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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爵士乐年代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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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繁荣的经济看上去符合胡佛的社团主义思想，而那几年商业领袖也取得了在美国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层面中的崇高地位。在战争结束时的短暂萧条之后，商业周期在1922年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扩张阶段，而接下来的4年更是赢得了“爵士乐年代”（也叫“咆哮的二十年代”）。高效的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分配技术、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消费导向性产品的扩散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在一战的破坏之后，由于受到新的科技奇观冲击并且厌倦于外来的纠缠，很多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拒绝改革精神，而改革精神正是进步时代具有活力的原因。美国人开始拥抱一种对社会繁荣尤其是对于商业持保守态度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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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商人来说，这种“保守”意味着卷土重来的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维护，意味着比以往更强有力地运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全国政府层面促成商业友好型政策）。正如《华尔街日报》在20年代中期所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过的，能够有这样一个如此完整地和商业融合在一起的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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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公司和组织化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能证明这种融合了。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推动了激进左派基础上的“红色恐怖”。在一战结束阶段，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让很多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商业领袖确信民主化工会的激进主义代表了和国外共产主义同样严重的威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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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引人关注的劳工运动是在钢铁行业展开的。1919年9月，从科罗拉多到纽约，全美大约有35万名钢铁工人罢工，他们早前与管理层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但最终破裂。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下，钢铁工人四处动员呼吁更高的工资以应对战后显著的通货膨胀，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8小时工作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要求自己的工会——钢铁工人和锡工联合会——得到官方的认同，而这一点是钢铁企业主拒绝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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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人大罢工是劳工力量在美国历史中最强有力的一次展现，但是它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但是正如他们在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和其他数不清的罢工中所经历的一样，公司所有者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和对地方、州和全国法律执行的影响力，在数月之内暴力镇压了罢工。工会又一次未能坐上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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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罢工强化了商业领域和大部分民众反对工人的情感。美国人害怕产业工会，其成员更有可能是不掌握技术的移民和少数族裔，代表了由国际共产主义发动的第五纵队攻击，这是对公众安全、繁荣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商业领袖在负责反对工会上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公众对激进政治的敌意也增加了，这使得工会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正如著名劳工历史学家戴维·布劳迪所说，“组织化的劳动者在战后时期不能形成任何威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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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慌、反工会主义以及总体上的紧缩性策略都有助于一种政治文化的复兴，这种文化20年来拒绝了许多改革导向的和管制导向的准则。共和党克服了改革派和保守阵营之间的分化，在继1919年控制国会、1921年控制白宫之后，重拾它的根基做回了为商业站台的政党。这种商业友好型的保守主义塑造了很多领域内的政策，而不仅仅局限于关税这个老问题上。有共和党背景的1992年福德尼—麦肯伯关税法把进口税提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对那些因此懊恼的乡村生产者来说，高关税不仅仅保护了制造商，同时也标志着在更大范围内美国人想要从参与更宽广世界的活动中抽身的意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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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体现商业友好型政治塑造国民生活的另一个问题。美国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于1913年进步时代的巅峰时期被批准，它赋予联邦政府根据个人和公司的收入进行课税的权力。在一战期间，所得税对政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税收制度是极度累进式的，只适用于赚得最多的那些人。在1918年大约只有15%的美国家庭交了所得税，最富有的1%贡献了大概80%的税收，有效税率大约占他们总收入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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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除了约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福特的儿子埃德塞尔·福特之外，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是这个国家交税第四多的人。他发起了一项反对税收的运动，这后来形成了在未来几代人之内（直到现在）展开的税收辩论。梅隆对于累进税制的批评可以被概括为日后人们所说的供给侧学说，他强调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会因为削减投资而拉低经济净增长。进一步地，高税收也给予了富人阶层强有力的隐藏收入的激励或者诱使他们欺骗税收系统。梅隆坚持认为，降低税率能够在增加富人顺从性的同时也让富有的美国人在经济生产活动上花费更多。在柯立芝执政期间（1923—1929），梅隆实现了他的很多目标，个人所缴纳的最高税率从73%下降到了25%。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遵循着梅隆给出的药方，同样也降低了对可继承财产的征税，也就是房产税。他们提升了免税的上限（继承的房屋只要不高于某个值就不用交税），并且把最高税率从25%降到了20%。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只有一半被继承的财产需要交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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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也许双方分歧最大的议题就是全国禁酒令，包括商业在内的整个政治世界，都因此被分割成了湿派和干派。在1919年，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的发布引起了一项大范围的社会实验——禁止“含酒精液体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有关禁酒令的政治长期以来吸引着历史学家，因为禁酒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保守主义（反天主教且反移民的）进行社会控制的努力，同时也表明进步主义以健康为名推动改革。尽管很多商业领袖在道德上和社会舆论上认同禁酒令，但是很多人依旧认为禁酒令是联邦政府对私人部门不公正的干涉。（不出意外地，这种观点在施利茨和安海斯–布希这样的主要啤酒制造商之中格外流行。）