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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必须摒弃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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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来以日本魂、武士道而自豪的我国的工商业者被说成是缺乏道德观念，这实在是件令人可悲的事。如果探寻其由来，我觉得这是因袭教育的弊病所致。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更没有深远地究其根源。但在我看来，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派的儒教主义，被在维新之前掌握着文教大权的林家一派的学说赋予了浓厚的色彩。他们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接受道义的约束。林家学派的宗师朱子，只是一个大学者，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学风也产生了说和行的区别，即儒者是讲述圣人学说的，而俗人则是应忠实地履行的人，到头来仁义道德都是统治者们的事，百姓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百姓只要耕种政府所给予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拨动算盘珠，就是尽到了责任。这种结果成了习惯，因此就缺乏爱国家，重道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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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数百年所养成的坏风气，已经熏染成入厕而志其臭的地步。在这环境中，要做一个有道的君子，本来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欧美的新文明，又乘道义观念缺乏之机输入，翕然使人们趋向功利主义，更助长了这种坏风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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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伦理学很发达，修养品性的呼声也很高，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宗教，与我国的国民性有不相同之处，所以其中最受欢迎而形成最大势力的并不是那种观念，而是在生产致富方面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科学知识，也就是有关功利的学说，富贵可以说是人类的欲望，可是对缺乏道义观念的人，一开始就教以功利的学说，就是火上浇油，煽动其欲望，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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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出身于低级生产者，以惊人的毅力，立身头家，从而跃上显赫的地位，这些人果真都是一直立足于仁义道德，循正路、守公德，以俯仰天地毫无愧色至今的吗？为了使与自己有关的公司、银行等事业兴旺发达，昼夜不断地尽心尽力，作为实业家而论，的确是卓越的，对其股东来说，也不可谓不忠。但是，如果为公司、银行尽心尽力的精神，仍停留在为自己牟私利这一观念上，增加股东的红利也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金库，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使公司、银行破产，使股东亏损的。孟子所说的“不夺不厌”就是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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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那种为富豪巨商工作的人，如果单从其事迹来看，可以说是忠于职守者。但是，这种忠义的行为，完全是从自己得失的考虑出发的，原因是富了主家自己也会富。虽然说，被人看作掌柜的下手，并不光荣，但如果其实际收入而远远优于一般企业家的话，那么也可以不顾声名身份而去从事的，这时，他的忠义实际上是在于利益问题这四个字上，毫无疑问，同样是在道德准则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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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人把这种人物称为成功者，大加尊重和羡慕，青年后进之辈也把这当作目标，费尽心机，设法达到与之相同的地步。因此，坏风气盛行，永无止境。这样来说，好像我们商业者全都是不遵守道德的可耻之徒了。当然不这样，孟子说“人性，善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其中也有不少君子深感商业道德的颓废，而努力去拯救的。不过因为已往数百年的积弊流传下来，形成了功利学说，再加上坏的智巧，就很难使有道君子在一朝一夕之中，能轻易地了解其所以。尽管如此，如仍放任自流的话，则等于要使无根之枝上叶繁，使无本的树上开花那样，无论是培养国本还是扩张商权，都是无可指望的。商业道德的精髓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阐扬信的威力，使我国所有的商业工作者都把信作为万事之本，理解一信能敌万事的力量，以此作为经营界的基本而加以巩固，这是紧要中的紧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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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人们对竞争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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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竞争向来都是伴随着其他东西的。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赛马、划船。此外像早晨起来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而且德高的人受到德低的人的尊重，这也是竞争。不过，在后面的那些竞争中成为了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激烈程度并不太受人重视，可是，像赛马、划船比赛，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一旦产生了激烈竞争的念头，就会要求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财产。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成为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也就是说，贻误同事，毁坏他人，或者大大腐败了自己。古语所说的“为富不仁”，根本上也是针对此而发。据说亚里士多德讲过“所有的商业皆罪恶”，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所以即使是大哲学家讲的，也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也是相同意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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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一般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元和元年（1615年），大阪的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康统一了天下，偃武息兵。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在此之前。