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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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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现金流使得可口可乐公司有充足储备追逐光环效应，公司提出了“积极生活”计划。“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安全用水，包装材料在原始用途之外能得到循环利用，人民生活健康而繁荣。”一份2010年的可口可乐公司《可持续发展总结》中这样主张。公司创办了非洲补给“雨”计划（Replenish Africa Initiative，简称RAIN），这个耗资3000万美元的项目计划到2015年能够为200万非洲人提供安全饮用水。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公司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帮助芒果和西番莲果农提高生产量，并承诺购买他们的水果来生产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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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达萨尼瓶装水和其他一些饮料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制造瓶子，这种瓶子的成分中有30%是炼糖副产品。整个瓶身仍是PET塑料，可以回收利用但不能生物降解，但是采用新材料的主要好处是原材料不再需用石油了。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到2020年要达到100%采用环保瓶的目标。因为石油供应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油价会更加昂贵，这一举动具有经济和环保的双重意义。可口可乐公司还赞助高校举办的回收竞赛“Recycle Mania”，协助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建立世界最大的PET瓶回收利用工厂，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可口可乐瓶子最终会被挤扁然后扔到垃圾填埋场。到2015年，所有可口可乐公司的新冷柜都会是无氟的。公司承诺将继续减少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使用更多的柴油电力混合汽车。比利时的生产设备使用了地热。到2010年年底，可口可乐公司计划有效处理所有废水到鱼可以在水里生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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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个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公司赞助的体育活动项目，免费的足球比赛“可口可乐杯”已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万名学生参加。公司承诺到2015年，在其运营的所有200余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体育活动项目。绝大部分公司产品都标明了卡路里含量，其中有750种低热量或零热量的饮料，比如Nutri Juice橙汁，这是一种添加了铁、锌等微量元素和赖氨酸、维生素A、维生素C的营养饮料，以帮助解决菲律宾的儿童贫血和营养不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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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畅爽开怀”广告中，可口可乐公司都提到了它的慈善活动。其中一个广告表现的是一场高中足球赛，用的记分牌是可口可乐的。旁白说：“如果你在过去的79年里喝过可口可乐，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你都为社区支持活动出了一份力。”另一个广告展示的是学生们在信箱和储物柜里寻找可口可乐瓶子，这是可口可乐公司赞助的学校活动的一个缩影，公司此时已经是第三次推出“回收空瓶”环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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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也坦率地承认，公益活动是换一种方式的营销，最终仍然旨在促进销量。穆泰康指出，在肯尼亚，当地女性过去需要花几个小时去远处取用被污染的水，由于可口可乐公司钻了一口新井，她们现在已经做起餐饮生意来了。像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一样，她们使用自行车或手推车来运送可口可乐产品。穆泰康说：“公司带去了水，也解放了当地女性。”公司承诺，到2020年全球供应链上的女性员工数量要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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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积极生活”行动说服了一批持怀疑态度的人。《纽约时报》2009年12月的社论标题是《大企业会拯救地球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写道，他曾经认为“大企业是具有环境破坏性的，它们贪婪而邪恶，受短期利润驱使”，但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生存大计迫使它深切地关注水资源匮乏、能源、气候变化和农业问题”，戴蒙德评论道，“经济原因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有力的动机，因为从长期来看（通常在短期内也是），等到环境或者其他方面出问题了再去修补，比在一开始就避免出现这些问题要昂贵和困难得多。”