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72235
美国商业简史 [:1703771244]
1703772236
美国商业简史 通用汽车和现代公司组织
1703772237
1703772238
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到20世纪20年代，想象出的就是富有活力且令人激动的画面，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一样狂野的派对，尽管有全国禁酒令；或者是彻底狂欢、轻佻的女子以及爵士乐。这段关于流行的记忆反映了美国经历的经济巨幅增长，当时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走到了一起，而接下来的就是短暂的战前萧条。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从中受益，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中长期存在的抱怨还在持续，种族暴力和不断固化的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也是如此。推动经济繁荣的关键力量——产业聚集以及消费性产品和服务的全国市场的整合，加剧了这些冲突。
1703772239
1703772240
以农业科技的进步为例，虽然作物的产量增加了，但是价格也因此下降，这对城市的消费者来说很不错，但是对农业社区而言就是危机。面对激烈的竞争和下降的利润，很多农场主觉得无可奈何，只能播种超过他们承载力的作物。过度种植不仅对土地的生产力造成了压力，农产品大丰收也同时湮没了市场，这使得价格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工业制造业巨大的成功给予了经理层对工人更大的影响力，而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其成立工会的努力过程中会遭遇十分凶残的反对。保守的政治气候作为进步时代激进的改革的反应，按部就班地支持经理层对劳动者的特权，正如它数十年来所做的那样。
1703772241
1703772242
在一战之后的几年，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保留了通用电气、美国钢铁、杜邦这样的大型综合化制造商，这些公司因为进一步整合的全国市场和复杂化的管理而繁荣。在那些年，大的产业变得愈发一体化了，许多今天著名的公司出现并得到扩张，其中包括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时代周刊》、华纳兄弟（时代华纳的前身）以及迪士尼。19
1703772243
1703772244
20世纪20年代同样也是福特公司——这个市场领袖以及在20世纪初期合理化生产方面的创新者，开始走向衰落的时代。在1924年，美国生产的汽车当中有2/3是福特T型轿车。在接下来的两年，福特滑落到只占总产量的1/3，而其主要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实现了销量的翻番。根据1927年一位评论员所说，福特就像是《白鲸记》里的著名白鲸莫比·迪克，曾经一度是“汽车销售七大洋中有绝对权威的大师”，但是现在“受伤了，血液也喷涌而出”，还有着想要“把它的脂肪炸掉”的对手。20事实的确如此，通用汽车就是这么干的（比亚哈船长所做的还要成功）。在1929年通用汽车的市场份额就和福特持平了，此后通用汽车成为最大的美国汽车生产商，支配了市场。21
1703772245
1703772246
为了赢得这样的变革，通用汽车成功地推行了两个战略，标志了公司组织的现代形式以及20世纪20年代发展战略的胜利。
1703772247
1703772248
通用汽车成立于1904年，当时一位来自密歇根州弗林特——在福特的底特律总部西北方向只有70英里的地方——的马车制造商威廉·杜兰特，接管了绩效很差的小汽车公司别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杜兰特扩大了别克轿车的产量，并且在其法人的保护下吸收了数十个其他汽车制造商，这沿袭了由标准石油这样的大型炼油公司引领的横向一体化模式。如此之快的速度也造成了组织上和经营商的困惑，因为其多家子公司（奥兹摩比、凯迪拉克等）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内部结构、产品以及公司文化。通用汽车当中的很多产品瞄准的都是同一类型的消费者，这导致了令人沮丧的内部竞争，最终影响了利润。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杜兰特通过发起和杜邦公司的重要合作，把公司放到了重新解决这些问题的轨道上。22
1703772249
1703772250
杜邦是一个由家族所有的公司（于1803年成立，起初是生产火药的），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着手于经营以及管理层面上的大规模转变。在借助了1913—1919年军事产生的大量需求之后，新一代的杜邦管理层把公司导入了新的方向。工人总数增长了16倍，达到85 000人；资本花费增长了4倍，原因在于公司得到了扩展；业务不仅限于生产爆炸物，而是涉及多种化学产品，包括人造纤维。但是在这次扩张当中，杜邦保留了传统的管理结构，销售、生产、研究和审计之类的功能是集中化的。随着为不同市场所设计的产品数量不断增长，销售人员不堪重负，无法协调。而关于公司水平投资的最高级别决策——比如进入什么市场、在哪些方面进行新研究的投资——也因缺乏沟通而问题重重。
1703772251
1703772252
通过率先使用被称为“去中心化（分权）管理”的新策略，杜邦和通用汽车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解决了这些结构性问题。实质上，它们基于产品重构了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对于杜邦就是色素、染料和其他产品，通用汽车则是雪佛兰、别克和其他产品），而不再是基于销售和审计这样的不同职能。在分权管理结构下，每一个产品都有自己的营销力量、市场团队、会计师以及研究部门，而这些经理要向更高级别的执行官汇报，执行官现在能够看到个体单位是如何表现的。这种分权管理方法允许公司在没有后勤压力的情况下扩展。增加一个新产品，或者兼并一个竞争对手，不再要求一块一块地整合新业务的方方面面；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只需要在其管理图表上增加一列。
1703772253
1703772254
对于这次管理上的发展，商业历史学家同时为通用汽车和杜邦歌功颂德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公司的财富，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或者象征意义上，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这之前的10年之间是捆绑在一起的。在临近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通用汽车董事长引入了皮埃尔·杜邦（领导杜邦集团扩展的杜邦家族的年轻一代），成为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和董事局的主席。1920年，通用汽车仍然处在挣扎之中，杜兰特从他建立的公司当中辞职，把他的董事长和股份转让给了皮埃尔·杜邦。在这之后不久，杜邦雇用了一位名叫阿尔弗莱德·斯隆的年轻工程师，把分权管理带到了通用汽车。
1703772255
1703772256
和弗雷德里克·泰勒一样，阿尔弗莱德·斯隆具备工程师背景和投身于理性化组织结构设计的强烈意愿。他在经理人之中设下了审计链条并促进了内部的交流。在生产端，通用汽车分化了其多样的品质和模式，把它的汽车瞄准于消费市场中互不相干的部分。通用汽车下面的产品再也不会处于直接竞争的关系了：比如凯迪拉克和雪佛兰相比，吸引的客户就更富有。汽车的生产、营销和定价也据此执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斯隆的分权管理结构之下，通用汽车超过了福特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1703772257