日本同中国或者西方国家虽有一定的接触，但日本人当时对耶稣会教徒似乎抱有一种怕他们加害自己的恐惧心理，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方面有信来说，有人想利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所以，当时对外面的接触是完全断绝的，仅允许在长崎这一局部贸易地区来往。至于对内，则完全用武力以治，以武力治国者，他们所遵奉的就是孔教。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原则就成了幕府的方针。所以，当武士的必须修习所谓仁义之道。他们是以仁义道德治理人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也就是根据“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而使之见诸于实际。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致富的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相反。由此出发，一般认为，武士必须保持有不饮盗泉之水的高风，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他人之食者为他人而死，乐他人之乐者也忧他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由于生产谋利被认为是与仁义道德无关系的人所承担的，所以，结果恰恰就成了与过去“所有的商业皆罪恶”那种相同的状态。这几乎成了300年间的风气。这在开始时用简单的方法，还可以扭转，但以后知识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终武士的精神颓废了，商人卑屈，社会上虚伪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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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第九章：教育与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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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孝顺才是真正的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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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又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关于孝道，孔子屡有说明。但是，如果父母而强行让子女们行孝道的话，反而会使他们成为不孝之子。我也有几个不肖的子女，将来会怎样，我并不知道。对于他们，我只是时而向他们讲解“父母唯其疾之忧”而已，并不要求他们尽孝，或者是强使他们尽孝。父母们只根据自己的想法而判断，那么既有可能使子女成为孝子，也有可能使之成为不孝之子。如果把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办事的子女都看成是不孝，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都只按能不能供养父母这一点而论，那么，即使是犬、马这样的兽类，也都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子女的孝道，决不这样简单。不按父母的想法去做，不经常在父母身边供养父母的子女，并不一定都是不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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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就像是在自吹自擂，实在有些惭愧，不过有实例，所以我才敢大胆地说。大概在我23岁时，父亲对我这样说：“从你18岁左右的情况看，的确同我有所不同。你书读得好，做什么也都很利索。依我的想法是永远想把你留在身边，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但是，这反而会使你成为不孝之子，所以以后我不会让你按我的话去做，由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正如父亲所说，此时，从文字能力来看，我虽不肖，但也许已超过了父亲，另外，在其他方面，我也在不少地方比父亲高明。这时假若父亲强迫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认为这样做就是孝道而强使我去尽孝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与之希望相反，而去反抗他，成为不孝之子。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即使我做得不够好，但也没有成为不孝之子。这完全是父亲不强使我尽孝，依宽宏的精神对待我，使我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的结果，孝行并不是在父母指出之后，子女才去做的，这样的话，并不是子女尽孝，而是父母让子女去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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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以这样的思想对待我，我自然受到了他的感化，所以，我也以与父亲相同的态度对待我的子女。我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谦虚。但是，不管如何，由于多少比父亲有点长处，所以在行动上完全不同于父亲，与父亲有所差别，没有像父亲那样。我的子女们将来会如何呢？我非神，虽不能断言，但按现在的情况看，他们和我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一点上，正与我和父亲的不同恰好相反，要说的话，就是不够好。有人责备我不应如此，而认为我应照我所想好的，让子女们照着做。可是我认为，强制子女们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是我的不对。我即使强制他们去干，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我所想象的子女的；即使再加勉强，让子女们一切都按我所想的去做，其结果仍会是子女们无法合乎我所想象的，最终不得不成为不孝之子。也就是说，我所想的即无法达到，而子女们却成了不孝之子，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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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勉强子女们去尽孝，父母用应该尽孝的这种根本思想要求子女们，而子女们却不能完全合乎他们所要求时，也不能因之而视为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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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现代教育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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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过去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不同一样，过去的青年与现在的青年也有差别。在我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明治维新的青年与现代的青年，因为其境遇、其教育都迥然不同，所以要判断孰优孰劣，实在不是一句话所能表达的。有些人认为，过去的青年既有气概，又有抱负，远比现在的青年优秀，而现在的青年轻浮，没有朝气。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把过去的少数优秀青年同现在的一般青年相比，作出这样的结论，多少是有些不妥的。很显然，现在的青年中也有优秀者，而过去的青年中也有不够优秀的。维新前对士农工商阶级的区分极其严格，即在武士中，也有上士和下士之分。在农民商人间，也有世代都是地主，并担任村长等职务的人，和普通农民商人有区别，他们间的风尚和所受的教育自然也有所不同。由此来看，即使是过去的青年，也会因其出身于武士、上层的农民商人以及一般的农民商人的不同，而其所受的教育也因而有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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