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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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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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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888年3月12日星期一,当大部分曼哈顿人还都在睡梦中时,一场暴风雪席卷了这座城市。到拂晓时,时速60英里的狂风把雪花卷至二层楼高。当纽约的中产阶级在星期二早上醒来之后,他们愤怒地发现在充满积雪的家门前找不到报纸,也没有每日的新鲜牛奶,更谈不上刚出炉的新鲜面包。相反,只有冷风卷过的白色街道。温度刺骨的寒冷,降至华氏5度。到处可见倾斜倒塌的蜘蛛网般的电线,它们都被太重的冰雪压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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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白天到来之前,这个城市里所有的马车和高架火车全停止了;街道由于过厚的积雪几乎无法行走;电报和电话线,凡是在室外安装的通讯装置全部被破坏;一整天没有进出的火车;邮递停止了;商业活动陷于停滞……可能如果没有这场暴风雪,这个城市里的人还要无限期地忍受着各种悬挂在电线杆上的电线呢。”报纸急呼,电线都被埋起来啦!会导致特别的危险!“这个城市有可能陷入黑暗和随之带来的生命危险。也会有因消防警报装置不能工作而造成的危险。”但是没提及人们有因触电身亡的可能。1888年,暴风雪带来22英寸厚的积雪,是这个城市60年来遭遇过的最大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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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一个月以后,人们的“触电身亡”恐惧症就开始了。在1888年4月15日,一个寒冷但晴朗的星期六晚上,一个小孩兴高采烈地沿着东百老汇往凯瑟琳街蹦蹦跳跳地走着。雪早已融化了,但大多数粗的电线网并没有被遮盖起来,却又一次被拉直挂在雪松杆上。在那个清新凉爽的晚上,马车在他身边隆隆而过,它们发亮的车厢和健壮的马匹,在电弧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芒。过路人注意到,那活泼的孩子抓住了一根头顶上方悬挂下来的电线。他把电线抓在手里,蹦来跳去,围着电线杆打转。但随着一阵突然的火花,那个孩子先是趔趄了一下,继而蹒跚了两步,就倒在了马路的便道上。一大群人在围观,急救车把他送到议员街医院,但他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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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每日先驱报》发表评论说,“这真是一件憾事,要是一个百万富翁或者什么社会名流在星期日早上被电击死亡,整个社会将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愤怒会把电线砸进地里。但死去的只是一个叫摩西·施特雷夫的普通的孩子,一个15岁的少年,一个罗马尼亚移民,一个不属于这城市的外来人,靠着卖领扣和放在口袋里的小梳子,来帮助母亲养活其他8个兄弟姐妹。据警察说,这根电线已经在离孩子站立的不远处悬挂了好几个月,他碰巧接触了它,遭到‘致命一击’,于是他死了。”负责铺设这条大道高压电线的美国照明公司,由此被控玩忽职守,任由危险的高压电线随便悬挂,造成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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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春,“电线致死”的消息首次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头顶上的电线突然成了引人注目的东西,不光刺眼还没有安全保证。”威斯汀豪斯的传记撰写家弗朗西斯·洛伊普(Francis Leupp)写道,“主要报纸一直以来都限制发表关于煤气灯强于电灯的文章,现在突然一致调转笔锋,竭力煽动公众对交流(高压)电的憎恨。”报界不断高涨的义愤反映了纽约媒体长期以来的宠儿托马斯·爱迪生的心声。突然间,每一个因高压电线引起的伤亡事故都立刻引起关注,而报界也倾尽全力,密切关注着曼哈顿人们头顶上的令人不安的高压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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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叫施特雷夫的男孩死后一个月,又发生了一起触电身亡事故。5月11日星期五,春光明媚,一个布拉什电力公司的工人爬上百老汇616–618号屋脊,去清除在二层檐口的旧电线。这座楼里的一个雇员看见“从窗户里冒出一股浓烟并听到一阵噼啪声。他发现,默里(Murray)已经死了,电线被剪开一半,剪口处的绝缘材料烧焦了。”这个电力公司的工人没有戴绝缘手套,以致遭到电击。救援者在努力将他的尸体从窗口中拉进来时,也被电击了一下。最后,他们找到一块橡胶布,把死者尸体包起来,拖下屋檐,送到第十区警察分局。6年来,电弧灯和它的电线在曼哈顿都被视为刺眼的东西。但现在,市民开始将高压电和危险、死亡联系起来了。