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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思和希特勒同在的景气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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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四处网罗贱民反叛者，组成了他的冲锋队。与此同时，基思也在搜寻那些迷失的幽灵，他们后来都成了他忠实的信徒。基思在他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中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工作，但显然都失败了。他们甚至在想，如果进入了可口可乐公司，那还会再失去些什么。”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在员工方面几乎别无选择，因为实际上德国当时没有软饮料企业。不含酒精的饮料被认为是糖水，是给孩子们喝的，而不是给精力充沛的成年人饮用的。人们普遍相信，冷饮（啤酒除外）会导致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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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决定改变人们的观念。他迫使自己和员工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在凌晨2
:00才睡觉，但在太阳升起前又要开始工作。基思的特许经销商们用自行车、手推车、三轮摩托车、老式雪佛兰卡车甚至还有步行的方式提供可口可乐。1934年，他在法兰克福兴建了一个瓶装厂，而仓库设在科隆和科布伦次。基思稳扎稳打，加拿大主管吉恩・凯利却很吝啬，直到基思将零售客户增加到了600多人，他才同意购买第二辆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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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提供了非常多的购买点广告标志，同时，他也允许基思印刷数百万张名为“可口可乐是什么”的小传单，并派员工们在体育比赛现场和餐馆里散发这些传单。基思回忆说：“我们周末到餐馆去，把传单放在每一张桌子上。”当餐馆老板发疯似的把传单扔出去的时候，可口可乐人却顽固地把它们重新放回原处。许多人捡起这些折叠的传单时，都希望能看到其成分分析，可一看到上面只是简单地说可口可乐是一种提神的饮料时，他们都很生气，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可口可乐的名字，自然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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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分销人员，基思最初雇用了三个外勤人员，负责讲解和传授适当的销售技巧，并开设新的销售网点。这些辛劳的销售人员不得不费力地拖着一个巨大的、被戏称为“累赘箱”的公文包，包里有一层锡制的内层，装有10瓶可口可乐和冰块。早先的外勤人员，例如乔・尼普，打开市场的方式是：走进酒馆，不懈地取样实验，并提供冰镇饮料。酒馆老板们也许会说：“哦，真无聊！我以前喝过，但我不会再碰它了。”但是当他们尝过冰镇可口可乐以后，他们通常会大声叫喊说，冷镇以后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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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零售商相信可口可乐会让他赚钱，但由于超过半数的酒馆和餐馆都归当地酿酒厂所有，他们禁止销售其他饮料，因此，他常常不得不把可乐藏在冰柜里的啤酒下面。有时候，单是基思亲自到场，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出场10分钟就能够恐吓住大部分的啤酒酿造商。基思还请来了沃尔特・奥本霍夫律师。奥本霍夫1930年负责注册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他几乎每天都在处理业务。他通常能够做到庭外和解，并且结果一般都比较令人满意。由于基思的指导和鲍尔斯在销售方面连续不断的努力，可口可乐的销量在这10年里增长十分迅速。1934年，他们销售了24.3万箱。两年后，他们首次宣称销量突破了100万箱。到1939年，可口可乐人在德国国内差不多销售了450万箱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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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的显著增长应该归功于基思的努力。他自己承认，“我们与时俱进”。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冰箱在普通家庭中已经相当普遍，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也使汽车旅行变得十分便捷。1933年，在纳粹德国建立第一个集中营的时候，德国正处于相对繁荣的初始阶段。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已经翻了一番。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忙碌的工人们需要暂停下来恢复体力。基思说：“人们的要求比以前高得多。他们不得不更努力、更高效地工作。他们需要清醒而认真地操作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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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技术设备”是大型军用机械的一部分，它们为人们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失业率基本上没有下降。工人们和奴隶差不多，不但要遭受殴打，还要被更换工种。雇主成了小独裁者，或者是“企业的领导者”。尽管工人们的工资有意被调整到很低水平，但是很多工人都很开心，因为他们有了工作，还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的宣传——日耳曼“民族”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夏伊勒写道，大多数工人不但没有怨恨粗暴的专制制度，反而被他们对祖国未来的新希望、新信心和令人惊讶的新信仰所深深感染。如此看来，马克斯・基思手下那些忠实的工人们特别勤奋地工作就不足为奇了。