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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原始的农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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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包括传统和现代的）总是比较特殊的。它不需要大规模团队工作和超越家庭成员的合作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4]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分工的回报率有限，对大量劳动力协作的边际收益非常低，与亚当·斯密描述的别针厂，19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劳动力密集型大规模纺织厂，以及20世纪美国早期的福特汽车装配生产线不一样。这是因为农产品的生产主要靠天，靠大自然。作物生长完全是由植物的自然生物周期决定，不可能随意分成很多中间阶段或中间产品来“揠苗助长”，实现规模化生产。换句话说，作物生长是土地密集型，对大自然（天气、季节和日照）是很敏感的，所以它对劳动投入的边际回报迅速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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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58年把农业生产组织成大的企业单位或者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公社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大且非常愚蠢的错误。当时提出“食堂”概念也是以为这样可以提高人民公社规模化作业的效率。[15]因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民个人努力之间缺乏很强的互补性，一旦组成巨大的生产单位，搭便车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很容易在大型团队工作组织形式下和个人责任分不清的情况下产生。甚至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农业一直都是实现现代化（即工业化和机械化或用重机器设备规模经济化）的最后一个产业部门，而不是第一个产业部门。例如，美国到20世纪40年代才实现完全成熟的机械化耕作，与它在19世纪中期就实现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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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自然避免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的错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自动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自由市场和土地私有制既然并没有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就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突然做到呢？[16]因此，“大跃进”的根本性错误并非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企业组织”问题。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非洲的贫困陷阱，也无法揭示中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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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8年开启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大胆实践，推倒了大型耕作单位，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情况下，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一步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过意味着回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生产模式，为什么它就会在中国触发一场农业革命呢？如前所说，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或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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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将在后面详细分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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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约30年间（1949—1977），中国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了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网络。这些因素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大进步，也导致了在邓小平农业改革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虽然这一时期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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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邓小平改革下，虽然土地仍是公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因为回报（真实的金钱所得）是与个人努力相联系的。农民有15～3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种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土地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和种植农作物的类型。这个新的“制度”安排允许农民根据土壤质量和类型以及相应市场需求，进行合适的多样化作物种植，以实现产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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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新的激励机制设计下，农民成了在满足政府的生产配额后的剩余产量所有者（即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还可以充分利用晚上和季节性空闲时间。妇女和孩子也是农业劳动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为家庭做副业工作，如养猪和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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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一些要素也出现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然而，很重要的不同在于，虽然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土地是私人所有（地主所有），但是农民没有自由裁量权和动力去创业，因为他们不是土地生产剩余所有者，没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就像是在公司里挣最低工资，资本家（地主）才是剩余所有者。然而，在邓小平的改革下，虽然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只是租给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在满足政府具体配额后索取剩余、自由安排土地（除了暂时不能买卖土地和配额）。在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足以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激励去有效耕作、追求利润、创业和创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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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地方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使农产品专业化和商业化（即在农业部门的初级劳动分工和区域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其风险（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大大降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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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在1978年改革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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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场原始（初级）的农业革命，中国农业总产出出现显著且稳定的增长。例如，农作物产量仅在1980年就出现了超过20%的永久性增加。[22]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按照清朝和民国的粮食产量和出生率关系推算，1980年农业产量20%的永久增长本可以用来支持额外2亿个婴儿[23]，但是这额外的几亿新人口并没有出现。原因之一是在1979年中央政府实施的一胎政策。