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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危机时代：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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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记忆中，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满剧变的时代。政治暗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主流文化和迷幻摇滚音乐等是这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之后的70年代则恰恰相反，那个时期常被视作是对60年代种种事件的事后反应。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混乱后，陷入了一种松懈状态，以俗气的服饰、发型和音乐作为象征。政治方面也乏善可陈，相比起高尚的政治思辨，尼克松时期的丑闻和卡特时期的压抑感反倒能更好地凸现这个时代政治的特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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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忽视70年代的存在是个错误。经济、就业、政治等往往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物质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会得出结论：在塑造国家历史上，这个时代起到了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关键的作用。诸多事件的发生让许多美国人想要忘记这个时期——通货膨胀、石油和能源危机、自由贸易争论、城市的衰退等。但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正是这些事件促使金融业迅速崛起，并在之后数十年间逐渐统治了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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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自二战后开始高速增长，但到了70年代初，其增速大幅降低。在肯尼迪举办就职典礼（1961年1月）到尼克松在白宫度过第一个圣诞节（1969年12月）这107个月内，美国经济的扩张没有受到阻碍。但在随后的1970年、1974年、1978年及1981年，美国经济遭遇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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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1973—1983年，美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升8.2%，且有数年CPI的涨幅达到10%。当时以及现在的学者，都在争论这种价格上涨的确切原因，有许多重要因素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如自1965年开始，政府在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上不断增加的开支加剧了通货膨胀。同时，美联储希望通过保持低利率来追求经济增长，对货币管理不善也是原因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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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价格上涨的还有国际事件。1973年秋天，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对美国和几个西欧国家实施了禁运令，报复这些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反抗叙利亚和埃及的行动。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9年，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产物，宗教领袖霍梅尼战胜了拥有美国背景支持的国王礼萨·巴列维。1980年，原油的价格已经是1970年的12倍。石油作为极为重要的资源，其价格上涨导致交通运输业、农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的成本上涨，这让通货膨胀问题又进一步恶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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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缩水的企业利润，来自外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产品引发的愈发激烈的竞争，从汽油到牛肉各种物品的价格上升，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让美国的经济环境都非常糟糕。今天对那段时期还有记忆的人，仍会频繁回忆起当时令人忧虑的滞胀（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反常地结合在一起）现象。于美国经济而言，这种现象是一种双重痛击：物价不断上升，消费者能花的钱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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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影响了美国人的消费、储蓄、投资以及退休规划的习惯。1974年，一群立法者通过了ERISA（《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尽管诸多大公司（也是美国最大的雇主）坚决反对调整个人退休金系统，这一法案依旧颁布实施。法案的支持者，包括当时的自由派参议员、纽约共和党人雅各布·亚维茨认为在公司违反退休金协议时，这一法案将成为工人保护自己的工具。为了让这种由雇主赞助的医疗保险和退休津贴制度更加透明，ERISA强化了退休储蓄系统。然而这也为金融业打开了新的市场，因为在ERISA出现后，雇员会向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提供新的资金，而公司希望第三方投资经理能帮他们从中获取正收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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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公司而言，金融机构可以解决滞胀引发的各种问题。在通货膨胀时期，钱会逐渐失去价值。很多人对此的应对是，尽快将这些钱换为商品，或者碰运气找到保值品，再或者找到一种回报率能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投资方式。历史学家发现，70年代的滞胀让储蓄率大幅降低的同时，也刺激了消费，并进一步抬高了这段时期商品的价格。然而如果消费者如此调整他们的消费习惯以应对滞胀，对于储蓄者而言，日子会更不好过：他们很难找到一种保证良好收益率的储蓄资产方法。对他们而言，野心勃勃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新型投资工具就是很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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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期（存在明显通货紧缩的时期），在银行管制系统启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能提供的利率是受法律所限制的。但这种利率限制只适用于商业银行，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机构和投资机构的职能和应遵守的条例合法地划分开来，为投行创造了一套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传统上，只有像高盛这样的投行能够整合来自大企业以及个人客户的资金，并将其用于购买债券。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金融企业将这种方式逐渐变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基金将投资行为调整得像传统的证券投资，让基金里的账户保留了商业银行账户的外观，因此账户持有者可以无偿从账户中取出资产。由于规避了商业银行的管制，基金的回报率又远高于商业银行。因此，非商业银行在这段时间拥有大量可用于投资的新资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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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还重塑了传统的投资渠道，尤其是对债券市场而言。传统上，如高盛、雷曼兄弟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只会为安全且有良好信用评级的公司或者需要融资的政府机构开展承销债券业务。在为债券发行者的高信用评级做担保后，这些投行会将这些保守型债券销售给富人和保险公司。这些债券尤其是公司债券，普遍较为安全，没有承担巨大风险，也不会支付特别高的利息，因此也没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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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来自退休金系统和共同基金的资本会更多地涌入债券等投资工具中，并且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增强（如果高风险意味着能抑制通货膨胀的话）。