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回报那些致力于让地球保持健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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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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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的赞赏没有让反对者的声音平息下去。可口可乐公司委托能源和资源研究所（TERI）做的报告并没有完全免除公司在印度受到的指控，尽管报告中称可口可乐瓶装厂和废水中皆没有发现农药残留。根据TERI的报告，受检查的6个瓶装设施中有2个位于地下水“过度开发”地区。1600万美元的卡拉德拉瓶装厂对当地水供应有“重大影响”。TERI对卡拉德拉的设施建议了几个选择：从其他地方运水，储存剩余的水（如果有的话），搬迁工厂，或者关闭工厂。“可口可乐公司从没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运行过瓶装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会选在这里开设工厂。”印度资源中心的抵制可乐者阿密特・斯利瓦斯塔瓦抱怨说。喀拉拉邦政府委员会建议可口可乐公司为已经关闭的Plachimada瓶装厂支付4700万美元相关赔偿，不过这个判决没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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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哥伦比亚上诉律师和工会领导人的谈判在2008年破裂。可口可乐公司提供了1200万美元赔偿金，包括一项反工会暴力受害者基金，但契约同时要求原告从可口可乐瓶装厂离职，所有工会必须遵守言论禁止令并不再发布反对可口可乐的言论，以及废除可口可乐杀手抵制活动。“你们跟这些犯罪行为有关，就必须承认和赔偿。”Sinaltrainal联盟的首席谈判代表埃德加・派斯不依不饶地说，“真相必须要水落石出。”然而，这一次可口可乐公司没有那么热忱了。“我们在平息这场纷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可口可乐公司的埃德・波特说。特里・科林斯沃斯最后一次以外国人侵权索赔为依据提出上诉，重审哥伦比亚谋杀案，但2009年一个三名法官组成的判决小组驳回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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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一部加拿大纪录片《可口可乐案件》又重新翻出了哥伦比亚案的旧账。这部纪录片大部分是跟随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丹・科瓦里克律师的视角，他是此次谈判的关键角色，科林斯沃斯、罗杰斯、哥伦比亚工会领导人亦有出镜。观众们看到科瓦里克的兴奋——“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转化为挫败和沮丧。可口可乐公司以诽谤的名义抗议这部电影，并表示它打破了谈判协议中的保密条约，但这只会让人们更加关注这部纪录片，原本这部片子为了避人耳目只在特定放映场合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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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哥伦比亚瓶装厂的调查报告上没有发现明显的侵犯劳工权利行为，但ILO也没有试图要调查从前的谋杀指控。然而，这个事件确实提高了人们了对工作外包的担忧，外包使得可口可乐系统支付更少薪资，还能免责解雇员工。2009年在美国出版的《喷出个魔鬼》一书中，英国谐星马克・托马斯记录了这类哥伦比亚式的“租用工”（fleteros，西班牙语，字面意思是“雇用运输者”）。他采访了卡洛斯・马多纳多・阿纳亚，这位工人穿着可口可乐的制服，25年如一日地运输可口可乐产品，签的却是外包合同并且领的是最低工资。他被告知，如果他加入工会就会被解雇。《可口可乐案件》的制片人采访了两位年轻的“租用工”，他们1小时只能挣1美元，一天工作15个小时。可口可乐公司CEO的时薪是这些哥伦比亚工人两年的薪水。可口可乐的高管鼓吹说近三分之一的哥伦比亚可口可乐瓶装厂都有工会，理论上好像是这样的，但这种说法忽略了约占全部劳动力80%的“租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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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用一种插科打诨的风格写作，但观点很尖锐。“要想让可口可乐公司直接回答问题，就好像在老年痴呆护理所里进行智力竞赛问答一样。”哥伦比亚之后他去了土耳其，在那里发现了类似的外包合同工付薪不足的问题，他采访了抗议者，他们曾遭受过催泪瓦斯驱逐、挨过棍子、被警察踢打过。托马斯又到了萨尔瓦多，在那里他看到童工为甘蔗田工作。他想，可口可乐公司的饮料在“儿童摄入了过多糖分”这个问题上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了，人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竟然还用童工来帮助生产糖分。在萨尔瓦多内贾帕镇，托马斯听说当地可口可乐瓶装厂污染了溪流，杀死了里面的鱼，在溪水里游泳的孩子发了皮疹。然后他去了印度，抗议可口可乐公司对水资源的占用，2008年的纪录片《流动》也提到此事，那部片子强调的是“世界用水霸权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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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告诉托马斯，内贾帕镇排放的废水符合国际环保标准，而且公司还为当地两所学校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托马斯的书中没有记录到的索赔似乎更严重，2009年，可口可乐在加州美国大峡谷拥有的子公司AMCAN饮料，因为污水违规付了759万美元罚金。