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7592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1703986615]

1703987593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节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在荷兰、中国或印度开始？再论“大分流”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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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595 对于破译工业革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谜，荷兰是最值得研究的国家。它是迄今为止所有解释工业革命理论的“克星”和反证，因为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还是在工资收入上，还是发明以泥炭代替木材作为新型能源方面，还是在全球贸易上，都曾经遥遥领先英国。但是它不仅没有在18世纪末率先开启工业革命，而且在英国引爆工业革命后近一百年还没有成功复制工业革命，落在法国、德国之后成为欧洲工业化较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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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597 其实自从大航海和发现美洲以后的几百年间，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在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全球贸易竞争和市场开拓，原始工业化渗透了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两岸。因此工业革命的乌云一直在欧洲的天空中徘徊和游荡，等待那最关键一次闪电而化成倾盆甘露，滋润那饥渴的布满乡村工业的田野和漫山遍野的手工作坊，使其焕发出工业革命的青春，蜕变为崭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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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599 这个闪电就是棉花纺织业的机械化。在英国人找到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棉纺织品之前，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产品，并对其进行过相当大规模的生产和远距离贸易，包括大米、小麦、蔗糖、香料、胡椒、茶叶、棉花、甘蔗、咖啡、奶酪、陶瓷、丝绸、兽皮，等等。这里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荷兰非凡的捕鱼业和由此派生的产业生态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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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01 工业革命前夜的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那时期的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远洋船队，控制了世界上从欧洲、亚洲再到非洲的主要通商港口和贸易聚集区，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业和国内物流运输网（运河和马车道），有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和制造业，也有最开明的重商主义政府和体制。还在17世纪早期时，世界上所有的道路就已经通向荷兰。17世纪中叶高峰时期荷兰的国民总收入比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地的总和还高出30%～40%（格林菲尔德，2009）。日本最早期对西方的了解和知识来自于荷兰。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在启蒙时期的日本被称为“兰学”——也就是“荷兰人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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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03 但是，虽然当时最先进的毛料纺织技术在荷兰人人知晓，荷兰人却没有把生产和贸易的重心放在棉纺织品行业，因为它没有成功占领和殖民美洲（尤其是美国南部）和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棉纺织品基地，因此没有机会让棉纺织品成为荷兰经济的核心产业和“比较优势”。它的主要出口产品是鲱鱼和鲱鱼酱，同时它也进行世界上几乎所有能够找得到的商品的转口贸易。荷兰自古靠农业和捕鱼为生。为了扩大农业用地，“荷兰在1540年至1715年间围海造田达到364 565英亩，另外利用内陆湖泊造地约84 638英亩。荷兰的大多数湖泊和沼泽地在1612年到1640年期间全部完成排水造田，总面积达120 000多英亩”。遍及荷兰各地的巨大风车就是那一时代的伟大技术发明和动力装置之一。新开垦的土地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而且刺激了农业多样化的趋势，“使得荷兰的农场主得以多样化生产除农产品之外的更加有利可图的商品，比如乳制品、肉类、羊毛、亚布、酒花和饲料作物”。荷兰农业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却使荷兰成为食品净出口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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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05 由于荷兰的核心产业是渔业，它的一系列贸易和制造业产业链都和渔业有关。因此渔业吸收了荷兰最多的劳动人口。“始于1385年的渔业是荷兰繁荣的起点。”[42]由于海上捕捞和加工技术的发明，鲱鱼的捕捞和制作成为荷兰的核心产业链和生存基础，长期刺激着造船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至于仅鲱鱼业一项产业在17世纪初的荷兰就已经发展成了巨大的国际贸易。为满足对荷兰渔业这一主要贸易“金矿”的扩张的需求，荷兰在海岸建立了许多辅助工业，“其中包括二次腌制、食盐提纯、鲱鱼包装、制桶、渔网编织，以及造船业、厚蓬帆布编织和食品供给”，俨然一个现代社会的产业链。“这些行业遍布荷兰的城镇和村庄，包括首都阿姆斯特丹。”[43]核心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建立大大刺激了荷兰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写道：“1650年，世界中心是小小的荷兰，或干脆说是阿姆斯特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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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07 由于捕鱼的主要工具是船，荷兰的造船工艺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在赞丹（Zanndam）的海军制造厂，工人们掌握了木钉固定、连接、雕刻、校验、刨平、钻眼、切割、锯木、烧结等一系列工艺技能。俄国的彼得大帝在17世纪末就是在这里学习这些技能的。”[45]日本在19世纪中下叶开启工业革命时也是向荷兰学的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造船技术有很强的外溢性，因此荷兰也是当时的“世界工厂”和技术王国。据说1670年，欧洲毛纺织业发源地的意大利威尼斯参议院得出结论，唯一能够让他们的纺织工业振兴的办法就是进口荷兰的机器设备。“英国的进口商将未经加工的蔗糖送到荷兰进行提纯精炼，将初收割的烟草送到荷兰进行加工，将原始钻石送到荷兰进行切割。”