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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价:洞悉大众心理玩转价格游戏(经典版) 第6章 记忆价格和前景理论:我们对价格很愚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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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巨蟒》(Monty Python )描述过阿尔冈星球上的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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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冈星是金牛座的毕宿五 [8] ,跟1972年的英国很像——只不过那儿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剧中演员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说:“这里一杯普通的热巧克力售价400万镑,烧开水用的浸入式加热器售价60多亿镑,一条内裤的价格高到了没法形容的地步……一个像这样的电热水壶新零件,价格几乎相当于美国自1770年到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即便如此,也还不够买个热水壶上的小小固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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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迈克尔·佩林(Michael Palin,该剧的另一位演员)插嘴说:“旋转式割草机的附件相对便宜!在9000万到1亿磅之间,不过这似乎说明,阿尔冈星对那些有着大花园的家伙是个很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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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想,其实阿尔冈星跟地球又有多大的不同呢?我们出生在太阳系的第三行星,对东西的价格没什么概念。说不定我们怎么学都学不会。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周围人身上找线索。我们假装他们神智健全,提出的价格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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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让笛卡尔来推断价格,他或许会说: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相对价值。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我确实没法判断割草机的附件卖一亿镑是不是个好价钱,但我知道它比其他价格要便宜。短短几年里,靠着一些出色的实验,这种相对价值重要、绝对值没啥意义的愚蠢价格观已经得到普遍接受。你可能会说,它们表明,我们都生活在阿尔冈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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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利是另一位深入思考定价心理的杰出以色列裔美国人。他的好些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头一次走进一家巧克力精品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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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前摆着一列列美不胜收的巧克力,价格也高得令人咋舌。“我正盘算着想要哪一块,”他说,“接着就意识到两件事。一是我迅速适应了那里的价格水平。我没去想超市里的巧克力卖多少钱。另一件事是我非常容易受影响——不管商店标注了什么样的建议零售价,我都把它们当成入手的合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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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阿雷利是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他做了好些引人注目的实验,证明价格的灵活性有多大。其中一个是跟乔治·鲁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和德拉佐·普雷莱克(Drazen Prelec)合作完成的,实验内容是无声拍卖花式巧克力、红酒和电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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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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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的是麻省理工斯隆学院的MBA考生,研究人员要他们写下自己社会安全号码的末两位。接着,每名投标者要说出他的心理投标价是高于还是低于这个两位数(按美元计)。最后,投标人写出自己愿意出的价格(诚实的心理保留价)。中标的人自己掏腰包出钱,拍中的东西就归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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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物品里有一瓶1998年的罗纳谷村酿红酒。例如,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末两位数是23,所以,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瓶酒,你愿意出的价是高于还是低于23美元?”第二个问题则是“你愿意出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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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料,结果显示出惊人的锚定效应。社会安全号码“低”(即末尾两位数为00到19)的投标人,对这瓶酒愿意出的价格平均为8.64美元。社会安全号码“高”(末尾两位数为80到99)的人,愿意出的价格平均为27.91美元。不光红酒是这样,在巧克力、无线键盘鼠标和设计书的拍卖中也有类似的差异存在——全都是因为社会安全号码。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碰巧有着较高社会安全号码的学生拍走了商品。号码较低的人则一无所得。至于谁是真正的赢家,以及谁是真正的倒霉蛋,你自己来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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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利开辟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论题:记忆价格遮掩了人类不准确的价格判断力 。假设让买东西的人猜测一台椭圆踏步机的价格,他会努力回想从前购买健身器材的价格,或是他看见广告里的椭圆机卖多少钱。他会根据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做调整,得出一个差不多的数字。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奥斯卡·王尔德的讽刺话里说得一样:样样东西的价码都知道,对价值却一无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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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的拍卖,其设计目的是消除记忆价格的部分影响。他们挑选的要么是学生们不大可能购买的东西,要不就是众所周知价格波动幅度大的东西。(人们喜欢把葡萄酒和花式巧克力当成礼物,部分原因就在于收礼的人很难猜到送礼人花了多少钱。)问题不是“你还记得它的价格吗?”,而是“它对你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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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结果跟史蒂文斯的量值量表实验很相像。相对比值趋于一致,绝对值却大相径庭。图6-1显示,平均投标额按社会安全号码的末尾两位数分为5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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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线段代表不同物品的投标情况。就这个实验的目的而言,社会安全号码可以视为一个随机数。一般情况下,5个随机小组的平均估价应该差不多。结果,所有的线段都呈上升趋势。社会安全号码低的人(左)低于号码高的人(右)。这暗示了锚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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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组社会安全号码区间之内,不同物品的相对估价跟其他小组大致相当。所有小组都认为键盘是最值钱的东西,巧克力最低或差不多最低。罕有红酒的估价总是比普通红酒更高,而且,在每个小组里,前者的价格都差不多是后者的1.5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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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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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利、鲁温斯坦和普雷莱克的理论认为,受试者们是用后推法来建立自我一致性的。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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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受试者的社会安全号码末两位是25,对标示为“普通”的红酒,他的先验[愿意支付价]范围是5~30美元,对“罕有”红酒则为10~50美元。故此,这两种红酒,以25美元的价格都有可能买得到,也都有可能买不到。假设受试者出于某种原因说自己会按25美元的价格购买普通红酒。那么,倘若我们过一会儿问他,愿不愿意用25美元购买“罕有”红酒,他的回答肯定是“当然愿意”,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特殊的“选择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也明摆着:既然普通红酒价值25美元,“罕有”红酒必然要高于25美元!而且,受试者之后在报出对红酒的愿意支付价时,这个问题也有了足够的限制条件:价格必须符合这样的排列顺序——两者的价格都得高于25美元,且“罕有”红酒的价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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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利的研究小组将这些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03年的《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题为《“任意连贯性”:没有稳定偏好的稳定需求曲线》(“Coherent Arbitrariness”: Stable Demand Curves Without Stable Preferences )。这篇论文还为记忆理论提供了更惊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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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找一种人们没有强烈参考价格的东西,”阿雷利解释说,“他们需要一种有待标价的全新产品,这种产品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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