到1939年，有43家德国工厂在开展瓶装可口可乐业务，还有不止9个瓶装厂正在兴建中。600多名特许权获得者是独立的受让人，他们在四处分销着可口可乐，赚取的利润比大多数德国工人要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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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与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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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斯・基思来说，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是他成功的标志，他为运动员和到访者供应了大量的可口可乐。希特勒对8月的柏林也非常满意。作为东道主，他骄傲地款待世界各地的来宾，炫耀他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运动员。在奥运会前夕，马克斯・斯麦林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第12轮举重比赛中战胜了乔・路易斯。到达德国时，斯麦林一从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走下来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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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赫尔曼・戈林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精心准备了宴会，大多数来宾都对其所见到的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伯特・伍德拉夫就是客人中的一个，他说服了全体可口可乐随行人员。然而，伍德拉夫却没有被希特勒的表面行为所欺骗。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的企业将遭到破坏。事实上，伍德拉夫对有四个龙头瓶装机的现代柏林瓶装厂非常满意。他欣喜地看到奥运会上在出售可口可乐，但对绕在每个瓶颈上的包装带却非常不满意，因为上面的文字标明“含咖啡因”。纳粹的卫生部门坚持在可口可乐的瓶子上加上警示标志，这也许是受到了当时主流食品风尚的刺激。然而，对于很多德国消费者来说，包装物更像是广告，而不是威慑物，因为在那时的德国，咖啡是一种稀有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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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标志违反了伍德拉夫神圣的原则，他命令精力充沛的化学家和律师们撰写书面陈述，试图消除这些危害。约翰・西布利1936年11月写信给伍德拉夫，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个国家（德国）以他们自己的偏见为食粮，这也是这次事件的另一个证据。我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不要留下任何创伤。”伍德拉夫与马克斯・基思和沃尔特・奥本霍夫会面时，不允许他们回应有关咖啡因的传言。当基思提出这个问题时，伍德拉夫戏剧化地将来访的美国人请出了房间，希望能够单独与这个德国人交谈。他说：“我不习惯向我的美国人民做出解释。不过，我会为你违反原则。你绝对不能进行自卫性的广告宣传。这不仅仅是给你的对手以尊严，还会耽搁案子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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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一次，基思碰到了对手。伍德拉夫下达了极其严格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提高嗓音，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他的一个助手回忆说：“当马克斯・基思和罗伯特・伍德拉夫会面的时候，他完全被倾倒了。伍德拉夫就是他为之工作的人，是这个世界上他真正非常尊敬的人。”伍德拉夫看到了基思身上的潜质，承认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完全能够打开德国的市场。这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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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柏林，伍德拉夫依然在处理雷・鲍尔斯的事情。作为瓶装商，德国草药公司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鲍尔斯也未能从签订的合同中赚钱。在一个冗长乏味的会议之后，公司律师们同意解散德国草药公司，让马克斯・基思担任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总裁，同时，所有在德国出售的饮料都要支付鲍尔斯一笔固定的特许权使用费，直到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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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奥运会结束后一个月，希特勒指定的继任者、纳粹时代德国空军的领导人赫尔曼・戈林开始负责制定一个新的四年计划，强调德国对战争的准备要自给自足。这位纳粹领导人将进口削减到一个非常小的数量，并且限制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在给德国税务署的一封信中，奥本霍夫尽力说明可口可乐德国公司是一家德国企业，尽管事实上可口可乐公司拥有其绝大部分股份（奥本霍夫称外国资本为“贷款”）。在戈林的高压政策之下，这样的搪塞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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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是公司高管层中的一员，他们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德国子公司和他们的利益。