[46]另外，荷兰人仿造的中国陶瓷，用捕来的鲸提炼的肥皂和灯油，还有上等白纸等都是当时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畅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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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09 荷兰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业。荷兰的填海工程刺激了荷兰的信用和政府债券市场。同时荷兰还有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买卖还没有捕捞的鲱鱼并对这种期货合同本身进行买卖。因此，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世界性金融泡沫——1636—1637年的郁金香泡沫——出现在荷兰也就不足为奇。这个泡沫曾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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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11 显而易见，17世纪的荷兰似乎具备比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更为优越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 North）和阿斯莫葛鲁（D. Acemoglu）都强调的优秀“包容性”制度，经济史学家麦克劳斯基（D. McCloskey）强调的“小资产阶级尊严”和致富冲动，莫克尔（J. Mokyr）强调的“开明经济”体系，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强调的基督教工作道德，经济史学家艾伦（R. Allen）强调的高工资，艾伦和彭慕兰（K. Pomeranz）强调的廉价能源——泥炭，还有经济史学家兰德斯（D. Landes）看重的科学技术人才，荷兰都有。但是，居然这么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的制造者和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和制造业社会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不仅如此，由于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荷兰的技术进步在17世纪后期开始停滞不前，到了18世纪初已经被由于缺乏生产力提高所造成的金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并最终导致了这一伟大经济奇迹的“奇迹般”的消失和瓦解，成为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不解之谜。荷兰就像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优秀物种，突然失去进化能力，被定格在工业革命前夕的“小康”社会，就如中国明朝鼎盛时期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一样，也犹如玛雅文明的突然兴盛和消失一样，使荷兰成为人类近现代经济史上第一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至今对这一经济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社会学家Liah Greenfeld给出的解释是：“荷兰经济在黄金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随后却经历了绝对下降”，是由于荷兰在高速增长后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斗志，“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而是“理性”地“选择”了退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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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13 但是从本书勾画的由正确国家产业政策主导的市场“胚胎发育”理论的角度，荷兰的衰落完全可以解释，因为它在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的后期，缺乏一系列政府引导的产业升级政策，尤其没有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正确切入点——棉纺织品。只有棉纺织品才具备几乎无限大的世界消费市场，才对劳动力要素具备几乎不变的规模报酬，才能够对其生产环节实行最细密的劳动分工并通过分工成倍以至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也才能为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机器代替人）提供正确的切入点和利润回报。农产品种植或水产品捕捞都属于资源（土地—海洋）密集型，对劳动力具有规模报酬迅速递减的特征，而且其生产过程太受季节天气影响且不具备很好的劳动分工潜力，由此很难导致产业过程机械化。作为捕鱼主要工具的渔船，虽然是一种很强大的工具——而且正是由于对捕捞渔船的生产使得荷兰成为海洋霸主——但是其生产过程在当时条件下很难实现机械化（对造船业实现机械化要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后）。即便船只生产机械化了，捕鱼过程也很难机械化，而且海上捕鱼要受到天气和季节的限制。可纺织品却可以在室内生产，因此不受天气和季节的限制。而其原材料棉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农作物，它可以在地球几乎任何地方生长，不像羊毛和养蚕的桑叶。所以，荷兰虽然已经通过原始工业化具备和穷尽了它对几乎所有农、林、牧、副、渔产品和产业的登峰造极的生产潜力和创造性，却始终没能叩开工业革命之门，只因为它的国家发展战略过于沉溺于具备静态“比较优势”的渔业，而不是新兴的具备战略竞争优势的棉纺织业，来作为其全球竞争的核心产品和经济增长点，以至于最终收敛到了一个不再增长的“索罗”静态（Solow Steady State）。因为如果任何一个产品（尤其是一个收入弹性极高、世界市场极大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不能够实现机械化，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没有技术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就自然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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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15 设想如果荷兰当时占有北美和印度等大规模棉花产地并且选择的核心产品是更具有战略意义和更大潜在全球市场的纺织品，而不是更具备“比较优势”的鲱鱼或其他食品加工业（虽然渔业的确是属于荷兰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仍然可以像英国那样通过选择毛料纺织业而进军棉料纺织业），那么它由此建立的一系列相关产业链就会同18世纪的英国媲美，因为荷兰拥有当时欧洲大量的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疯狂宗教迫害而逃避前来的科学家和能工巧匠，包括毛纺织品专家和技术工人，也有大量廉价的泥炭，还有罗伯特·艾伦所非常看重的高工资和城市化人口；因此，按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以荷兰当时具备的登峰造极的开放制度、社会、文化、金融和经济有利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可能会最先发生在荷兰，而不是晚到了一个世纪的英国。人类历史的纪录就可能会彻底改写。但可惜荷兰不具备英国那么辽阔的国土来培育极具规模的国内毛纺织品市场和羊毛供应基地，也没有像英国那样去开辟海外棉花种植基地。换句话说，它必须比英国更加需要和依赖大量海外殖民和奴隶贩卖来开拓纺织品市场。