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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特总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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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到处宣扬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的友谊，这更加突出了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控制。1970年，农民出身、种植花生的吉米・卡特与卡尔・桑德斯一起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卡尔・桑德斯是可口可乐公司长期的朋友，但吉米・卡特曾公开宣称要严惩可口可乐公司，所以，奥斯汀自然而然地支持桑德斯。但是当局势变得明朗、那位来自平原地区的农民将会赢得选举的时候，奥斯汀和他的军团捐助了6200美元支持吉米・卡特竞选。可口可乐公司还像对待以往的佐治亚州官员一样，用公司的飞机载送卡特去开会，并且为他提供豪华轿车接送的服务。卡特与他的前任官员一样，用近乎谄媚的态度经常邀请奥斯汀的委员会出去应酬。通常来说，商人们都会争取笼络当地政府人员，但是在佐治亚州，情况完全相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记载的那样，政府官员如果能够在北大街受到招待、喝上一瓶冰镇可口可乐，那他们会感到“像平民应邀与女王一起喝茶一样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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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卡特流露出要在佐治亚州以外施展拳脚的雄心。他希望能够得到奥斯汀的支持，如果他想竞选总统的话。奥斯汀大笑着说：“那是当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卡特真的会参与竞选。这位佐治亚州州长到东京和布鲁塞尔出访，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贸易，实际上是积累国际经验和曝光率——美国各个地方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都作为保卫陪伴他周游美国，给他提供当地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背景知识。在奥斯汀的赞助下，卡特以同事的身份加入了声望很高的日美欧三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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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卡特吹牛说：“在可口可乐公司里，我们有自己的内部正式机构。他们给我提前准备……他们对我要出访的国家的性质、全国性问题、国家领导人都有敏锐的分析，每当我到达的时候，都会把我介绍给那个国家的领导人。”两年之后，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保罗・奥斯汀在纽约奢华的“21饭店”举行盛大午宴，在宴会上，卡特向紧张不安的商人们再次保证说，他演讲中关于金钱和政治之间“不洁净、是能使自身永垂不朽的联盟关系”仅是说笑而已。“我将会是商人的朋友，”卡特告诉商界精英们说，“我不会做任何损害或者减少外资的事情。”当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500美元一盘的晚餐是非法竞选费用时，奥斯汀非常窘迫，他开始低调处理他与那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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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竞选快要结束的时候，卡特在很多问题上态度不明确，这大大降低了他的公众支持率。于是，他聘请了为可口可乐公司制作了上百个广告的纽约媒体顾问托尼・施瓦茨。“不管是可口可乐公司还是吉米・卡特，”施瓦茨解释说，“我们没有尝试表达任何观点，但图片和声音的蒙太奇组合还是能给观众留下正面印象。”这个商业广告奏效了。卡特采用了一个拥护正义和公平并且是基督信徒的花生农民造型来表现领导力。他将可口可乐公司的很多人员都纳入自己的旗下——查尔斯・邓肯是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进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的格里芬・贝尔任检察长，查尔斯・科博和杰克・沃森仍然是贴身顾问。“佐治亚州黑手党”安全地掌权了。不幸的是，卡特和他的亲信们没有将可口可乐公司长老们的政治才能带到华盛顿。他有点自暴自弃，轻视常规，疏远像尼尔之类重要的民主党成员并且远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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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媒体开始攻击卡特偏袒的任何事物，例如总统将百事可乐驱逐出白宫，取而代之的是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当伯特・兰斯发现一位秘书喝可口可乐时，有记者无意中听到他开玩笑地逐字宣布说：“你知道，小姐，我们大家都喝历史悠久的民主党饮料，可口可乐。”当报纸上没有写明国家美术馆的古董面具艺术展是由可口可乐公司以及日本瓶装商赞助时，卡特甚至不去出席艺术展。当吉米和罗莎琳乘坐德尔塔皇后号游艇游密西西比河时，记者杰克・安德森指出，这次免费宣传是要拯救德尔塔皇后号游艇——碰巧的是，这艘游艇归纽约可口可乐瓶装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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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报道确实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真凭实据的。1977年，蔗糖价格下降，美国商务委员会建议征收2%的蔗糖进口税，以保护美国本土的种植者。可口可乐公司每年使用100万吨蔗糖，是世界上最大的蔗糖消费者。经过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约翰・蒙特组织的蔗糖使用者团体的游说，可口可乐公司最终说服了卡特，批准给美国蔗糖工业每磅2美分补贴的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阻止了蔗糖价格的回升，相当于间接地资助了可口可乐公司。当有人评论说可口可乐公司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确保事情按公司希望的方向发展时，一些国会议员同意制定可口可乐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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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保罗・奥斯汀悄悄飞往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秘密会谈——大概是商议可口可乐公司重返古巴的相关事宜。