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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屠戮商业巨头：管制与反托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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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银问题是以反对大型企业的改革者的失利告终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反垄断运动，同所谓的托拉斯问题一起，给美国的商业和公众生活留下了长久的印记。正如当代人对此问题的认识一样，托拉斯问题的成因是，处于自由竞争国度的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势力到了它们能够蓄意防止自由竞争的程度。艾达·塔贝尔对标准石油托拉斯的报道对这一困境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绘：击败他的竞争对手后，洛克菲勒创造了一个没人能够威胁他支配地位的石油行业。自由竞争灭绝了。这种工业资本主义中新的现实斗争，涉及了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和学术运动，并且沿着几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前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法律和商业体系制度上与结构上的显著改变。简而言之，对抗垄断者的斗争为政府管制商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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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有关大公司的所有事情一样，管制的历程也是从铁路开始的。随着农民沿铁路线和电报线向西移动，19世纪中期铁路的扩张创造了稳定的新市场。尽管这些农民把他们的社区和生计归结为铁路的成功，但是他们同样怨恨工业垄断性的定价权力。尤其令人恼怒的就是价格歧视行为，这种行为下形成的价格体系中，短途线路每英里的费用比长途线路的更高。这种波动的价格系统在铁路的立场上看是有道理的——给定装卸货物造成的高额的固定成本，长途运输每英里的成本是有所下降的。不过很多农民和其他商业运货商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体系赋予把货物进行更长距离运输的大规模运营活动特权，并且也不成比例地增加了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的运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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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铁路公司的经济权力，马萨诸塞州政府在1869年开启了全美示范性的州级管制行为。由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两位亚当斯总统的孙子和曾孙子）领导，马萨诸塞铁路委员董事会调查了铁路公司是如何指挥它们的经营活动的，包括它们是如何决定客运和货运费率的。其他州也建立了类似的调查委员会，希望负面宣传的威胁能够迫使铁路公司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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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有力的有关铁路管制的替代性观点在中西部数州成形，这些地区的立法机关更愿意去规定铁路公司能够收取的价格。南北战争之后数年内，在农民之间进行的格兰杰运动的政治活动渐成气候，在1871年，伊利诺伊、艾奥瓦、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通过了所谓的格兰杰法。州政府强调铁路通过给商业提供设施而服务公众，因此建立了管理机构，以实现铁路公司的基本利益和公众获得安全、价格合理并且公平的交通运输设施权益之间的平衡。铁路公司对此是抗拒的，它们敦促州立法者废除格兰杰法。此外，1873年的金融恐慌以及接下来的经济萧条造成了价格的迅速下降，这削弱了对维持管制的政治支持。然而，即便最后被废除，格兰杰法给以公众为名义管制铁路立下了重要的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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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穆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支持格兰杰法符合宪法。不过仅仅9年之后，最高法院就在维伯西–圣路易斯–太平洋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件（1886年）的判决中做出了修正，声明在铁路穿越州境线的地方，州一级别的法律僭越联邦国会宪法的权力是不合适的。（在宪法第一章第八款中，国会被授予了独特的权力，可以“管制和外国之间以及各州之间的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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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的判决导致了在接下来的一年，1877年州际商业法通过，这部法律创造了美国第一个联邦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为了保持价格对于农民和运货商的低水平，委员会禁止了某些修正价格的方式，以及短途和长途线路之间的价格歧视。然而该法案也包含了一个主要的漏洞：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责任是确保运费是“公正且合理的”，但是法案没有指示在实际中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法案几乎没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实际执行权力。因此，直到国会用1906年《赫本法案》扩展了管制的范围，州际商务委员会不过就是一个信息搜集机构，而不是一个强力的监管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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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利用政府机构管理商业活动，代表了控制19世纪晚期企业新生权力的一条新道路。另外一种针对企业垄断势力兴起的策略更为明确，导致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在1890年通过。如果州际商务委员会代表了努力管制垄断行为，那么反垄断运动就致力于完全解散垄断企业。反垄断法案是由其主要支持者——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联邦将军威廉·特库塞·谢尔曼的兄弟）命名的，这部法案通过强力镇压违反竞争行动的方式，寻求维持自由竞争带来的利益。它宣告“任何托拉斯形式的合同、企业合并，或者限制贸易和商业的共谋行为”都是违法的。这部法案并没有像州际商务委员会那样通过建立规则和程序去缓和企业势力，取而代之的是，它要求对“商业贸易的任何领域中，任何将要实现垄断，或者尝试去垄断，或者为了垄断联合他人或与他人共谋的每一个人”提起刑事诉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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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新法律宣布垄断行为是违法的，实际上起诉违法者反而是给反垄断主义者带来无尽烦恼。为了实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美国法律部（于1870年成立，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司法部长）需要去启动诉讼程序。随着克利夫兰和麦金莱这样的新商业共和党人在1890年之后的10年内牢牢坐稳了总统职位，反托拉斯法案的瞬时影响也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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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反竞争活动禁令的任务落在了新一代共和党政治家的头上，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麦金莱遭遇刺杀之后升任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威廉·H.