这对狭小的荷兰来说也许是个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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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17 反观英国，虽然在同荷兰的全球竞争中是个后来者和模仿者[48]，但是它拥有比荷兰更加辽阔的国土和更多的人口，尤其是更加持之以恒的国家意志和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它几个世纪以来精心培育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和全球纺织品市场和殖民地，使得它在1730—1740年代决定产业升级和进军棉花纺织品领域时（比如173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曼彻斯特法案》），具备几乎现成的全球纺织品市场、销售网络、基于奴隶种植园的全球棉花供应链。这个市场条件必会使得采用珍妮纺纱机和其他纺织机器（以及纺织品规模化生产的大工厂制度）在国内和全球的竞争中有利可图。这导致了1730年代开启的一系列纺织技术研发和随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比如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国内和它的海外贸易对棉布的大量需求，以及它有意提高印度成品棉布进口关税造成的贸易成本上升，驱动国内创新者们改进纺纱速度和织布工艺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满足巨大的国内需求和转口贸易需求。1730年代出现完美的飞梭，让纺织速度提高了一倍，从而又提高了对棉纱的需求。而纺纱是更难以实现机械化的。第一架机械纺纱机出现在1738年，但工业采用始于1760年代（如多抽抽纱机，水力抽纱机，混合抽纱机）。17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的脱脂棉为每年68万公斤，1790年代猛增至135万公斤。棉纺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刺激大众需求不断上升。英国工厂在1765年生产出的成品布是22万公斤，1775年升为90万公斤，1784年飙升至720万公斤（威廉·伯恩斯坦，《贸易改变世界》，第267页）。棉布产量的平均增长率在1765—1784年的头十年是每年15%，后十年是每年23%。这是在后发国家才能看到的超常增长。对棉花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使得几乎全世界都成为英国的原料出口商。最终，新独立的美国（南方黑奴种植园）成为棉花这个当年被称为“白金”的原材料的最大产地，促使美国在1794年发明轧棉机来提高棉花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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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19 这个工业革命起飞过程也要部分地归功于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低地国家（比如荷兰和比利时等）的原始纺织业企业，它们在市场创造和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市场压力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为了酿造这样一个巨大统一市场，英国政府处心积虑、卧薪尝胆，在过去几百年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鼓励或加强国产羊毛产品的消费和出口，限制外国生产的纺织品的进口和它自己殖民地生产的羊毛产品的出口。例如前面本章第三节提到的，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就被认为是第一个有意试图发展当地羊毛布制造业的国王。他只穿英国布料以向国人树立榜样，引进佛兰德编织者，集中生羊毛贸易，禁止毛纺织物的进口。这种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和传统几乎无间断地延续了四五百年，最终成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而且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例如，都铎王朝的君主，尤其是亨利七世（1485—1509年）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将英国从一个严重依赖向低地国家出口原始羊毛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羊毛加工国家。为了保护英国的纺织工业免受低地国家的竞争，都铎王朝的君主在1489年、1512年、1513年和1536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出口未完成的衣服。到伊丽莎白一世（1587年）的时候，英国开始对其生羊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足够的信心，并完全禁止生羊毛出口。这最终把低地国家的制造业推向毁灭。为了开辟新的世界市场，伊丽莎白一世还派出贸易特使去见俄罗斯、莫卧儿和波斯的教皇和皇帝。这一长期坚持下来的产业政策和重商主义传统丝毫没有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受影响。比如1699年的羊毛法令直到1867年才取消，那时英国早就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处于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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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21 直到18世纪晚期，荷兰和其他欧洲列强都没有能创造和掌控像英国一样如此巨大的国内和全球纺织品市场，尽管16～17世纪荷兰有更先进的经济和金融机构。除鲱鱼以外，荷兰还占领了世界大部分的香料市场，但不是全球纺织品市场（虽然荷兰当时也有一定规模的纺织业）。尽管香料贸易开启了欧洲发现时代，激发了葡萄牙和荷兰的造船技术，但霸权的香料贸易却没有帮助它们实现工业化。同鲱鱼一样，香料的收入弹性远远小于纺织品，并且很难实现规模化生产，因为它们是土地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17世纪和18世纪在南美的蔗糖生产是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受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有英国几乎完全在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基础上建立其经济，并且严重依赖这个行业产生国家权力和财富以及政府收入。这个产业或产业政策上的幸运的选择最终导致英国工业革命。如果荷兰能像英国一样创造全球棉纺织品市场，垄断全球棉纺织贸易和棉花供应链，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荣誉或许将会属于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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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23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在英国用大规模生产纺织品的技术力量引爆工业革命不久之后，其他欧洲国家随后也在强大重商主义政府引导下通过鼓励机械化纺织品生产并加入全球纺织品市场竞争来引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19世纪的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乃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都遵循了用机械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主要是纺织品）通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中国在1995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预示着其经济的腾飞和新的重工业品市场的壮大——这对进一步引爆对于成为制造业强国至关重要的、基于工业“三位一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十分关键。而荷兰反而成为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落伍者，因为自从被英国取代以后，荷兰各种制造业（尤其是原始纺织业和造船业）遭受英国纺织品和其他产业链的重创而瓦解，资金外逃（流向英国），其政府采用放任自流的唯市场主义，而不是像它早年崛起时期或像后来的法国、德国、美国政府那样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的国家发展政策，通过大力扶持核心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纺织业）并由它所带来的对能源、动力和运输的巨大市场需求来启动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并以此推动重工业现代化。