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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与血腥的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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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口可乐公司与一个又一个独裁者的关系恶化时，压抑许久的外国危机终于爆发了。1978年，伊朗国王被废除后，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和法学权威霍梅尼将伊朗的可口可乐工厂移交给被压迫者协会，但是这些曾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没有能力成为好的瓶装商，因此这些工厂很快就倒闭了。1979年，桑迪诺解放阵线将索摩查驱逐出尼加拉瓜，那里的可口可乐瓶装商阿道夫・卡莱罗因为与索摩查对抗而被关入监狱（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的“朋友”吉米・卡特将他从监狱保释出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来临的时候，阿道夫・卡莱罗还在继续经营着瓶装厂，但是他对领导者桑迪尼斯图的尖锐批评使他的工厂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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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邻近美国的危地马拉。1975年，危地马拉的可口可乐工人成立工会，发动了一系列的胁迫和暴力事件，这成了1979年5月可口可乐公司一年一度的特拉华会议中最热门的新闻。可口可乐公司每年的商务会议都是简短、不受外界干扰的，并且通常持续不过15分钟。但是1979年，体型瘦弱但意志坚定的修女多萝西・加特兰代表主顾修女会持有可口可乐公司200股股份，她递交了一份提案，要求提高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所有分支机构的最低劳动关系标准。加特兰修女为南非可口可乐公司雇用的、每天只有25美分报酬的黑人囚犯们感到痛心。她继续说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可口可乐公司经理给墨西哥人每小时2.4美元的工资，并且声称可以随意处置他们。但是，这位修女最关心的是危地马拉的情况。她引荐了危地马拉可口可乐公司工会前主席伊斯雷尔・马克斯来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伊斯雷尔・马克斯是特别从中美洲赶过来亲自讲述他的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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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神不安的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们都在听那位危地马拉人发表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说。由于西班牙的水灾被翻译成了各种版本的恐怖故事传到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特拉华州会议室里的总裁们不安地踱着步子。马克斯告诉他们，在他离开危地马拉之后，曼纽尔・巴拉姆取代他成了新任工会书记。在董事会召开前一个月，巴拉姆从一家杂货店回收一箱可口可乐空瓶子的时候，被人切断了喉咙。“除了野蛮之外，”马克斯总结说，“现在所处的环境也是经济贫困的一个方面。可口可乐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形象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在危地马拉，人们称‘谋杀’为‘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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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会议室一片寂静，静得让人不寒而栗。保罗・奥斯汀很快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修女的劳动提案是“对成员之间内部活动的不必要干涉……”，并且可口可乐公司很难控制独立瓶装商的所作所为。“我们在为危地马拉发生的悲剧感到惋惜的同时，”他说，“还必须尊重法律和其他国家的处事方式。”董事会在奥斯汀的用力敲锤声和少数股东嘈杂的抗议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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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的行为与他以往的形象不相符。9年前在参议院，他表现出对移民工人的莫大关心；在那个春天，他经常表现出困惑，并且容易动怒。现在他已经进入了老年痴呆症的第二阶段。但是，他的言辞明确地表示，公司不为独立的瓶装机构担负任何责任。由于可口可乐公司在135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通过那位修女的提案将产生不可思议的巨大影响。如果可口可乐公司真的担负起每个瓶装厂工人的福利责任的话，那无疑是把灾难带给了人事部门——更不用说公关部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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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神圣的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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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基奥意识到危地马拉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的时候，一场更加靠近美国的斗争转移了他的视线。公司总裁认为，美国境内的许多麻烦都是由陈旧的瓶装合同引起的，因为合同中没有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广告成本、营业成本以及除蔗糖之外的原材料成本的上涨问题。1977年年末爆发了通货膨胀，托马斯公司也不再是公司的障碍了。保罗・奥斯汀命令总裁卢克・史密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合同条款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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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人可以保证这样一个困难重重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史密斯，一个受所有瓶装商热爱和信任的、传统的、热情的南方人。