因此金融创新者设计了新型债券——安全性降低，但收益率提高。这种高收益债券，又被称作“垃圾债券”，成为华尔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投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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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改变规则：解除管制背后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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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上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推动了美国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使人们日渐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做经济的掌舵人。无论是对于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制订的经济计划都在不断丧失公信力。对于左派，这种不信任反映的是他们对越南战争幻想的破灭，是他们对国防部和私人企业暗中合谋的指责，也是他们对水门事件中暴露出的政府和企业腐败行为的厌恶。对于右派，这种不信任反映的则是保守主义思潮对自由主义愈发猛烈的攻势，而自由主义是联邦福利国家体制和约翰逊政府国内计划（包括“向贫困宣战”计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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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被证明，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引导了之后政府大范围解除行业管制的行为，并获得了诸多群体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彼此政见不合）。1978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空运管制解除法》，这是一项由诸多自由派政治家（如泰德·肯尼迪）、消费者行动主义分子（如拉尔夫·纳德）以及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分子（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牵头的法案。这些反对航空管制的人认为一个更多由市场驱动的航空业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航空公司就会更有动力降低费用并最终提高服务质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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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管制解除法案重塑了运输业和流通业，《铁路振兴和规制改革法》（1976）及《汽车承运人法》（1980）分别允许铁路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自行定价并选择运输路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能完全被运输公司剥夺，最终国会决定，解散这一历史最悠久的联邦管制机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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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管制的行为还影响了市场效率。在70年代中期，许多人担心AT&T在本地电话和长途电话上的垄断会让这个公司变得太过庞大。这也会进一步阻碍其他电讯行业间、新设施间以及微波和卫星技术间均存在的竞争。1974年，美国司法部最终向AT&T提出反托拉斯诉讼。这场长达8年的诉讼以AT&T的解体告终。它剥离掉原有的本地电话业务，专注于长途电话服务，而在这个行业中，它会直接受到来自MCI运营商和Sprint电话公司这些新兴公司的挑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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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加限制的解除管制行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应更多还是更少地参与经济事务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尽管事实上这种对立是虚假的。研究管制的学者指出，与其说解除管制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更自由的市场，倒不如说它只是改变了管制系统内的具体规则和结构。11这种转变的效果，往往是通过有意识地创造和培养本不存在的市场展现的。比如，取消对汽油的价格管制后，从市场来看，无论这么做是否明智，国会却仍然要求所有拥有输油管的公司按相同的费用和服务标准将汽油提供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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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管制对经济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航空费用大幅下降，更多的人可以乘坐飞机，飞机乘坐人数从1980年的2.97亿人上升到1990年的4.66亿人，2007年上升到7.70亿人。长途电话费用从70年代的每分钟25美分下降到90年代的5—1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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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许多摆脱管制的行业发生了企业兼并。尤其是航空业，可以利用行业固有的规模经济特点来消灭或者接管竞争企业。90年代，少数的几家航空公司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的空中交通系统。航空公司数量的减少，说明解除管制这一行为事实上削弱了航空业内部的竞争，这与解除管制最开始的意图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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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这种反管制思潮也导致了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变化。自30年代开始，金融服务业的关键职能被分配给不同的机构，如商业银行一直不受理房贷业务，职能也一直与投行的职能有所区分。如标准石油公司创建者的孙子、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领导者大卫·洛克菲勒，就曾被联邦法令禁止向需要购买房产的人提供贷款，其他金融家亦如此。此外，法令限制了洛克菲勒家族商业活动的范围：大通银行不允许在其所在州（纽约州）以外的地方开设分行。即便在纽约州内，州内监管者为保护小银行，也禁止大通银行在指定的若干县内开设分行。另外，法令禁止投行办理某些金融业务，如为企业提供资金、融资并购以及发行债券等。投行也不能向房主提供抵押贷款，或者向存款人提供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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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1980年，国会逐渐放松这些规定，整个过程持续了较长时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放松了对银行和其他类型金融服务公司的要求。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它们可以成为客户的经纪人，帮客户买卖股票。银行的并购也变得更加容易，掀起了一轮大的并购浪潮。在这种逐渐放松管制的体制下，州际银行不断扩张，使得最初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崛起并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最终，克林顿总统于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又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份法案的通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花旗集团的紧急要求，其在法案通过前一年并购了旅行者保险公司。该法案对不断发展、流程已较完善的银行业务给予了官方许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至此退出历史舞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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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卡特总统任内开始解除金融管制（此时卡特总统即将退位并丧失作为总统的权力）。这从经济和文化形象上改变了金融服务业以及华尔街扮演的角色。其中借贷行业的故事，则深刻揭示了解除金融管制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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