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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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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的强权并没有剥夺可口可乐的象征意义，同时，可口可乐不知不觉地慢慢渗透到了轴心国的各个国家。纳粹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1942年声称：“除了口香糖和可口可乐，美国没有为世界文明做出什么贡献。”日本电台声明：“伴随着可口可乐的到来，我们也进口了美国社会的病菌。然而，这些病菌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引进的，所以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不管如何宣传，这种“令人愉快的方式”太有用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士兵都知道并且喜欢可口可乐。一张美国战俘的照片显示，他正在德国潜水艇的甲板上喝饮料——喝的当然是可口可乐。日本人也没有免疫力。在新不列颠西部，当日本人奢华的“丛林城”被占领时，他们被迫交出了很多箱以前攫取的可口可乐。夏季有一天，天气很炎热，意大利战俘们拒绝继续工作，直到他们被允许停下来恢复一下体力。技术观察员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发的市场是极具潜力的。一位技术观察员在新几内亚写道：“我确信许多小孩子以前都没有尝过可口可乐，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将成为可口可乐忠实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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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人在更加原生态的文化中发现了潜在的市场。他们欣喜地宣布，祖鲁族人、澳洲丛林中的居民和斐济人都品尝过他们的饮料。即使时间不是很准确，他们的态度也常常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突出表现为高傲和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例如，一位新几内亚技术观察员描述了一个土著人第一次看到可口可乐的情景——他竟然把一瓶可乐一饮而尽。“然后，好笑的事情就开始了。他开始打嗝儿。气体从他的鼻子冲出来，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在那几分钟之内，他就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土著。因此，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尝试并且开发了一个新的市场——模糊而糊涂的市场。”另一个可口可乐人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坐在独轮车宝座上的玻利尼西亚国王。他预言，很快他就会“坐在那些著名的红桶上，并且被冰镇可口可乐包围着，耳朵上还要挂上冠形瓶子，注明‘商标已注册’”。一名士兵从印度写信回家，说他能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买到可乐。他还继续介绍了一个六岁的印度小男孩凯欧学习美国人的习惯（喝可口可乐、流行歌曲和讲究卫生）的故事，他样样都学得很好。他写道：“他一天刷牙三四次，并且洗澡也有规律。他们告诉他，如果他频繁地洗澡，皮肤就会变得像我们白种人一样白，他确实非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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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也要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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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的创伤慢慢抚平的时候，可口可乐技术观察员销售产品的热情仍然在高涨。技术观察员项目又继续进行了三年，然后就优雅地转变为一项平民业务，其标志性事件是1948年《技术观察员文摘》的停刊和《海外可口可乐》的创刊。拥有假军职的可口可乐人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创造的潜在利润空间和未来市场的发展前景，却不得不调低销售量。销售观念、取样技术以及易于识记的口号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然而，他们发现，全面、慎重地宣传产品却是比较困难的。技术观察员乔治・唐宁1946年在德国写了一系列没有公开的笔记，其中谈道：“技术观察员唯一的广告推销工具就是一句友善的口头语，而不能强调要赚取利润、提高销量、加快周转或者小额投资等。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服务，美国士兵走到哪里，可口可乐就送到哪里。”然后，唐宁分两栏列出了战争期间体现可口可乐爱国情怀的语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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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可口可乐语言（习惯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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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提高销售额的话，小伙子们，我们必须采取促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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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乐要出售，必须是冰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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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先生，为了使您能有效地利用广告，我们想用这个有吸引力的标志来告诉大家，您这里有可口可乐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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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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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们，作为武器交换服务机构负责软饮料生产和分配的代表，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处理遇到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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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悉，人们更偏爱冰凉的可乐，同时，我们也愿意向您展示我们是如何做到最佳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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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们，我们要给你们送去一些印刷品，它们会使你们的苏打冷饮料店、可乐吧等增添一些家乡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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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唐宁和他的团队实际上拥有一个垄断市场，当“大吉姆”法利和其他的可口可乐高官前来参观考察时，陆军消费合作社里俗气的广告使他们极为不爽。