所以确如社会学家Liah Greenfeld所说，荷兰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意志”；因此它纵然徒有“完美”政治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完美”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但它却在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浪潮中衰落，毫无声息地留在了沙滩上。但这不是由于“理性选择”的“退却”，而很可能是中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诡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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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25 因此，对于彭慕兰“大分流”之谜的解释是清楚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不是因为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North），不是因为有比别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更好的私有产权制度（Acemoglu），也不是因为有比别国更高的工资（Allen），更不是因为拥有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廉价的煤炭（Pomeranz）。[50]同样，中国和印度没能够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启工业革命也并不是因为缺乏君主立宪，缺乏私有产权，缺乏高工资，或缺乏廉价煤炭。比如在17世纪和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中国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煤炭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却对能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渴望——它从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方）窃取了大量的煤炭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驱动其工业化的车轮（工业化“三位一体”）。[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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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27 其实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是相似的，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而市场的缺乏是因为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缺乏工业革命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在19世纪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虽然所修建的铁路在当时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但是，即便如此，100多年过去了，印度依旧没有依靠它出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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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29 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缺乏一个几百年连续不断的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制定正确的工业政策来引领商人阶层为本国原始手工业创造统一的国内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来鼓励制造业出口，从而为基于劳动分工的制造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提供盈利条件。中国和印度当时的原始工业化基础太薄弱，完全是由一堆自由放任的无秩序无组织的小规模作坊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因此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如前所说，任何一个作坊或村庄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都同时要求其他作坊或村庄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如果我们看看自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情况，如果把它作为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乡村原始工业增加值的临界规模必须至少要达到整体农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或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到农村总体劳动力的大约四分之一，农村从事非农活动（包括商业和副业）的人口比例（或占整体劳动时间份额）恐怕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可能发生，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多数乡镇企业采用大规模批量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才可能盈利，而不会因为劳动分工和产品专业化而造成大面积市场供需失调和粮食安全问题。[52]如果原始工业品市场规模太小，交易中介费用太高，难以匹配高度专业化的需求和远距离的供应，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规模生产纺织品或任何轻工业消费品是不会有利可图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比英国人口要多很多，但市场却很小很分散，因为各个村庄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此高昂。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纺织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与本地化的，并缺乏一个巨大的商人阶层来帮他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中国的郑和下西洋虽然比哥伦布早了近一百年，但是它并不是以开辟世界市场为目的的，何况后来的明朝政府基本彻底关闭了与世界贸易的所有通道。与中国类似，印度缺乏中央权力和国家意志来保护其商人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有组织的商业活动以及在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中的国家利益。即便在今天，大多数印度农村的作坊和原始工业仍保持自给自足和无组织的状态，连接遥远村庄之间的产业集群和分销网络在英国工业革命后200多年的今天仍然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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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31 当亚当·斯密尝试为其“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的理论寻找经验基础时，曾描绘如下的市场状况（与今天的非洲和中东农业国甚至印度一些地区类似）：“像分散在广大无边的苏格兰高地一样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每一个农夫都必须在家庭中自己充当既是屠夫和面包师，又是酿酒师的角色。