话题，是对东部银行和金融家之于国家政府的影响的攻击：货币政策，尤其是自由铸造银币问题，受到了最主要的关注。白银问题经常困扰历史系学生，因为它难懂、晦涩、技术性很强，但它是19世纪末最为重要的单一政治问题。这一争执把国家分裂成了两半：一边是倾向于只用黄金铸币的人，即单本位制论者；另一边是想要用金银共同铸币的人，即复本位制论者。作为政治竞赛的口号，为白银的辩护很快证明对更大规模的对公司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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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本位制论者，或者说金银复本位制论者，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一样，不仅仅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把国家从华尔街银行家的“货币托拉斯”的不民主机制中解救出来。他们拜访国会要求推翻1873年铸币法，该法律要求美国铸币局仅仅以黄金为基准发行货币，而不是以白银为基准。这部法律使黄金成为事实上的金属货币，减少了经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更少的货币供给导致了经济的萎缩，包括19世纪70年代长期持续的经济萧条以及通货紧缩。包括很多农场主在内的债务人，在通货紧缩的经济中承受了不成比例的额外痛苦，因为在他们欠债权人的钱数保持不变的同时，他们庄稼的价值下降了。与此同时，银行家从价格的变化中获益：如果我借给你100美元而物价下降了，这100美元就比当年更值钱，能买到比当年更多的东西。因此，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白银把整个国家的债务人联合了起来（也包括西部银矿的所有者，因为白银的价值可能使利润增加），对抗在他们眼中的阴险的银行家的诡计之类的东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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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的选举代表了民粹运动在美国政治中发展的高潮。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前俄亥俄州众议员威廉·麦金莱走了传统路线，支持金本位、高关税、反对工会以及其他受金融界喜爱的政策。相反，民主党却处于混乱之中。即将离任的总统是格罗弗·克利夫兰，这位保守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政治家已经通过对普尔曼大罢工的镇压和总体上反劳工的政治姿态引发了工人们的愤恨。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派和共和党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事实上，历史学家基本都认为这些相同点对于克利夫兰竞选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民主党准备选举人提名大会之时，民粹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影响了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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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获得总统提名标志着复本位制论者成功主导了民主党大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富有活力的民粹主义运动给这个国家保守的商业群体敲响了警钟。在麦金莱精明的竞选经理人马库斯·汉纳的领导下，共和党从富有的东部银行家那里筹措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商业所有者通过部署市场势力的方式加强对他们候选人的支持，他们和供应方签订合同要视共和党的竞选情况而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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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麦金莱的竞选让人们确信工人阶级在工业中心的投票人口中有很大的比例会支持共和党。共和党人强调，工人们的生计依赖于强大的商业环境，这反过来依赖于硬通货和稳定的货币政策。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从策略上和左派划清界限。城市的劳动者也许在意识形态上同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更为接近，但是他们从富有的工商业主那里挣得他们的薪水，而那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他们选票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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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莱在1896年以明显优势击败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赢得了总统选举团中的100票和民众选票5%的差额。从全国范围看，布赖恩赢得的州的数量和麦金莱几乎是相同的（21∶23），但是共和党的支持率要高得多，而民主党只是赢得了南部和西部。不过，通过把农民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全国范围的民主党相结合，布赖恩的竞选推动重塑了国家政治。自由铸造银币的目标永久性失败了，但是民粹主义对垄断性银行和铁路公司的攻击成为两个主要政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进步时代的中心内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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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屠戮商业巨头：管制与反托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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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银问题是以反对大型企业的改革者的失利告终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反垄断运动，同所谓的托拉斯问题一起，给美国的商业和公众生活留下了长久的印记。正如当代人对此问题的认识一样，托拉斯问题的成因是，处于自由竞争国度的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势力到了它们能够蓄意防止自由竞争的程度。艾达·塔贝尔对标准石油托拉斯的报道对这一困境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绘：击败他的竞争对手后，洛克菲勒创造了一个没人能够威胁他支配地位的石油行业。自由竞争灭绝了。这种工业资本主义中新的现实斗争，涉及了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和学术运动，并且沿着几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前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法律和商业体系制度上与结构上的显著改变。简而言之，对抗垄断者的斗争为政府管制商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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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有关大公司的所有事情一样，管制的历程也是从铁路开始的。随着农民沿铁路线和电报线向西移动，19世纪中期铁路的扩张创造了稳定的新市场。尽管这些农民把他们的社区和生计归结为铁路的成功，但是他们同样怨恨工业垄断性的定价权力。尤其令人恼怒的就是价格歧视行为，这种行为下形成的价格体系中，短途线路每英里的费用比长途线路的更高。这种波动的价格系统在铁路的立场上看是有道理的——给定装卸货物造成的高额的固定成本，长途运输每英里的成本是有所下降的。不过很多农民和其他商业运货商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体系赋予把货物进行更长距离运输的大规模运营活动特权，并且也不成比例地增加了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的运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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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铁路公司的经济权力，马萨诸塞州政府在1869年开启了全美示范性的州级管制行为。由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两位亚当斯总统的孙子和曾孙子）领导，马萨诸塞铁路委员董事会调查了铁路公司是如何指挥它们的经营活动的，包括它们是如何决定客运和货运费率的。其他州也建立了类似的调查委员会，希望负面宣传的威胁能够迫使铁路公司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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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有力的有关铁路管制的替代性观点在中西部数州成形，这些地区的立法机关更愿意去规定铁路公司能够收取的价格。