于是，他们催促技术观察员们修改广告，使其不要那么直白。尽管公司声明战争期间他们的一切努力完全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但是从战后的形势来看，那明显是有利可图的买卖。因为军人们的妻子和孩子们飞去和他们团聚，军人们成箱地购买可口可乐供家庭消费，这令技术观察员们非常高兴，他们为争夺最高销售额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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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联红军生产白色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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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技术观察员莫拉丁・扎鲁比察被派往奥地利，负责修建一座庞大的瓶装厂。他是应杜鲁门总统的直接要求去的，总统非常关心很多军人因为喝有毒的杜松子酒而失明的事情。扎鲁比察是战时的鱼雷快艇指挥官、南斯拉夫移民的儿子、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美足球运动员，他满怀激情地接受了新的任务，两年之内就在欧洲南部建造了38座可口可乐瓶装厂。他尽可能多地购买仓库的仓位，一方面是为了抵制百事可乐的侵入，另一方面是用来贮藏原材料，因为那时军队仍然要为运输付费。他最大的工厂建在奥地利拉姆巴赫，有四个城市街区那么大，并且日夜运转，每24个小时就可以灌装24000箱可口可乐。扎鲁比察回忆说：“我有一条铁路支线，因此，我能够要求在午夜将可口可乐运出苏占区（也就是偷运）。我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二氧化碳工厂，因为我不相信当地气体的纯度。”为了保护运输物资免遭黑人强盗的袭击，500名美国士兵一路护送扎鲁比察的食糖运输列车到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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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比察野心勃勃，同时花销也非常大。在詹姆斯・法利的建议下，他把自己在贝西特斯加登郊区的一幢大别墅重新装修成一间豪华酒店，专门接待来自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贵宾。他往往在机场接到这些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后，就直接护送他们到这里，眺望美丽的湖光山色。“想到这里来的人都排着长队——参议员、高官显贵，只要是你能想得出来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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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莫拉丁・扎鲁比察最让人惊叹的妙计就是白色可乐。当艾森豪威尔将这种美国饮料介绍给他的新朋友、苏联首领乔治・朱可夫元帅的时候，这位苏联人立即就喜欢上了这种饮料。朱可夫向美国战区长官马克・克拉克将军提出了一个附带条件：不能让人知道这是可口可乐。作为苏联的主要战争英雄，朱可夫知道，不能让别人看见他在喝这种饮料，因为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象征。克拉克将朱可夫元帅的请求从前线传给了杜鲁门总统，总统立刻召见“大吉姆”法利。很快，扎鲁比察就领受了新的任务，他找到了一位能够去除可乐的焦炭色的化学家。接下来，可口可乐人让位于布鲁塞尔的皇冠软木塞和密封塞公司生产了一种特制的瓶子，这种瓶子是笔直的，并且清澈光亮，白色瓶盖的正中印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扎鲁比察说：“我第一次给朱可夫运送的可口可乐是55箱。为苏联生产白色可乐，这是晦涩而深奥的秘密。”这种规避行为是值得的。定期来自拉姆巴赫的可口可乐必须经过苏联占领区才能到达维也纳的仓库。当其他人因为苏联人的官僚作风而不得不苦等数周才能获准通过的时候，可口可乐的运输线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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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取样与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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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比察称技术观察员项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项目”。在那期间，可乐饮料实际上是自行推销的，不仅对美国人（偶尔对苏联将军），而且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是这样。禁止美国兵结交未婚德国女性的命令是不可能被执行的。“所以，每次士兵都搬两箱回家，女友和她的孩子们往往是一饮而尽。几乎在眨眼之间，她们就转向喝可口可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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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士兵才结交当地的未婚女人。一些技术观察员利用他们的地位，用可口可乐和金钱来交换性。一个观察者回忆说：“在黑市上，任何含糖的东西都是货币。有人开玩笑说，给女人一块好时巧克力，她就是你的了。可口可乐则是另一种用来勾引女人的东西。”另一个观察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在战后的德国，他总感觉自己与那些雄心勃勃的可口可乐人格格不入。他回忆起以前队伍中一个“最好色的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派这么低劣的人来。黑市非常猖獗。机会几乎就在你面前。”扎鲁比察证实，他们中的确有一些坏家伙，雇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朋友当工人。他承认：“在那里，我们有很多人酗酒。”用技术观察员西斯莱先生的话说，那里也有很多流氓和雇佣兵，“我想这些人大概占我们总人数的20%。他们喜欢在不寻常的时间、不寻常的地点寻找刺激。他们的头脑中从来没有‘认真’二字。他们非常喜欢玩弄女性，但这仅仅是给沉闷的生活加点调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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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接受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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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当占领区的海外驻军随同软饮料的销量一起逐渐减少的时候，流氓和严肃的可口可乐人都阅读了墙上的笔记。到第二年的年末，技术观察员都把他们的军装挂在衣架上不穿了，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工厂和友好关系仍然保存了下来，每个人都想要尝一尝美国士兵的这种软饮料。美国兵是英雄和解放者。在世界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他们似乎还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巧克力、香烟和可乐补给。羡慕常常交织着嫉妒，但嫉妒很容易转变为竞争。这个世界是为可口可乐而准备的。战后，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官员承认，二战确实使“几乎全世界都接受了可口可乐……好战的美国人需要的和喜爱的东西也正是其他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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