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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章 工业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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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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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论证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出现的原因是它能够减少或内化市场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由个体单独承担太高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是零，企业不会出现。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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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企业理论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奇迹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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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是，企业产生不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或内化市场的需求方并使之与供给方统一），而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以响应扩大了的市场需求。工业革命的出发点不是融合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以降低或避免市场交易成本。相反，工业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供给与需求分离，是一个由供应能力有限、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有庞大供应能力的大规模量化生产组织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而且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降低）。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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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解企业（工业组织）的性质和它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其关键是解释规模化生产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与劳动分工和市场大小的关系。但基于科斯理论去解释规模化生产和大工厂的出现，必然假设市场交易成本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急速上升，以至于对资本家来说，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来内化（避免）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最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出现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出现是没有必要的或是不值得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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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按照科斯理论对于工业革命的解释和逻辑推理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极高的，但没有出现大企业，为什么？因为企业起源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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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农业社会没出现现代企业和规模化生产不是因为缺乏市场交易成本因而不需要企业出现（正如科斯定理所蕴含的）。相反，现代企业没有出现，完全是由于存在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比如缺乏社会信任、交通基础设施和存在远距离贸易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市场（尤其全球市场）根本不存在。如果没有大规模市场（需求），也就不会有大规模企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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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工厂的出现从来都是对大市场出现的反应。在18世纪的英国是如此，在1978年后的中国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没有企业绝不意味着没有市场交易成本，而是没有市场本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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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基本性质缺乏历史的理解使得奇才式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没能洞察工业革命，更别说洞察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深刻机制。[2]其实科斯对发生在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非常感兴趣，并常常以此来批评当代西方流行经济学对中国高速发展的无能为力和贫乏解释，因此西方流行经济学被他戏称为“黑板经济学”。他认为中国的实践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惜他本人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仍然对中国和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缺乏解释力，虽然科斯一贯正确地强调当今主流宏观经济范式对于解释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现象）的贫困处境和苍白无力。[3]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尤其是北美）经济学家在西方完成工业革命并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数学化，抛弃和忘记了历史，把经济史赶出了经济学的殿堂，将其拱手交给了被数理经济学家歧视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以至于让制度经济学家们天马行空地勾画历史如入无人之境，使得“二战”后一代又一代在北美毕业的经济学PhD（博士）们在被新古典经济学“科学范式”盲目地、机械地、千篇一律地训练下（批量生产下），变成了黑板作业和权威杂志的奴隶。因而不是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泥潭就是堕入制度经济学的陷阱，却不知道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和理论实际上并不被经济史学家所广泛接受，而是不断遭到经济史学家们的批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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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不是原因。而无论是发生于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向世俗的重商主义的观念转变，然后是市场规模、工业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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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远比他的学生们（比如Acemogru等）更富弹性与创见[6]，但是他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制度决定论，而且出发点仍然是根基于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比如诺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是对的。那么，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呢？诺斯认为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诺斯从这里就开始走偏了，把交易成本和制度同时神秘化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其实主要受市场大小决定（或以市场大小为基础），而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市场大小并不是由产权制度决定的，因为除了在20世纪才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外，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都一直基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是由于无法为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提供一个能使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盈利的市场，因为这些地方的交通运输、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社会诚信、购买力等条件实在太差了。而向这些贫穷国家输送民主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得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秩序更加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所谓交易成本（或扩展工业品市场），首先要做的就是像所有欧洲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去为本国制造业和敢于冒险的商人阶层大力开辟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只是欧洲列强当年为开辟世界市场采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的手段已经不适用了，而当代中国却提供了和平开创国内与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和经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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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印度纺织业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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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并开辟了原始工业化所需的世界市场，尤其是全球纺织品市场以及棉花生产殖民地和奴隶种植园的形成，催生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保护性工业政策和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原始工业化成功地创造了巨大统一的国内和世界纺织品市场，因此工业革命最先在棉纺织业爆发（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能源和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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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Allen，2009；Beckert，2014）。但所有经济史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棉纺织业对开启工业革命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印度没能最先开始工业革命？毕竟，印度在17、18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棉纺织业。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学习并复制了印度的棉纺织技术。当年印度棉纺织技术如此先进，即使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和之后），印度手工制作的棉产品的质量仍然优于英国机器制造的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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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纺织业看起来也有一个足以使机械化生产（或发明珍妮纺纱机）获利的大规模市场。这个行业不仅满足印度国内巨大需求，还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一半的产出，特别是欧洲，尤其是英格兰。但是印度不仅没有发明纺织机并引爆工业革命，其纺织业还在19世纪中期被英国人的竞争所彻底摧毁，沦落成为向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材料（棉花）的农业基地和倾销其机械纺织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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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开这个印度纺织业综合征之谜，很多理论被提出。其中的主导理论将印度没能开启工业革命归因于它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劣）势（Allen，2009；Broadberry and Gupta，2009）。这种观点认为，与中国一样，印度在18世纪拥有大量工资极低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发明昂贵的机器来替代廉价的手工纺织劳动是无利可图的。相反，英国在欧洲有第二高的劳动成本和实际工资（仅次于荷兰），这样的环境激励了英国企业家发明纺织机来替代劳动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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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高工资的英国而不是低工资的印度这个观点并不令人信服。一方面，它意味着所有后起国家必须等到实际工资急剧上涨后才能开始工业革命。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是19世纪末日本的廉价劳动力使日本的工业革命与纺织工业现代化受益。中国1978年后也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成功开启工业革命并在1995年成为世界最大纺织制造和出口国。[9]事实上，大多数后起国家都把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在纺织业）作为开启工业革命的垫脚石。此外，高工资并不简单意味着高劳动成本，相反却意味着高劳动生产率。事实上，由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2009）记载的英国17、18世纪（1600—17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连续上涨的工资，反映的可能正是英国原始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这个初始工业化阶段通过远距离贸易、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大大提高了英国人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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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罗伯特·艾伦（2009）假设的那样，采用珍妮纺纱机纯粹是为了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来降低劳动成本，那怎么解释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实际工资与劳动需求比原始工业化时期上升更快的事实呢？例如，在1675—1775年的100年间，英国工资上涨不到20%，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75—1825年的50年里却上涨了50%（见Allen，2009，Figure 2.1，p.34）。另外，如艾伦（Allen，2009）注意到的，荷兰在17—18世纪的工资成本比英国还要高，科技也更发达，却没有发明或采用珍妮纺纱机并开启工业革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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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艾伦（2009）关于为什么工业革命发源于18世纪英国纺织业的“高工资”理论还隐含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即18世纪的纺纱机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事实上，当时的珍妮纺纱机非常原始，是木制的，十分廉价，仍然由人力驱动（几十年后改为水流驱动）。即便提高了原始手工纺纱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在纺纱机发明后整个英国纺织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没降反而大大提高了。因此如果从要素投入来看，整个纺织业的劳动-资本比不见得降低了。而且直至今天，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虽然这些国家采用的纺织技术已经比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英国纺织机先进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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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世纪飞梭和珍妮纺纱机在英国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更可能是为了提高产品供给速度和单位劳动产量，来更多地满足日益升高的市场需求、占领市场份额和击败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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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完全赞同艾伦（2009）关于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由对新技术的需求而不是对新技术的供给（创新）来驱动的理论。但与艾伦的立场相反，我们认为对新技术的需求不是源自降低劳动或能源成本本身的激励，而首先是源自市场的扩大和基于规模经济的市场竞争。就像英国经济史学家Phyllis Deane（1965）敏锐注意到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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