虽然一些忠诚的分支机构同意公司增收一些资金来保证更加有效的宣传，史密斯提议的修改却是要强制允许可口可乐公司随意制定饮料的价格。1978年5月，史密斯和基奥带着合同在全美国举行了6次会议，试图说服犹豫不决的瓶装商签署。他们的行为被瓶装商们耻笑为“盛大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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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施密特的外祖父是1901年的第一个可口可乐瓶装商，比尔・施密特本人是一个典型的忠厚的可口可乐人。他在伊丽莎白镇、肯塔基的瓶装厂内建造了博物馆，展览具有纪念价值的可口可乐物品。首先，他以虚心的态度认真聆听可口可乐公司的演讲，但是公司一意孤行地修改条款使他非常反感。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我看完后马上怒火中烧。”他写了一连串的抗议信，与他志同道合的瓶装商也越来越多。不经意间，施密特就成了这个非正式反对派的领袖。自从20世纪20年代内部大冲突以来，这是可口可乐公司发生的最不和谐的事件。那些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都被新的合同修改条款清除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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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争论说，悬而未决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能够证明他们的观点。施密特的“拒绝修改条款的瓶装商队伍”声称，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结束之前修改合同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公司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修改条款上。但是卢克・史密斯并不担心，因为他现在拥有托马斯公司——万一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结果对他们不利，瓶装商们为了保证有合约可签也会同意签署修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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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掌管可口可乐美国公司的阿根廷人布莱恩・戴森也被卷入了这个大漩涡中。当他的朋友唐・基奥请求他辞去南拉丁美洲公司总裁的职位时，戴森拒绝了。“你为什么不找一个美国人？”他知道，可口可乐美国公司的系统已经乱成一团，如果他不能成功改变现状的话，这就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了。但是，基奥继续劝说戴森，试图让他相信这种局势是可以挽救的。毕竟，这位阿根廷人在委内瑞拉工作的时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委内瑞拉是百事可乐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少数几个市场之一，戴森擅长于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另外，他还是英国移民的孙子，身材瘦高，具有运动细胞，为人彬彬有礼。戴森1978年8月来到亚特兰大后，马上着手处理修改条款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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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月，公司最终也做出让步，修改了条款，给饮料价格设置了最高上限。现在，有两种计算方法——一个是根据蔗糖计算，另一个是根据所有其他成分的“基本元素”计算，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作为奖励，公司同意减少BX预先混合饮料（这种饮料的生产成本上升了），并且同意瓶装商购买浓缩饮料。由于消费价格指数上升速度比原材料更快，施密特依然拒绝了这个方案。经过艰苦的谈判，1979年，公司成功地说服了一半以上的瓶装商签署协议。最大的两个分支机构也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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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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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署的时候，正好是布莱恩・戴森的6月“大联欢”。那是旧金山的盛会——继“用真心感动你”广告活动之后举行的第一个瓶装商集会。这种集会还是十年前在亚特兰大举行过。瓶装商们受到合同修改的影响而闷闷不乐，百事可乐的进步也使得他们非常气馁。他们小心翼翼地聚集在一起，等着看这个南美洲人要说些什么。他们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布莱恩・戴森，更没有听过他讲话。和往常一样，在百老汇风格的歌舞表演之后，瘦高的戴森握着一个传统的6.5盎司玻璃瓶出现在乐队指挥台上，显得有点紧张。他演讲的时候，他的形象投影在巨大的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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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戴森对瓶装商们说，“我们都度过了一个自我鉴定的时期。”所有人都侧耳倾听。也许戴森也承认瓶装商们的确面临着一些难题，而不是一味地在演讲中赞美可口可乐公司。在提到修改条款的纠纷时，他对这10年间发生的灾难——联邦贸易委员会、能源危机、蔗糖危机、糖精事件、退款法、消费者运动、通货膨胀、工资和价格控制等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他承认，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份额在10年的时间内仅上涨了3‰。“在同一个时期，百事可乐公司的市场份额从21.4%上涨到了24.2%。”全体瓶装商都惊叹不已。戴森打破了所有先例，在美国大量可口可乐人员面前提到了百事可乐的名字。戴森继续说，百事可乐公司称可口可乐公司为“怀旧、一个只知道夸耀过去光辉历史的公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口可乐公司将会走向灭亡。