1703772258
斯隆也拒绝了亨利·福特所有的汽车都必须一样这一信念，福特曾说：“正如在针线工厂出产的一枚针头和另一枚针头长得类似一样。”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品位会随着大众消费性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这一点，通用汽车的老板理解得要比福特好很多。斯隆总结道，汽车的购买者会为样式和时髦支付更多的钱。结果就是，通用汽车在每年推出其汽车的新款式方面成为先驱，并且能够让汽车有不同的颜色和装饰。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亨利·福特去世后，福特公司才开始明白汽车营销的现代策略。23
1703772259
1703772260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大规模机构伸向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司成百上千地雇用工人，在价格、产品和政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为了它们的普世性，现代工厂和它们的前辈相比，更加非人性化，也更加分离。这大概就是现代性的中心精神了：美国人在彼此联系得更紧密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原子化，更容易获取物质产品同时又被隔绝于产品的生产之外。从汽车到收音机，从李施德林漱口水到剃须刀，现代商业公司和大规模消费的胜利，对美国人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接下来的两章所介绍的，到了20世纪中叶，公司成为羽翼丰满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在播种繁荣和机遇的同时也制造了强烈的不满与冲突。
1703772261
1703772262
1703772263
1703772264
1703772265
美国商业简史 [:1703771245]
1703772266
美国商业简史 第八章 从罗斯福到罗斯福：商业和现代国家
1703772267
1703772268
1703772269
1703772270
1703772271
1703772272
1703772273
1703772274
美国商业简史 1907年夏天，就在金融恐慌席卷华尔街并使美国陷入又一场恐怖萧条之中的之前几个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到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旅行，为清教徒纪念碑奠基。在那里罗斯福对过往大加赞赏，尤其是努力工作和节俭这类体现出美国人与早期英国殖民者有着长期关联的价值观念。罗斯福利用这个契机借古喻今。
1703772275
1703772276
总统解释道，工业化资本和大企业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制造了此前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挑战。“资本的大量积累”作为工业化社会的标志，形成了对他所推崇的美德的重大威胁。朝圣者和清教徒（然而这个词用错了）的坚定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觉醒已经被生产过剩和腐败的公司文化所取代。过去一度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被“极度富有的罪犯”所取代，毫无道德的资本家“通过特权、阴谋诡计和道德败坏积累财富”。后果就是美国的民主法则和道德的死亡。
1703772277
1703772278
假如工业经济造成的问题是历史上特有的，那么，解决方法也同样如此。为了应对现代市场，罗斯福和其他改革者呼吁形成一个现代的实行管制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对涉及公众利益的私人商业事务进行管制。他们的意见在罗斯福的清教徒纪念讲说中能够得到比较清晰的反映。罗斯福总统呼吁切实执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以及“全国性的为营利性行业公司设立的公司法”和铁路一类的设施由国家管控。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总统公布了垄断问题的进步主义解决措施。他坚持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1
1703772279
1703772280
在将近30年之后，另一位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的远房堂侄富兰克林，接管了总统职位。1936年10月，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咆哮的人群之前，这时距离他三次连任的第一次只有一周了，年轻的罗斯福把目标对准了不知廉耻地搜刮的资本家。富兰克林以民粹主义的立场回应了他进步时代的堂叔，攻击那些阻碍他进行新政改革的“经济保皇派”。罗斯福指责道，“他们是和平的敌人”，犯下了“垄断商业和金融”“不顾后果的借贷”以及“发战争财”的罪行。在面临真正的商业管制以及遭遇大萧条灾难的情况下，这些经济势力现在“因为对他的仇恨而联合在一起”。罗斯福确信处理大公司是一个聪明的政治策略，于是他奚落他的批评者，声称“我欢迎他们的仇恨”。2
1703772281
1703772282
在他们大张声势的公开演说当中，这两个罗斯福都运用了相似的语言，尽管他们的总统任期相隔了几十年。他们激烈而又毫不含糊的对某些商业领袖的批评代表了围绕着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有争议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对于20世纪前1/3阶段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制。现代公司制度的产生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传播也让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兴起，该运动致力于扩大管理机构的权力以让其成为捍卫民主和平等的堡垒。总的来说，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标志了值得注意的政治改革时刻，同样也见证了对改革的强烈抵制的出现。
1703772283
1703772284
对于很多商业领袖来说，政府管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对他们社会角色的冒犯，同时也对他们的生意形成了挑战。其中一些人选择与新的管制和平共处，甚至找到了从中获利的途径；另外一些则坚决与进步主义政治划清界限。他们指责道，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扫清了通向自由和增长的障碍，而政府的规则和管制没有任何美国色彩，甚至带有煽动性。据伊雷内·杜邦所说（皮埃尔的弟弟，于1919—1925年任家族企业的总裁），罗斯福新政“不过是把社会主义教条换了个名字”。3很多美国大公司的领导者都同意这一点，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政治俱乐部和贸易协会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