爱迪生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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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乔治·威斯汀豪斯在布法罗的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大商场点亮了他的灯之后,爱迪生就被接二连三的电力坏消息闹得心烦。但在1886年底,爱迪生洋洋得意地将他的竞争对手乔治·威斯汀豪斯一笔勾掉,声称,“他的任何计划都不再让我担心。”尽管他还是承认,“唯一让我不安的是威斯汀豪斯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设立代理和流动的代理人。他无处不在,在我们知晓之前他就已经建立了一大堆公司。”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威斯汀豪斯也确实对爱迪生在电力领域的一统天下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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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了电的威斯汀豪斯,在涉足电力生意仅仅一年后,已经建立或筹备建立68座交流电中心电站。他赫然出现,逼近爱迪生,成了爱迪生最强的一个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顿,这家著名的电弧灯公司,也从那年春天开始安装交流电中心站,用的是威斯汀豪斯的变压器。他们已经有了或已签署了合同,共22家交流电中心电站。1887年底,爱迪生从伯明翰、阿拉巴马到密执安,建立或筹备建立共121个直流电中心电站,稳坐了8年的曼哈顿帝国宝座。爱迪生电灯公司的主管们,在10月底公布的1887年的年度报告中,摆出一副挑战的面孔,谴责交流电“从商业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优势,而且它本身是高压……众所周知它对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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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特别对威斯汀豪斯在新奥尔良建立了一个大交流电中心电站,感到十分烦恼。因为爱迪生在多雾的路易斯安那港建了一个工厂,认为这是他独家的白炽灯领地。1887年,爱迪生的年报里嘲笑了威斯汀豪斯在那个地方的许多不幸——机械经常出事故;变压器在点亮灯时被毁坏;除了照明,如要做其他的事情,还没有相应的交流电发动机。报告书摘录了爱迪生的当地经理莫特拉姆(W.T.Mottram)的话:“坚信爱迪生系统是无懈可击的……他们无法和我们相比,也无法诋毁我们,一个稳定的保守方针是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豪言壮语对公众舆论是不错,但与此同时,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却在尖锐地批评爱迪生,如果没有交流电,“我们就没有了小城市的生意,甚至不可能在稍小些的城市里发展。”如果市政府的权贵们要求给距离直流电中心电站超过半英里以外的住宅和工厂送电时,爱迪生的销售经理又如何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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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心电站市场之战中,爱迪生阵营不断遭受着痛苦的挫折。如果一个城市买了直流电厂,它只能给一半需要电灯的人服务。那些住在离电站半英里外的人就必须考虑买一个独立电厂或一个独立电站的问题。与此相反,交流电站可以给全地区提供服务,如果需要,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扩大。所以爱迪生与威斯汀豪斯的积怨,随着1887年的时光推移,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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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并不是没有着手自己的交流电系统。早在威斯汀豪斯1886年下半年建第一个交流电厂的时候,爱迪生班子里的人已经在认真考虑购买欧洲研发的、在欧洲大陆引起轰动的交流电系统。弗朗西斯·杰尔,一个爱迪生公司长期的雇员,早从1885年就受命去欧洲,到布达佩斯的甘兹公司观看他们的新交流电系统。这个系统命名为ZBD,是3个匈牙利发明家的名字缩写(Zipernowsky、Blathy、Deri)。杰尔后来记述道,在布达佩斯“参观展览馆时,我发现有1 000只或更多的电灯由一台交流发电机送电点亮,电压是1 300伏特。这可真是‘大开眼界’,因为电压通过感应线圈降低至电灯需要的电压。匈牙利的发明家们又称之为变压器。”杰尔,这个曾在门罗公园将空气从早期白炽灯泡里抽出来的人,描述道,所有欧洲的年轻电学家都对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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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ZBD的客户不是别人,正是爱迪生的米兰公司,公司由约翰·利布经营,他为爱迪生工作了很多时间。早在珍珠街电站时,就是他踮着脚尖,合上了珍珠街中心电站的电闸,现在又成功地开办了米兰分公司。他希望给一个新客户——弗姆剧院输送照明用电,但是它并不处于爱迪生的直流电站能输送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利布只能用ZBD系统。