1961年，可口可乐工厂被充公后，可口可乐公司对古巴正式拥有2750万美元债权。但是这个任务失败了，奥斯汀只拿到了一些卡斯特罗请他转交给罗伯特・伍德拉夫的哈瓦那雪茄。奥斯汀曾向卡特总统保证，这次旅行会有所回报。奥斯汀在白宫和卡特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会面。当文笔尖刻的威廉・萨菲尔听说了这件趣事后，敏锐地预感到他们要密谋获取古巴的甘蔗：“卡特-可口可乐-卡斯特罗的蔗糖外交不仅仅是潜在的利益冲突，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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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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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奥斯汀为可口可乐进入葡萄牙、埃及、也门、苏丹等市场而进行的谈判顺利多了。虽然这些成功没有直接得到卡特的帮助，但是美国总统经过大力宣传所表现出来的对可口可乐明显的偏袒无疑也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就在美国财政部同意贷款给葡萄牙3亿美元的同时，可口可乐公司收到了等待很久的葡萄牙许可证。同样地，当奥斯汀与安沃・萨达特会面、准备在阿拉伯联合抵制可口可乐的情况下巧妙地将可口可乐工厂移回埃及时，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问萨达特，是该将他们的商议内容保密还是该向政府报告。“如果你报告的话，我会非常高兴，”这位平静的埃及人回答说，“这才是我们会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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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背后有着卡特这个隐形的政治权势支持，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只有印度是个例外（可口可乐公司因为没有将配方交给印度政府，只能在1977年被迫离开）。他们的这些成就是建立在几年前的耐心谈判和总统的支持以及鲍勃・布罗德沃特在莫斯科的沟通基础上的。虽然百事可乐公司与苏联的合作合同一直持续到1984年，但是时任苏联总理柯西金的追跟者还是决定在特殊的日子里喝可口可乐。1978年，布罗德沃特签署了一份于1979年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运动会提供可口可乐的合同，但那只是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热身，可口可乐公司用1000万美元购得了奥运会的独家冠名权。芬达橙汁在那个运动盛会上深受人们的喜爱，并且最终风靡整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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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的卑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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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占据了世界各地新闻的头条，但在美国本土的经营却更加萧条了。百事可乐公司开始专攻非常有商机的外卖市场，用1.5公升和2公升容量的塑料瓶装可乐，抢夺可口可乐的客户。可口可乐花费80万美元打造的百老汇作品《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在获得7期好评后宣告彻底失败，从而成为可口可乐公司失去方向的标志，正如《纽约时报》批评家克莱夫・巴恩斯所说，“冗长乏味而且单调”。当1976年可口可乐采用的“向上看”的广告失败时，百事可乐带着新的广告“拥有百事可乐的日子”卷土重来。像往常一样，百事可乐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方式上，而可口可乐则将广告重点放在产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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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巧合的是，百事可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同时采取了与传统方式截然相反的广告策略。百事可乐公司员工迪克・阿尔文被派往达拉斯，其任务是将百事可乐打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但是这看起来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在达拉斯，百事可乐仅占软饮料市场消费量的4%。阿尔文说服他的老板，百事可乐公司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所以，他们请求百事可乐公司总部允许他们采用当地名为斯坦福公司的代理机构。鲍勃・斯坦福发现，在促销七喜可乐的口味测试中，百事可乐公司胜过了可口可乐公司，他建议采取这种方式与可口可乐公司抗衡。1975年，达拉斯电视台直播广告推荐观众“接受百事可乐的挑战”。电视中，忠实的可口可乐消费者发现他们在匿名口味测试中选择了百事可乐而非常惊讶。只有百事可乐公司才会选择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但是这个广告的效果却很明显：在两年之内，百事可乐在达拉斯的市场份额提高到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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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当地的可口可乐分公司忽略了这个低俗的新广告，他们认为这个广告效果只是暂时的、不值得回应。但是后来可口可乐开始大降价，拉开了价格战的序幕。可口可乐以《圣经》中从一场阴谋中拯救上帝子民的英雄莫迪凯为原型，将新计划命名为“莫迪凯项目”。可口可乐公司购买广播电台的大量直播时间，以阻止百事可乐的广告。可口可乐的广告上说：“只吸一口是不够的。”另一个广告放映的是，一个发脾气的得克萨斯人抱怨纽约的百事可乐“吸管又短又细……窄小的皮裤子，尖头的蜥蜴皮鞋”。为了避免种族歧视嫌疑，他最后痛饮了一番可口可乐后，说道：“伙计，你在这里的行为要检点些。”可口可乐其他的广告都很荒谬，广告中两个非洲黑猩猩在进行口味测试，或者演员们猜测两个网球中哪个绒毛更多。可口可乐的广告原意是嘲笑百事可乐，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百事可乐人员和观众都感觉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恐慌。在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的技术人员秘密进行他们自己的测试。