不过可口可乐公司不可能支付任何远在萨尔瓦多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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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另一本批评可口可乐公司的书《可口可乐机器》出版。在书中，记者迈克尔・布兰丁再次披露了哥伦比亚谋杀案、印度的用水问题、可口可乐与学校的专卖合作、肥胖问题和其他富有争议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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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重演、报复和危地马拉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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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特里・科林斯沃斯在纽约州最高法院起诉可口可乐公司，指控危地马拉可口可乐和速溶咖啡制造商Industria de Café S.A.（INCASA）涉嫌同谋威胁、谋杀、强奸和折磨员工及其家庭。INCASA在危地马拉城有一家咖啡和可乐浓缩糖浆厂，在西部城市雷塔卢莱乌有一家可口可乐瓶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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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涉及两名工会员工，使人想起了另一桩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地马拉悬案，当时据说可口可乐瓶装商雇用敢死队追杀工会首领。2004年年初，危地马拉城工厂老员工——27岁的何塞・阿曼德・帕拉西奥斯在加入工会后受到了死亡威胁，消息是从INCASA人事经理那里来的，随后他差点丧命。2005年4月，两个人闯入他家，把他的儿子绑起来，并用枪指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威胁说如果帕拉西奥斯不退出联盟就要杀死他们。下个月里他就被解雇了。帕拉西奥斯拒绝接受遣散费，他抗争着要夺回自己的工作。6月，美国劳动教育项目（美洲部分项目，简称USLEAP）通过向美国政府请愿，呼吁对帕拉西奥斯的案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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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间接而谨慎地介入此事。公司全球劳动关系主任埃德・波特建议USLEAP的前董事会成员斯坦・加采克创办一家咨询公司，然后聘请加采克与帕拉西奥斯谈判。2006年1月26日，加采克证实，可口可乐公司愿意为帕拉西奥斯支付安全保护金，但前提是他放弃复职权利。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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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帕拉西奥斯回家的时候，一个长得很像他而且开红色车的人（帕拉西奥斯的卡车就是这个颜色）被枪杀，事发地点离他本人只有不到1米远。帕拉西奥斯得知枪手本来是要打死他之后，他退缩了。在谈妥了遣散费后，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的罗德里戈・罗梅罗律师找他接洽，并说：“我们可以安排付你一笔钱。”如果他签署了那张空白的支票，就等于是跟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合约，同意放弃所有法律要求，保持沉默。帕拉西奥斯拒绝签署，并在2006年2月6日逃到了美国。因为他的家人还在危地马拉，他不敢发起诉讼。2008年年末他们终于能够来美国与帕拉西奥斯团聚的时候，他联系了特里・科林斯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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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案子比上面这个案子早几个月爆发。2008年2月，雷塔卢莱乌工厂的工会代表何塞・阿伯特・维森特・查韦斯卷入了与INCASA管理层之间激烈的劳资谈判中。韦森特随后抱怨公司违反了谈判协议，他被叫去危地马拉城开会。3月1日1点左右，他的家人在雷塔卢莱乌汽车站等他，四个武装分子出现，杀害了韦森特的儿子和侄子，轮奸了他16岁的女儿。袭击者之一被警察击毙，其他的被抓捕和定罪。没有调查出可能联系到可口可乐瓶装厂的嫌疑，虽然凶手之一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叔叔在可口可乐工厂工作。韦森特和他的家人躲了起来，但是他仍然为INCASA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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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里・科林斯沃斯的2010年投诉书中，他断言“可口可乐公司是有权预防或纠正外国瓶装厂对工人和工会领导人的暴力事件的。”他引用埃德・波特在2005年的声明：“可口可乐公司确认可口可乐的员工有权成为工会成员，在集体劳资谈判时应该不受外部干扰和施压。行使权利的同时不必担心受到报复、镇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然而这场诉讼又要拖延好几年的时间才可能会得到解决。科林斯沃斯仍然充满希望，虽然还没有外国人侵权索赔在美国法庭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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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危机和汽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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