所以整个1886年,利布都在唱着交流电的赞歌,并请求爱迪生购买ZBD的专利权。ZBD的发明家之一,任职于甘兹公司的奥托·泰特斯·布拉第(Otto Titus Blathy)博士,同样急切地想和爱迪生拉上关系。因为爱迪生的首肯就如同授予最高电力爵位,是成功的保证。当爱迪生搪塞拖延时,这位匈牙利的博士亲自出马,于1886年9月远航到了纽约,游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爱迪生还是什么也不同意,他只是把弗朗西斯·厄普顿派去了巴黎。厄普顿现在经营一个灯厂,在门罗公园时期曾经是数学和物理领域的台柱子。当威斯汀豪斯正在布法罗大商场里安装和运行第一个交流电系统时,厄普顿也同时到达巴黎去检测ZBD系统,并且强烈要求爱迪生花2万美元购买其在美国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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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爱迪生向柏林的西门子和霍尔斯克咨询时,他们均批评ZBD系统太贵、爱出毛病而且危险。自然而然,他们提供的咨询,和他们当初给潘塔里奥尼就购买高拉德–吉布斯装置时的意见大同小异。鉴于来自公司内部高层的压力,再加上清楚地知道威斯汀豪斯已经走在了前面,爱迪生勉强同意购买ZBD专利的买卖特权,但他仍固执地拒绝使用这个交流电系统。历史学家伯纳德·卡尔森(W.Bernarld Carlson)和米勒德(A.J.Millard)相信,这是因为爱迪生“害怕这设计简单和易于安装的交流电系统阻碍了广泛的电力应用”。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作为元老的顽固自大。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是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他为何拼命阻挠与他人发明的合作,特别是当他认为别人的技术是不安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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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是爱迪生努力奋斗的一年。不仅有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系统的挑战,还有铜价的突然提高。这对所有电学家们都是个十分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铜,作为原材料,它的质量上乘,柔韧性和导电性无可匹敌,是电力工作不可缺少的原料。1887年12月,《工程矿业期刊》(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Mining)解释大幅提价的原因——从每磅10美分提高到每磅16美分——“是由于欧洲强有力的组织联合将整个市场玩于股掌之中。”事实上,跨过冬日的大西洋,在巴黎的商业区,可以找到铜垄断的策划人:一个叫海厄森斯·塞克雷坦(Hyacinth Secretan)的秃头小个子。他建立的金属协会是欧洲最大的铜制品生产基地。塞克雷坦时刻关注着铜价的波动趋势,密切追踪着金属价的涨跌。1886年的后期,当签订的许多合同中的铜锭价很快升高时,塞克雷坦先生吸取以往操纵锡交易时的教训,知道垄断铜市场的合适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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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塞可雷坦开始和世界主要的铜矿签订合同,以13美分/磅的价格买下他们的所有产品,对矿主来说,这已是一笔不小的利润。然后他又转身向世界铜市场以逐步上升的趋势报价,1887年底达到16至17美分/磅,对塞克雷坦来说这利润不菲。塞克雷坦先生的铜业集团有一大群欧洲财团撑腰,看到周围与铜有关的电灯、电车和电报行业呈现的激增的需求,这些金融家们期待着趁铜垄断之机发笔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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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爱迪生对铜价的关键性更清楚的了。在对华莱士电弧灯公司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之后,他看到他们怀着强大的野心,叫着“超过别人,用电灯照亮世界”的口号,就明白别人都盲目发展了。大幅度降低铜的用量将是建立一个实际的电灯照明系统的关键所在,这样才能从财政上把美国那些用煤气灯照明的城市拉过来。于是,爱迪生运用他的天赋,将铜的用量从原来估计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但在1887年的冬天,铜的问题又一次让他头疼不已。如《电力工程师》(Electrical Engineer)于1888年2月记载的,“如果铜价的优势能证明比现在产生更大影响的话,它的结果之一就是严重打击了低压送电系统(爱迪生的直流电),使它无法在商业上与高压送电系统(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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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3月,《工程矿业期刊》报道,“现在这个国家所有电力用铜全掌握在垄断财团手中。很明显,价格全在于垄断财团如何决定。”这个不幸的变化对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例如,1887年的春天,公司已经投标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中心电站,给21 700盏灯送电。