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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昏昏欲睡的巨人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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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1年5月从保罗・奥斯汀手中接过公司董事会主席聘书之前，郭思达度过了一年艰苦的时光。在这一年里，作为总裁的他没有绝对的权力。不过，正是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郭思达才加强了与其他高层人员之间的沟通联系，稳固了他的权力基础。意识到唐・基奥的沟通技能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极力邀请对方出任公司首席运营官。此后，任何场合都可以看到郭思达和基奥一起出现的身影。在演讲中，他们彼此互相介绍着对方。在某种意义上，基奥在各种公共场合下扮演着郭思达的仪式主持人角色，或者说就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埃德・麦克马洪——美国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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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达同时也相信，伊恩・威尔逊不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我和基奥都从不怀疑，”他告诉记者们，“我认为，威尔逊不再会有任何机会了。”郭思达注意到，威尔逊所负责的加拿大和远东地区的销量只占公司销售额的15%，而且销售利润不高。当威尔逊的名字出现在丑闻中时，郭思达也没有任何澄清举动。事情是这样的，亚特兰大黑人移民办公室有意搁置了威尔逊的移民申请，使他不能及时获取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急于获得绿卡，威尔逊在被选定为CEO之前，曾与华盛顿一位非法买卖商人欧文・戴维森有所接触。而现在，戴维森涉嫌与黑手党有联系而即将被控告的消息传出以后，威尔逊也因与黑道人物相牵连而频频出现在报纸和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中。对此，可口可乐公司官方发言人采取了缄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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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公司内部，威尔逊突然发现自己又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运往罗得西亚的一桩非法货物运输案有牵连，而此次运输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尽管事情发生在威尔逊管理南非事务期间，但他否认知晓这起运输事件，宣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猜测，如果换作郭思达，“这里面的利害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是一位被取代的、只被公认为在软饮料质量控制方面卓有成效的古巴工程师，当面对取代者时，你会怎么做？一面是权力和荣耀，另一面是万丈深渊”。在威尔逊离开以后，郭思达象征性地成了“桃树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而该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直被伍德拉夫长期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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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郭思达着手制定他的雄伟战略规划，希望借此改革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方式。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的CEO应该是公司财务的指挥者，于是，这位新总裁同样采用了学习英语的方式——坚持不懈的求知欲和像海绵一样的记忆方式——学习会计知识、币值波动和经济规律。“他过去常常一天之内来我办公室15~20次，”萨姆・阿约布回忆说，“尽管他不了解会计或者财务方面的概念，但他会不停地提问，提问，再提问。”后来，萨姆・阿约布成了公司财务总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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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达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不安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以公司占有主导地位的冷饮料业务为例。冷饮料被认为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财政支柱，但由于不能像与瓶装商签订合同那样将价格锁定，糖浆的价格波动制约了公司的发展。但是，郭思达却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司采用5加仑铝质汽水分装器后，冷饮料业务的资本投入稳步上升。数据显示，当冷饮料业务利润为12.5％时，成本则为16％。至少从理论上讲，公司有倒闭的趋势。不过，郭思达手下的技术人员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廉价的一次性器具，帮助他们的老上司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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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事件，郭思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公司过于追求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忽略自己的财务承受能力。百事可乐公司就曾对良好的投资回报率这一终极目标视而不见。1980年1月，郭思达说服了罗伯特・伍德拉夫在可乐制作中用以玉米为原料的高果糖浆替代蔗糖。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具有将自身的技术背景知识与公司的成本管理结合起来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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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糖浆和“不顺从者”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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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史密斯和保罗・奥斯汀一向坚持认为，高果糖浆会使可乐失去原有的口味，但现在，口味测试小组成员却发现，无论使用玉米糖浆还是蔗糖，可乐的口味都没有什么差别。