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的是，100个消费者中确实有52个选择百事可乐。受到这个测试结果的鼓舞，处于南方可口可乐中心地区和洛杉矶的百事可乐瓶装商都采用对比性挑战广告。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1/4的地区都在播放百事可乐的挑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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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可口可乐的美国市场份额保持不变时，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稳定上升。1977年，百事可乐广告预算第一次超过了可口可乐公司，两个公司主要品牌的产品广告费用一年都在240万美元以上。1978年夏天，尼尔森市场调查数据表明，百事可乐最终在被百事可乐公司称为“自由选择”的舞台——超市销售量上超过了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人员带有防御性地宣称，他们的饮料仍然在零售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好斗的百事可乐年轻总裁霍恩・斯卡利嘲笑说：“不知道他们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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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口可乐依然在自动售货机和批发市场上占据上风，所以，可口可乐公司保持了总体的领先地位。但是公司的骄傲和自信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恶化。1978年，可口可乐产品的美国市场的份额从26.6%降至26.3%，而百事可乐却从17.2%上升到了17.6%。在这种每一个数字都代表数百万美元的情况下，如此小的变化也足以为任何公司敲响警钟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企业文化向来是严谨、认真，因此这些数字对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来说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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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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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们都妄想，这些负面影响会波及整个软饮料行业，而不单单是可口可乐公司。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使用糖精之类能够导致实验室小白鼠患癌症的物质有严格规定，并且《德莱尼修正案》明令禁止使用这些东西。为了回应食品工业的重重压力，美国国会投票“延期执行”糖精禁令，并规定禁令从1978年5月开始生效。没有人知道含糖精的特伯饮料未来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另外，人口零增长是一个不祥之兆，代表着长期的威胁。自从1977年《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中警告《软饮料行业的老龄化》以来，人口统计学家就预测未来将不容乐观。人口爆炸已经成为过去，美国国内市场看上去已经饱和，价格战大行其道，未来的前进之路充满荆棘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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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仍然占领美国软饮料消费市场60%份额的可口可乐受到了以消费者为目标的新饮料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是积存实力的年代。于是，到了70年代，一场经过周密研究的、投入资金量巨大的软饮料市场分割大战爆发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激浪饮料只是带有地区性的山地饮料，广告语是“你好，阳光；你好，激浪”。但是这种饮料却来势汹汹，“要打进约翰・丹佛的国度”。可口可乐公司迅速推出美乐耶乐（Mello Yello）广告作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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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在软饮料行业起领头作用，而是变得更加被动和分崩离析。虽然可口可乐公司还是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但看起来却漫无目的。20世纪70年代晚期，可口可乐公司只有70%的生意还是在软饮料行业。越来越糊涂的奥斯汀坚持维持他的养虾场、水工程以及类似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利润很少，甚至要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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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商合并使得美国国内可口可乐分支机构的数目下降到550个，但这个数字还是太大了。1977年，可口可乐公司涉足酒类行业，但葡萄酒酿造不像可口可乐，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适当的储存发酵时间。可口可乐公司的酒类投资从来没有赚过大钱，愤怒的南方浸信会股东也抱怨说他们纯洁的公司不应该卖酒。与此同时，百事可乐公司比可口可乐公司更加多元化，他们的菲多利食品公司业绩也很好。1978年，百事可乐公司收购了必胜客和塔可钟，这两个餐饮店在全美国范围内为百事可乐公司增添了很多独家批发点。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们都自我安慰说：百事可乐公司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软饮料公司了。1975年之后，百事可乐公司超过一半的销售收入来源于非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公司解决大量难题的办法是，把空前数量的金钱投资于广告宣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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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与血腥的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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