战争的阴云密布，美国实业界的巨头们暗中秘密策划，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有一些人，例如亨利・福特，事实上是纳粹的支持者；然而，其他人，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则保持中立，但认为与纳粹经商并无不妥。像他的朋友和狩猎伙伴蒂格尔一样，伍德拉夫实行的是权宜之计。他的政治立场单纯而简单——一切为了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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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通过在纽约银行业的关系，在幕后对戈林施加影响。1936年，他得到了亨利・曼恩的支持。亨利・曼恩是几家美国银行的德国代表，他说服了戈林允许进口可口可乐浓缩液。“他接受了礼物。”一位熟人私下悄悄说。为了将进口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基思开始自己生产浓缩液，因此需要从美国进口最好的商品5号和7X。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就连在纳粹德国内部生产这些成分的想法，伍德拉夫也不会认真对待。他写信给西布利说：“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在德国生产商品5号的可能性，如果事态发展需要的话。”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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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1936年欧洲之行期间，罗伯特・伍德拉夫和约翰・西布利的往来信件暴露出伍德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紧张和好动的人。然而，他表面上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显得非常沉着。伍德拉夫在出访德国之前从伦敦写信来说，他是“一个神经紧张、内心寂寞的人”，但他至少睡眠很好。尽管他在德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他说，为期五天的访问会“过得非常快（我但愿）”。西布利意识到了伍德拉夫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他表示希望他的朋友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能得到“完全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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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犹太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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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通过与赫尔曼・戈林协调来帮助马克斯・基思，但他却不能控制其他的隐性问题。咖啡因的传闻仅仅是论战的开始。由于可口可乐公司成为德国大型的销售商，因此矿泉水企业、酿酒厂和可乐仿冒者都紧紧抓住每一个可能的诽谤机会。他们声称，磷酸会腐蚀胃的内壁，如果将一小块牛肉在可乐里放置一个晚上，牛肉就会被漂白。一些竞争者控诉可口可乐的名字取得非常不合适，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可卡因。其他一些人散布谣言说，可乐里含有“毒药”，对“大脑会产生刺激性”。即使焦糖的颜色也招致了很多麻烦，有些人说这是一种“人工染色”的结果。甚至连神圣的一步裙形瓶子也遭到了诽谤，因为它的容量是0.192公升，而德国的标准容量是0.2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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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口可乐在德国的未来，赫尔・弗兰奇先生的威胁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他仿造了一种饮料，名叫非洲可乐。1936年，弗兰奇和其他劳动者阵线的代表一起访问美国，亲切友好地参观了美国的工业企业。雷・鲍尔斯安排他们参观了纽约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瓶装厂，弗兰奇在那里铲起一把瓶盖，瓶盖上面印有希伯来语，其大意是，可口可乐是犹太教允许饮用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纽约大量的犹太人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回到德国后，弗兰奇散发了几千张传单，上面印有瓶盖的照片。他声称，可口可乐公司是美国的犹太人开办的公司，由著名的亚特兰大犹太人哈罗德・赫希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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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售额直线下降。纳粹总部迅速取消了他们的订单。整个企业都处于危机之中，而基思却无能为力。在科隆，沃尔特・奥本霍夫努力争取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反击“犹太诽谤”，但是公司在伦敦聘请的辩护律师格沃特金和西布利阻挠公司采取进一步的法庭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今后这一切都会公之于众。独立的瓶装商和特许经营者感觉被出卖了，因此提起诉讼。有时，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甚至还充当联合原告。奥本霍夫写信给格沃特金，说明生活在德国之外的人谁也“不了解”该问题的范围。为了救急，基思祈求伍德拉夫将哈罗德・赫希开除出可口可乐董事会，或者至少向外界说明他并不是公司的所有者。伍德拉夫支持赫希，同时也要求法律部起草一份公告，说明公司有许多股东，而不是某一个人单独“拥有”这家公司。面对弗兰奇的诽谤，这份股东名单简直就是一个愚钝的还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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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纳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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