尽管蔗糖在自由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可能会下浮，但是高果糖浆的价格只有美国征收保护关税税后蔗糖价格的80%。最初，为使伍德拉夫信服高果糖浆可以替代蔗糖，郭思达经历了一段痛苦时期。毕竟，这样做将会改变“神秘”的可乐配方。在公司财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郭思达这位古巴化学家给大家详细解释了更改配方的技术问题，但比伍德拉夫还要年长的约翰・西布利却思维敏捷地打断了郭思达的介绍：“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我们使用的甜菜糖吗，伙计？这不过就是另外一种糖，仅此而已。”一旦决策是用如此基本的简单语言来表述，伍德拉夫很快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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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百事可乐的竞争中，可口可乐美国公司总裁布莱恩・戴森采用的手段是，先通过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来保证高果糖浆的供应，然后加大公司的广告宣传力度。之后，在推行高果糖浆的过程中，公司对瓶装商们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给大多数瓶装商以利润刺激，另一方面以高果糖浆为借口，打击那些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的瓶装商。1978年的合同条款修改已经详细说明了，任何在甜料方面节省的成本都会转变成瓶装商的利润。对于那些拒绝签订合约的少数瓶装商，公司会坚决按照原有的糖浆浓缩液价格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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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施密特原本就已经对可口可乐公司的强硬态度不满，这次更是对可口可乐公司类似于勒索的行径感到恼怒不已。难道他的长期合同中没有规定每加仑可口可乐糖浆中蔗糖含量为5.32磅吗？他们没有得到允许，就能强行销售这种高果糖浆？施密特决定铤而走险。他从肯塔基州伊丽莎白镇出发，前往亚特兰大，希望能够寻找一位律师帮助他起诉可口可乐公司。但他也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也许没有人甘愿冒险与可口可乐公司及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而接手这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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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天意，这位叛逆的瓶装商找到了埃米特・邦杜兰特。邦杜兰特以擅长打律师们都不愿意接手的官司而闻名。例如，他曾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张公民享有完全自由的权利，没有为美国效忠的义务），打破了对佐治亚州忠诚的誓言。1980年2月，也就是在结识施密特前几个月，邦杜兰特在一起性别歧视诉讼案中对抗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时，已经逾越了亚特兰大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标准”。“你脑子进水了！”一位律师伙伴告诉他，“起诉金-斯波尔丁——哦！全能的上帝！——在亚特兰大！”现在，邦杜兰特认定，施密特的指控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案件。1981年，他代表施密特和其他70位同样不满的瓶装商提出了集体诉讼。邦杜兰特一向很尊重和钦佩哈珀・李的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那位勇敢的南部律师阿蒂卡斯・芬奇，他认为自己是道德的战士，是被压迫者的最后希望。邦杜兰特锲而不舍地为这桩诉讼案搜集了大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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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瓶装商们一起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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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软饮料品牌间的竞争法案，最终确保了排他性的地域保护权，这样瓶装商们就不会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上互相指责了。当然，如果没有来自基层瓶装商的支持，法令将永远不可能成为法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案的通过为布莱恩・戴森和他的激进团队加快灭绝小瓶装商的步伐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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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一度打击过潜在的特许权购买者，但现在摆脱其威胁后，企业合并情况络绎不绝。同时，多年来人为造成的瓶装业务价格下滑趋势也开始逆转，并出现不断攀升态势。许多长期经营的家族企业也决定提前歇业，将家族名号转售出去。可口可乐公司不仅鼓励卖出弱势瓶装厂，而且积极推进瓶装厂之间的合并，有时甚至还在瓶装厂寻找新东家的过程中临时充当中介人。尽管如此，戴森、基奥和郭思达却不断承诺，他们没有获取永久产权的打算。实际上，公司已经放弃了巴尔的摩的工厂，而且戴森还承诺，公司将放弃旗下其他表现不佳的瓶装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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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公司的约翰・斯卡利是与戴森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1980年，他决定将百事可乐挑战活动推向全国，以维持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发展势头以及在超市中的领先地位。出乎意料的是，斯卡利遭到了自己阵营内部的强烈反对，惊恐的百事可乐瓶装商们请求他“停止这一疯狂行为”。他们坚信，在本行业内这么做的话，要么百事可乐公司会一败涂地，要么可口可乐公司会发起残酷的价格战。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戴森对此迅速做出了回应。可口可乐公司在举行口味测试的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一次挑战活动刚刚开始时，可口可乐公司还动用卡车围住了百事可乐工厂，以示威胁。甚至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聚会上，公司还雇用敏・格林挥舞着大锤敲砸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根据斯卡利的解释，戴森是想直白地告诉百事可乐公司的瓶装商：“如果你参与挑战活动，那就是自己找死。”