南北战争之后数年内，在农民之间进行的格兰杰运动的政治活动渐成气候，在1871年，伊利诺伊、艾奥瓦、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通过了所谓的格兰杰法。州政府强调铁路通过给商业提供设施而服务公众，因此建立了管理机构，以实现铁路公司的基本利益和公众获得安全、价格合理并且公平的交通运输设施权益之间的平衡。铁路公司对此是抗拒的，它们敦促州立法者废除格兰杰法。此外，1873年的金融恐慌以及接下来的经济萧条造成了价格的迅速下降，这削弱了对维持管制的政治支持。然而，即便最后被废除，格兰杰法给以公众为名义管制铁路立下了重要的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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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穆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支持格兰杰法符合宪法。不过仅仅9年之后，最高法院就在维伯西–圣路易斯–太平洋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件（1886年）的判决中做出了修正，声明在铁路穿越州境线的地方，州一级别的法律僭越联邦国会宪法的权力是不合适的。（在宪法第一章第八款中，国会被授予了独特的权力，可以“管制和外国之间以及各州之间的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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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的判决导致了在接下来的一年，1877年州际商业法通过，这部法律创造了美国第一个联邦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为了保持价格对于农民和运货商的低水平，委员会禁止了某些修正价格的方式，以及短途和长途线路之间的价格歧视。然而该法案也包含了一个主要的漏洞：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责任是确保运费是“公正且合理的”，但是法案没有指示在实际中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法案几乎没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实际执行权力。因此，直到国会用1906年《赫本法案》扩展了管制的范围，州际商务委员会不过就是一个信息搜集机构，而不是一个强力的监管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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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利用政府机构管理商业活动，代表了控制19世纪晚期企业新生权力的一条新道路。另外一种针对企业垄断势力兴起的策略更为明确，导致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在1890年通过。如果州际商务委员会代表了努力管制垄断行为，那么反垄断运动就致力于完全解散垄断企业。反垄断法案是由其主要支持者——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联邦将军威廉·特库塞·谢尔曼的兄弟）命名的，这部法案通过强力镇压违反竞争行动的方式，寻求维持自由竞争带来的利益。它宣告“任何托拉斯形式的合同、企业合并，或者限制贸易和商业的共谋行为”都是违法的。这部法案并没有像州际商务委员会那样通过建立规则和程序去缓和企业势力，取而代之的是，它要求对“商业贸易的任何领域中，任何将要实现垄断，或者尝试去垄断，或者为了垄断联合他人或与他人共谋的每一个人”提起刑事诉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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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新法律宣布垄断行为是违法的，实际上起诉违法者反而是给反垄断主义者带来无尽烦恼。为了实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美国法律部（于1870年成立，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司法部长）需要去启动诉讼程序。随着克利夫兰和麦金莱这样的新商业共和党人在1890年之后的10年内牢牢坐稳了总统职位，反托拉斯法案的瞬时影响也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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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反竞争活动禁令的任务落在了新一代共和党政治家的头上，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麦金莱遭遇刺杀之后升任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威廉·H.塔夫脱。和他的前任相比，罗斯福更年轻、更性急，欠了富有金融家更少的人情。罗斯福感觉到了大众对于臭名昭著的垄断者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艾达·塔贝尔针砭时弊的书籍把洛克菲勒描绘成冷酷无情的人，尤其是在这本书提到小的独立炼油厂的生活被根除和摧毁的时候。1907年灾难性的金融恐慌，是由不受管制的金融公司的崩溃引发的，也同样增强了公众对垄断者的反对情绪。罗斯福谨慎地开始他的任期，心有戒备地尽量不去冒犯商业群体，但是他迅速指示法律部把目标锁定到最臭名昭著的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人身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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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公司位列榜单首位。在20世纪早期，约翰·D.洛克菲勒横向整合了企业，已经几近控制了整个石油市场。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如果有人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洛克菲勒。追捕洛克菲勒以外的其他人会让整个反垄断事业陷入瘫痪。然而，洛克菲勒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并且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有钱的人，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通货膨胀。他对抗反垄断诉讼的资源几乎是深不见底的。如果他打赢了官司，法律部担心政府能否继续保有公众的支持。正如他们所说，如果你朝国王开火，你最好别打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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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1年，当时罗斯福卸任总统，塔夫脱继任，法律部提出了对标准石油的诉讼。1911年5月11日，最高法院裁决标准石油的行为符合“限制贸易”的定义，方式是反竞争。在写给公众的报告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怀特给出结论，标准石油“向所有人收取过高的价格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然而在面临竞争时，“它经常性地把价格下调到甚至连标准石油自己都没有利润的地步”，从而把竞争对手挤垮。在判决标准石油是非法垄断之后，最高法院要求对它进行拆分。标准石油被强制性地拆分成43个区域性公司，它们之中的很多，像埃克森美孚、马拉松和雪佛龙运营到了今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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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任期内同样打赢了针对其他反托拉斯的官司，包括拆分美国烟草托拉斯（和标准石油一案在同一天被裁决）。这些1911年的判决，正如历史学家路易斯·高拉姆博什强调的那样，“给那些大公司和它们的法律顾问敲响了反托拉斯的警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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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垄断的突袭还远远说不上完备。在1911年，法律部开始了对J.P.摩根旗下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然而在激烈的法律较量之后，最高法院最终在1920年判决，“美国钢铁公司获得的权力，要比任何单个竞争者大得多，但是比不上其他所有竞争者所拥有的总权力大，所以不构成垄断”。29对于反垄断力量而言，美国钢铁公司的存活暴露了反垄断活动的局限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能够成功攻击卡特尔和价格规定机制，但是因为它只禁止限制贸易，而不是总体上的市场支配地位，所以它对限制公司兼并或者遏制工业集中的势头无能为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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