另一个原因是一场乡村工业化革命正在蓬勃展开，它将为农民提供一系列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加的消费品（以及就业机会）来替代生养孩子在效用函数（生命的经济回报）中的中心地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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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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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后，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所谓的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25]乡镇企业的繁荣主要是因为：（1）农民希望有新的方式赚钱，或是补贴自给自足的农业收入；（2）当地村镇政府也希望找到快速发展当地经济的方法，以帮助农民致富，逃离贫困和马尔萨斯陷阱（这也是邓小平政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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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曾被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注意到，但是这个现象与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关系以及它在引爆中国工业革命中的伟大经济学意义并没有被充分理解。[26]它通常被认为不过是中国特有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甚至扭曲）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象。但是从历史的视角看，这种“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实质上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浪潮一脉相承，具有相同的意义、机制和规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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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17世纪（1600—1700年）和18世纪上半叶，乡村工业曾在英国蓬勃兴起，繁荣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英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欧洲大陆市场和全球贸易市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英国农民，包括妇女和孩子，参与到手工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品）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式制造业承包和乡村作坊不断涌现，并演变成为以原始劳动分工和产业链聚集为特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原始制造业。随着一个半世纪的市场发酵和原始制造业发育，当批量的规模生产成为商人和早期资本家在国内外市场份额中赢得大规模竞争的重要方式时，这些“亦农亦工”的兼职农民工人和村镇作坊生产模式最终演变为全职工人和规模化大工厂生产模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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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基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程序，因为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哪怕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一个深入和大型的市场来使得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大型工业组织有利可图；这反过来需要依靠草根群体的充足的高收入（工资）和购买力，需要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吸引大量的“以食为天”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农民个体投入到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制造业生产中。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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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与早期欧洲的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欧洲和英国主要靠有实力的商人阶层牵头在农村投资、承包、组织村镇作坊工业生产和其产品的远距离销售：他们雇佣农民的闲暇时间和剩余劳力并为之提供原材料，来“就地”生产满足远距离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纺织品）[30]，然后把制成品分销到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这种“家庭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非常普遍。[31]因此在欧洲和英国，广大的商人阶级是大市场的创造者和生产的组织者，是原始工业发育的“酵母”和催化剂。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来开辟国内和国际市场，创造远距离市场和组织原始工业生产的重任主要是由中央、地方和村镇一级的政府承担（这一点还将在后面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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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通过1978年后大量乡镇企业（集体所有）的涌现，终于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由中央计划和重工业为主政策导致的“短缺经济”现象。1978年改革后的5年内，中国就成功地结束了广泛存在于食品、肉类、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消费品的配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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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和乡镇企业繁荣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苦苦等待和久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或劳动密集型“工厂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但是，由于80年代的中国依旧贫穷，大部分人口仍然在农村，而且早期的乡镇企业依赖的是原始生产技术，因此很少有人（可能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外）能够敏锐抓住或意识到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事实上，经过10年的原始工业“发酵”和市场孕育，1988年前后的中国已经处在引爆工业革命的门口，却丝毫没有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和媒体的重视。考虑到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和最初阶段也并不是人们后来所想象的那么戏剧性和引人注目，这种敏锐意识的缺乏也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是像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这样的天才经济学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一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他们眼前展开。而这场工业革命恰好是由英国从17世纪（或更早）到18世纪中叶的农村工业化运动所引爆。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即1840-1860年代左右），这场由农村原始工业化引爆的英国工业革命才被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少数具有洞察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所察觉和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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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遵循英国工业革命同样的“历史逻辑”，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发源于乡村，即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在所有制上与当年英国的乡村作坊完全不同（这正是麻痹和误导经济学家们的地方）。在中央一系列农村政策的指导下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和扶持下，这些乡镇企业由未受教育的农民构成、组织、管理。这些农民与他们17～18世纪的清朝祖先没什么两样（可能除了没有辫子以外）。有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过分强调正规科学知识（所谓人力资本）在工业革命中的关键作用，把中国早年没有成功在17～18世纪发展出英国式的纺织机和蒸汽机归因于文化水平低下和缺乏现代教育的中国农民。但是，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一些农民在20世纪末亲手点燃了中国的工业革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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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始工业化的速度与西方发展史相比却是史无前例的。1978—1988年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变为1890万个，增长了12倍；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元（占GDP的14%）增加到7020亿元（占GDP的46%），增长超过13.5倍；农村工业的就业从2800万人发展到9500万人，增长超过3倍；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到963亿元，增长12倍；村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元到2100亿元，增长超过9倍。同时，农村工人作为总农村劳动力的一部分，从9%增长到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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