虽然如此，百事可乐公司挑起的口味测试仍然继续折磨着可口可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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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更好的健怡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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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9年，郭思达就曾指示莫里丘・简特科和他的技术人员开展一项名为“戴维计划”的研发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可口可乐的配方和口感，从而打击百事可乐公司，可惜最后没有取得成功。由于在甜可乐这个品种上受到挫折，郭思达开始注重低糖饮料的研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超越百事可乐公司。况且，低糖饮料市场份额增长迅速，不久将会占到整个软饮料市场的20％。郭思达和戴森一致认为，塞尔希奥・齐曼能够领导低糖饮料开发项目。这位杰出的、有抱负的、会讲多种语言的年轻墨西哥人是从百事可乐公司挖来的，项目中其他一些主要成员也都曾经参与过阿尔・斯蒂尔30年前领导的扭转乾坤运动。1980年2月，齐曼最先启动了“哈佛计划”，并采用编码的形式来代表他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任务。如果这位墨西哥人真的提议使用这些可笑的名称，奥斯汀和可口可乐公司的其他领导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安。不过，整个计划的要点还是充分利用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新产品健怡可乐只是品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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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具有魔力的可乐名称给其他软饮料冠名，这种想法似乎有些异端化。早在1963年，当特伯发明出来时，少数大胆的公司职员就曾有过这样的提议，但奥斯汀却严厉地谴责了他们。现在，特伯已经超越其他低糖饮料而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公司不能够利用可乐这一历史悠久的品牌影响力，再打一个漂亮的低糖产品仗呢？难道另外一种产品使用可乐的名称就只会贬低可乐的品牌价值、混淆消费者、打击已经低落的瓶装商士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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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齐曼、戴森、基奥和郭思达都确信，健怡可乐的引入能够给公司注入新的活力。正如齐曼在1980年2月给布莱恩・戴森的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僵化和保守。”大胆引入健怡可乐可以给这一固有印象以“巨大的冲击”，利用可口可乐的威名还会给瓶装商们带来新的活力。再说，这样做也将会带来利润，因为低糖饮料的生产成本不会那么高。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新产品的引入时间点也是合适的。正如预言家警示的那样，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人们会继续喝可乐饮料，但是在对健康狂热的追求下，他们会转向喝健怡可乐。齐曼认为，“竞争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百事可乐公司已经推出了同样的产品轻怡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犹豫了很久，而大器晚成者都必须发挥巨大的催化作用，激励瓶装商们“勇敢地去战斗，真正表现出开拓进取精神”。这位墨西哥商人用一句话总结说：“这将会是被寄予厚望的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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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罗・奥斯汀却突然中止了哈佛计划，而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四月份秘密发电报给唐・基奥，此时基奥正与齐曼和戴森一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设计、策划方案。郭思达深信，该计划是正确的，也是紧迫的，于是开始向伍德拉夫寻求支持。郭思达从上次蔗糖更改成玉米糖的陈述中汲取了教训。想要赢得“长辈”的支持，用简单、肯定的语言把事情阐述清楚是非常必要的。伍德拉夫显得不太在乎，也没有多少耐心。郭思达解释说，传统可乐的市场份额近年来一直在下降，相反，健怡可乐的市场份额却在不断上升。“在不久的将来，伍德拉夫先生，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不得不将公司更名为特伯公司了。”当他信任的“伙伴”用这种方式讲话时，伍德拉夫很容易就接受了健怡可乐，但是奥斯汀仍然还站在对立面上。8月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郭思达当选董事会主席和公司CEO，代替了即将退休的奥斯汀——奥斯汀将在第二年，即1981年3月1日，正式退休。董事会议结束后合影时，郭思达看上去就像是个电影明星，而奥斯汀则沮丧地站在他的身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久，郭思达就让齐曼继续进行哈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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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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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退休后不久，就被诊断出患有老年痴呆症，之后病情迅速恶化，并于1985年过世，享年70岁。尽管奥斯汀后期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表现会影响到他的业绩，但总的来看，他还是给公司带来了惊人的发展。1962年，当奥斯汀当选为总裁时，公司饮料只有一个品种，而且广告过于陈旧，公司内种族歧视现象也相当严重。销售额高达5.675亿美元，但利润只有4670万美元，其中海外机构占30％。奥斯汀凭借自身的远见卓识和专业的管理才能领导和帮助可口可乐公司度过了艰苦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的领导下，公司开发出一系列产品，进而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培养了商业伦理和社会良知——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制作和发布了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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