他们预算支线用25 400磅铜材,干线要用51 680磅铜材。如果铜价是17美分/磅的话,铜材总共将花费51 965美元。每1美分的涨价就将增加3 056美元的费用。如果涨价3美分——因为铜价一直都在上涨——就将增加9 000美元的预算。更痛苦的比较是,威斯汀豪斯的新中心电站只需要1/3的用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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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爱迪生受威斯汀豪斯和铜价上涨两面夹击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他的新敌人。1887年11月初,爱迪生,这个美国最受尊敬的电力学家,收到了一封艾尔弗雷德·索斯威克(Alfred Southwick)博士寄来的亲笔信,他是一个严厉的布法罗牙医,也是纽约市政府死刑委员会三人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为将受绞刑的死囚寻找另一种文明处死的方式。委员会的主席是富有的纽约律师和慈善家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Gerry),以积极保护动物不受虐待而闻名。第三个成员是马修·黑尔(Matthew Hale),一个阿尔巴尼亚政治家。在一系列令人反感的绞刑之后,纽约市长大卫·希尔(David Hill)感到困惑,这种“黑暗时代”制度是否可以让步给“少些残暴”的方式。所有的报纸全都以令人作呕的细节来描述,那些执行绞刑者的丑恶、可耻和渎职,临死的罪犯们如何痛苦地摇晃在过松的绳套上,奄奄一息直到被勒死。或者是同样让人厌恶但是相反的问题:绞索套得过紧,以致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罪犯的头切下。索斯威克博士在给爱迪生的信里,征求发明家的意见,如何用电刑来处死罪犯,而且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建议“有必要加强电流,以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电刑的致死效果。”爱迪生回信说,他谢绝参与此事,因为自己反对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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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索斯威克博士和他的故乡——布法罗城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他坚持认为,干净利落和现代化的电刑应该得到普及(他曾经目睹一个人遭电击身亡时的情景)。“科学和文明需要比绳子更有人性的方法。绳子是野蛮人的遗留物,应该成为历史。”这个死刑三人委员会——索斯威克博士、政治家黑尔以及慈善家格里——认真研究了死刑的历史,调查了国家法官、警官、检察官和这方面的专科医生之后,索斯威克博士高兴地报告说,200人中有86个赞成电刑。现在这布法罗的牙医需要的是爱迪生以他“作为一个电学家”的极高声誉,来说服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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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12月9日,托马斯·爱迪生改变了主意,给索斯威克博士写了回信。世界闻名的电力奇才的信中充满了非常肯定和颠覆性的观点。他宣称,最快捷和无痛苦的死亡,“可以用电来完成,而为达到此目的,最适合的工具就是可以输送周期电的发电机。最有效的机器为已知的‘交流电机’,在这个国家里主要由乔治·威斯汀豪斯生产……这个机器输送的电流通过人体时,即使是很轻微的接触,也足以使人瞬间死亡。”是因为不断上涨的铜价?还是威斯汀豪斯签署了合同,又从爱迪生地盘中抢走了一个客户?要么是因为煤气公司正用降低价格、改进煤气灯罩的方式来抢占市场?我们不得而知,无论什么原因使得爱迪生采取了如此的敌对行动,他的提议完全是阴谋诡计。到1888年中期,纽约市立法机关颁布了电刑——从1889年1月1日起成为新的死刑执行方式。这引起电力界其他人士的公愤,爱迪生悄悄地(或者说秘密地)借立法手段给他的交流电对手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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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2月,托马斯·爱迪生对只是不公开地发泄积怨感到不满意了。以爱迪生电灯公司为载体,他公开痛斥对手,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篇幅最长、敌对公司之间最恶劣的中伤声明。84页的谩骂讽刺,加上鲜红的包装、醒目的警告标题,爱迪生在这场不多见的、无情的美国公司之争中使出了所有能够用到的公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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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以他的直流电,与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正式开始了一场电流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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