塔夫脱。和他的前任相比，罗斯福更年轻、更性急，欠了富有金融家更少的人情。罗斯福感觉到了大众对于臭名昭著的垄断者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艾达·塔贝尔针砭时弊的书籍把洛克菲勒描绘成冷酷无情的人，尤其是在这本书提到小的独立炼油厂的生活被根除和摧毁的时候。1907年灾难性的金融恐慌，是由不受管制的金融公司的崩溃引发的，也同样增强了公众对垄断者的反对情绪。罗斯福谨慎地开始他的任期，心有戒备地尽量不去冒犯商业群体，但是他迅速指示法律部把目标锁定到最臭名昭著的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人身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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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公司位列榜单首位。在20世纪早期，约翰·D.洛克菲勒横向整合了企业，已经几近控制了整个石油市场。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如果有人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洛克菲勒。追捕洛克菲勒以外的其他人会让整个反垄断事业陷入瘫痪。然而，洛克菲勒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并且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有钱的人，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通货膨胀。他对抗反垄断诉讼的资源几乎是深不见底的。如果他打赢了官司，法律部担心政府能否继续保有公众的支持。正如他们所说，如果你朝国王开火，你最好别打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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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1年，当时罗斯福卸任总统，塔夫脱继任，法律部提出了对标准石油的诉讼。1911年5月11日，最高法院裁决标准石油的行为符合“限制贸易”的定义，方式是反竞争。在写给公众的报告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怀特给出结论，标准石油“向所有人收取过高的价格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然而在面临竞争时，“它经常性地把价格下调到甚至连标准石油自己都没有利润的地步”，从而把竞争对手挤垮。在判决标准石油是非法垄断之后，最高法院要求对它进行拆分。标准石油被强制性地拆分成43个区域性公司，它们之中的很多，像埃克森美孚、马拉松和雪佛龙运营到了今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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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任期内同样打赢了针对其他反托拉斯的官司，包括拆分美国烟草托拉斯（和标准石油一案在同一天被裁决）。这些1911年的判决，正如历史学家路易斯·高拉姆博什强调的那样，“给那些大公司和它们的法律顾问敲响了反托拉斯的警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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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垄断的突袭还远远说不上完备。在1911年，法律部开始了对J.P.摩根旗下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然而在激烈的法律较量之后，最高法院最终在1920年判决，“美国钢铁公司获得的权力，要比任何单个竞争者大得多，但是比不上其他所有竞争者所拥有的总权力大，所以不构成垄断”。29对于反垄断力量而言，美国钢铁公司的存活暴露了反垄断活动的局限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能够成功攻击卡特尔和价格规定机制，但是因为它只禁止限制贸易，而不是总体上的市场支配地位，所以它对限制公司兼并或者遏制工业集中的势头无能为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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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进步时代：对工业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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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不满——从巨头公司的掠夺和垄断定价到对公认的剥削，再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启动了美国历史上一项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用“进步时代”这个词形容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到一战开始之间的年份，这是由政治上和学术上对工业化社会快速兴起的反应定义的。既不立足于激进的社会主义，也不根植于没有限制的自由放任经济，进步主义者寻求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剩余的同时保留它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进步时代重新认同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元素，同样也建立了新的机构、政府组织以及对民主承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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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开启了联邦政府在美国日常生活中角色上的转变。在国家层面，包括1906年对纯净食品药物法案的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国家关于食品药品内容的适用准则。在1909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授权收取所得税。这条举措于4年后得到批准，给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提供了有宪法保障的现金流，要求更富有的个人和营利性更强的公司把更多收入贡献出来。同样在1913年，另外一条宪法修正案确定美国参议员由选举人直接选举，而不是由州立法者间接选举。这一改革反映了对腐败的广泛关注以及对出身名门的金融精英们相互拉帮结派的担忧，同时也表明了对民主的信心得到恢复。1914年，国会在国家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的支持下，建立了联邦商务委员会，将反托拉斯执行进程制度化和官僚化，以使得竞争政策更加透明且不具有党派性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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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这些以及其他结构和法律的改革，进步主义者直面公司规模和经济集中的问题，同时重新肯定了私营商业系统本身。进步派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波士顿的零售商爱德华·费林，本身是最为杰出的商人，把管制视为创造稳定、可预测且以增长为导向的商业气候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无论管制是联邦层面的还是州政府层面的。32通过强调对大公司的不满和批评，进步主义者致力于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混乱世界中强加上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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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七章 现代生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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