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我们甚至不能指望在20英里范围内发现一个专业的锁匠和木匠。这些相距至少8～10英里远的家庭必须学会自己从事很多种琐碎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一点的城市是由专职师傅提供的……在这样分散的地区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又能用什么方式保障其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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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33 然而，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18世纪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都由全国性的具备成熟供应链和运输（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并可“安全”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英国海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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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35 约翰·威勒（John Wheeler）1601年出版的《商业论》（A Treatise of Commerce）可以认为是英国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阶段——正式全面启动的标志。前面已经提到，在这本书中威勒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大英帝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振兴战略是靠商业和世界贸易立国，为此除需要鼓励私人和民间贸易以外，还需要建立政府直接干预、控制、保护和指导的大型商业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威勒在书中为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全民性商业活动进行了道德和伦理上的有力辩护。他把人类历史上被人看不起的商业逐利活动提到了高尚的为国家谋利的道德高度，指出商人在外面代表的是国家和王室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因此毫不奇怪，威勒的见解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无限欣赏和大力认同。这本书虽然学术性不强，但它的出版标志了近代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160多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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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37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而组织起来（Francis Fukuyama，2014，第186页）。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由一系列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重商主义政府组织起来的参与全球贸易和市场占领的国家竞赛。当印度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都不是的时候，谁会在17～18世纪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去开展全球竞争？类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20世纪连模仿和复制英国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更别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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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39 洋务运动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试图开启工业革命的尝试。它根源于1840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并直接起源于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为不敌已经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王朝在自己家门口屡战屡败，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掠夺焚烧，而且战后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赔偿了无数的白银和领土，被迫开放了很多内陆和沿海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一些较为开明的被称为“洋务派”的朝廷官员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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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87641 首先，洋务派提出国防“自强”的主张，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满洲贵族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但是由于财力不足，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又提出经济“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解决军事工业在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其中，主要有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10年之间，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洋务派还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又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开启近代教育的先河。这样的改革和工业化运动其实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取得独立后实行过的工业化政策，它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其实既不深刻也不得要领。这个“要领”并非当代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所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体制，因为放弃政府干涉或激进的体制改革不一定会比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带来更好的经济和政治结果（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采用的休克疗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要领是指这些工业化运动根本没有惠及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激发农村生产力，因而不具备引爆工业革命的能力，把整个国民经济拖垮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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