实际上，1933年的废除禁酒令活动中一些最为活跃的支持者，是一些商业领袖，他们担忧禁酒令会成为政府具备控制商业活动能力的危险先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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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年代依旧是狂野的，关于税收和酒精的政治争论对于抑制在工业领袖、贸易协会和华尔街投资者之中广泛传播的狂热情绪没什么作用。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话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处于活跃的时期”。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汽车的产量很高，就业人数在1925—1929年稳步增长。长期的经济繁荣和走私党以及轻佻女子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形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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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狂野程度或许能够在疯狂上涨的股市当中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尽管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1792年成立的，股票交易也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是这个行业随着铁路公司的扩张才真正起飞，而铁路公司用股票筹措资本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股票价格投机成为19世纪末大公司扩张的中心，到了20世纪初期它就成为金融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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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1年夏天开始，由最低点翻了五番。股票总市值最快速的增长发生在1928年和1929年的上半年。有着更多收入用以购买消费性产品的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自然推动了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的上涨，但是驱动股票价格的力量还是投机——投资者期望逢低买入、逢高抛售。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发明了一套被称为“交押金买进”的系统，这使得投资更为简单。在这套系统下，投资者可以只用一小部分比例的现金购买股票，剩下的钱可以从经纪人那里借。“交押金”的意思和分期付款以及投资的成交价格不同。如果股票的价格上涨了，投资者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卖出股票，然后偿还经纪人保证金贷款（比借的数目多一些），在获取一定利润的情况下撤出。如果经纪人想要收回贷款，他就会对投资者发出“回收保证金”的要求，强制投资者偿清贷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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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这种操作的风险很大（如果股票价格下降，投资者或许无法偿还经纪人欠款），但它在20世纪20年代繁荣的市场当中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交押金买进也同样得到迅速发展。加尔布雷斯估计经纪人于20世纪20年代初借出的贷款总量在10亿—15亿美元。192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5亿美元，到了1927年年末就变成了35亿美元。给股票购买者的贷款总量从1928年6月的40亿美元攀升到了60亿美元。到了1929年10月，证券经纪人发放的贷款总数超过了85亿美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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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繁荣让很多美国人确信现代商业实践征服了从繁荣到萧条的商业周期的邪恶力量，商业周期在历史上始终动摇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也有一小部分呼吁对股票投机采取限制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共和党人总统赫伯特·胡佛。胡佛于1929年3月就任，尽管他表面上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在私下里也敦促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控制它们的投资狂热并放慢保证金贷款的发放。不过这样小心谨慎的提醒终究是特例，大多数商人相信大好时光会持续下去。“股票价格还不是太高，而华尔街不会经历本质上破产的事情。”1929年9月5日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回应市场震荡时如此公开宣称。他继续说道：“我们生活在经济繁荣不断增长的年代，作为结果，公司和个人挣钱的能力也得到增强。”仅仅过了一个月，费雪又改口说股市已经达到了“永远持续的最高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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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遭受重创：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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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终究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30年代，美国从20年代的高峰跌入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中，同时也把世界大多数经济体拉下了水。1929—1933年，股票市值跳水，银行倒闭，储蓄被清空，数千人的农场和房屋因为债务违约而被取消赎回权，数百万人失业。随着美国长期陷入金融危机以及令人绝望的大萧条，美国商业辉煌的日子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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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还在继续讨论大萧条的原因，他们唯一无异议的是美国经济已在20年代末进入了商业循环的紧缩期，从而全球都陷入经济灾难。到1929年，不稳定的迹象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其中包括不断下降的农产品价格以及大量的房地产投机上的损失，尽管损失控制在局部范围。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大多数商人，没有明智地注意到这些，直到1929年10月股市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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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9月初达到高点之后，股市就开始上涨乏力。提供保证金贷款的经纪人和银行担心股票价格即便小幅度下降也会造成投资者无法偿还贷款。于是他们开始回收贷款。反过来股票持有者尝试在价格没有下降太多的时候抛售他们所拥有的股票。这种大规模的抛售转变成自我应验的预言，推动了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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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的领袖开始着手于为已经陷入紧张的市场护盘。在10月24日星期四交易日开始的时候，股票市值已经损失了超过10%，而一干顶级金融家突然活跃了起来。在J.P.摩根办公室的会议上，这一银行家团体同意联合必要的足够多的资本为其他投资者发送稳定军心的信号。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前往证券交易所，该代表为美国钢铁这类备受瞩目的股票报出了一系列数目大且价格偏高的报价。他们的目的是重塑市场信心并让其他人确信应当停止抛售行为。这个计划在短时间内看起来发挥了效果，但是马上人们就清楚地发现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全面金融恐慌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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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延续到了周末闭市的时候，并且在星期一交易恢复时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抛售。金融海啸的闸门最终在接下来的那天——1929年10月29日（这个日子很快就被授予了“黑色星期二”的称号）——打开了。陷入疯狂的交易者以他们能够成交的任意价格出售股票，价格看起来是没有底线的。到了中午有800万股股票被转手，当市场关闭的时候总共做成了1 600万笔交易，这一成交量纪录直到1968年才被打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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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股市的崩盘仅仅是一个开始，在1929年10月之后的年度和月度经济变得更糟糕了。随着投资的财富消失殆尽，消费者的需求下降，价格也降低了，这把很多公司推向了毁灭。公司利润总额从100亿美元跌落到10亿美元，下降幅度达90%。随着工人失业，消费者的开支甚至下降得更厉害，陷入了恶性循环。到了1932年，超过10万家公司倒闭。到了1933年，个人非农业劳动力中的失业率达到了30%，或者说有1 150万人口失业。在1933年市场触底的时候，名义GDP只接近1929年时候的一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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