但是，戴森承诺：“只要是能改善我们企业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不论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奋斗，我们都必须一起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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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无疑将情况说得相当严重，但是可口可乐公司真的会改变吗？作为第一步，瓶装商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个壮观的广告活动。麦肯公司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在大屏幕上播放着新的广告，兴奋的年轻人们唱道：“一杯可口可乐，一个温馨微笑，可口可乐让我感觉很爽，可口可乐给我美好感觉，一杯可乐，一个微笑。”他们精力充沛地跳着舞。可口可乐冒着咝咝的响声，汩汩地流出。观众们用脚打着节拍。歌曲的调子很像比尔・巴克尔的曲风，而实际上他离开了麦肯公司，创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这是他应该有的样子，我很想看到，整个世界和我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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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广告播放的间歇，极度严肃的市场部人员比尔・洛恩解释说，就如有男人味的牛仔总是和万宝路香烟联系在一起一样，“通过可口可乐，美国人可以真正拥有充满微笑的世界”，但是“微笑必须来自于可口可乐”。与催促人们加入“神话团体”的百事可乐广告不一样，新的可口可乐广告将产品本身塑造成了英雄，“可口可乐带来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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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广告中，虽然演员们的微笑都很明显地带有表演成分，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当其他的微笑都很做作的时候，有一个微笑传达了一个暖人心窝的故事。当匹兹堡钢人队的黑人乔・格林一瘸一拐地沿着露天体育馆的隧道走向衣帽间的时候，一个怕羞的圆脸男孩拿着一瓶16盎司的可口可乐羞怯地在乔・格林身后叫道：“格林先生，格林先生。”那位垂头丧气的足球运动员侧过身。“什么事？”他怒吼道。孩子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觉得……我觉得你是最棒的。”格林没有被赞扬感动，他嘟哝着说：“是的，当然。”然后开始离开。小男孩着急了。他不假思索地把可口可乐递给格林，但是被拒绝了。“真的，”他坚持说，“这个给你。”格林顺从地接过可乐，顿时变得温和起来。他把瓶子倒过来，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所有的可口可乐。音乐与雀跃的声音同时响起，“一杯可乐，一个微笑。”孩子沮丧地转过身，而运动员现在却精神百倍，大喊道：“嘿，孩子！”然后把他的运动衫扔给小男孩。他嘴角闪过一抹微笑，然后继续向衣帽间走去。这个微笑点亮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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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格林的广告创造了一种直接的感动。虽然最初并没有打算在广告推出一年之内播出，但是瓶装商在比尔・洛恩的演讲后开始躁动，要求马上播出广告。成千上万的观众给可口可乐公司写信，感谢公司让他们欣赏了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广告。媒体也非常喜欢这个广告，《新闻周刊》《人物》《运动杂志》以及《纽约时报》中都出现了大量关于乔・格林表演的文章。钢人队的队员也出现在了《早安，美国》的电视秀当中。这个广告还激发了故事片的摄制。格林透露，广告紧张地拍摄了三天，部分原因是10岁的小演员汤米・奥肯太敬畏格林，总是出错。最后一天，那位运动员狂饮了很多瓶16盎司装的可口可乐，还要努力微笑。格林在喝完第6瓶饮料后吐了，但他还是坚强地一瓶接一瓶地喝下去——但这些都是无用功了，因为最后导演采用了第一次拍摄的片花。最著名的电视花絮就是格林本来打算喊：“嘿，孩子接着！”但是他说成了“嘿，孩子”，然后打了一个巨大的响嗝儿。“最后，当乔・格林转身的时候，”一个可口可乐总裁说道，“他看起来像在饰演奥赛罗。”前百事可乐广告制作人约翰・伯金感叹道：“那确实是一个完美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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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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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可口可乐瓶装商们从会议大厅出来以后都感觉备受鼓舞。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收到了来自保罗・奥斯汀的邮递快报，整个瓶装商系统中出现了轩然大波。奥斯汀宣布，年仅60岁、备受尊敬的卢克・史密斯由于“个人原因”退休。“董事会没有指定接班人。我将担任总裁的职务。”可口可乐大家族里关于事实真相的流言四起。每个公司成员都知道，卢克・史密斯几乎是一个人承担起重担，让大多数的瓶装商签署了修改条款合约。他用过甜言蜜语，诱惑过，威胁过，恳求过；他在整个美国反复奔走，每天打几个小时的电话。8月，他在位于亚特兰大北部拉尼尔湖自己的游艇上放松休息了两个星期。星期五，他接到了来自可口可乐财务总监费尔・艾森伯格的无线电话。“保罗希望你辞职。”艾森伯格对史密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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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奥斯汀的老年痴呆症恶化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没有人知道奥斯汀为什么要突然解雇史密斯。在6月的大联欢上，奥斯汀摸索着寻找演讲稿，他拒绝把自己的形象投影到大屏幕上，因为那会暴露出他颤抖的面部。1979年年底，他飞往新奥尔良演讲，到达的时候却忘记了他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虽然奥斯汀没有就诊，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肯定出了大问题，唯一的反应就是要紧紧地抓住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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