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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章 华盛顿共识与制度学派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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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点理论：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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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芝加哥学派）是基于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这两个定理同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基于这些定理不仅在经济学的理想状态下成立，而且某种程度上在现实中也成立的信念，很多学者认为任何基于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分析也应该适用于现实世界。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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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声称任何完备竞争性市场所达到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1]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则声称，相对应地，任何一个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都能被一个完备竞争性均衡所支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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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定理通常被视作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假说的分析性证明和对非干预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放手让市场工作，自然会导致最有效率的经济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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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推导和证明基于以下一系列在现实中非常难以满足的条件（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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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备（完全）市场。即所有商品、服务、资产和状态依存的金融合约的市场是存在且完备的。而且任何交易都是允许的。所有市场参与者无限存活，拥有完全理性和智商，且不存在借贷约束等金融摩擦。或在有限生命周期的情形下，父母对子女完全无私。市场参与者对任何特有风险存在一套完备的金融工具来制订状态依赖的计划，进行跨期和跨状态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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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备（完全）信息。即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结构、价格信号、产品质量、外生冲击和经济发展的运动规律以及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有完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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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格接受行为。即市场参与者足够多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对市场价格的垄断力量，并且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是无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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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外部性。即任何个人行为不会对其他人的生产力、效用或处理信息的能力产生直接的损益，而且市场也不依赖对生产和交换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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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市场结构的非凸性。即在劳动分工、消费和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组织企业和创造市场也没有任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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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利用同一套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当这些理想化条件中任何一个或一部分不被满足时，市场就不会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反而可能引发市场失灵和缺失、贫困陷阱、投机泡沫、混沌无序、金融危机、自我实现的经济周期、劣质产品、商业欺诈、失业、垄断、寡头甚至经济体的自我毁灭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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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第一，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市场良好运作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自由市场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两者都需要国家力量来建设、保护、培育和强化，但这正是落后农业国家所欠缺的。这种存在于政治稳定和有序市场活动之间的深层联系解释了为什么将民主体制直接施加于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突尼斯、乌克兰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往往不能像制度学派学者和西方政客们希望的那样带来经济繁荣。相反，民主体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甚至是无尽的内战。没有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市场不会自动出现。但一个和平、安全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又是劳动分工、工业组织、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贸易以及金融合约的绝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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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创建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即使在长期的政治稳定下，市场创造也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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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类贸易和产业才自然而然地繁荣和逐渐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经济活动才延伸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这时几乎还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远距离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水运具有如此优势，以至于人类自古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各种工艺品是出于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后才慢慢延伸到内陆。因此自古以来不靠河流的内陆总是贸易和生产交换最不发达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区却相反。所以，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是和其市场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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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理上的隔绝和距离对市场形成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碍，那么再想想社会隔绝和社会距离：在20世纪7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活的250万人口说着700种不同的地方性语言，像Abaga等一些语言，甚至仅仅只有5个人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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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经济学上“定义良好的”。满足消费需求和创造财富的最快捷手段不是艰苦劳动，而是欺诈、共谋、窃取或直接抢夺他人的劳动果实。[6]因此市场参与者随时随地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暗里或公开地抢劫、欺骗、合谋、撒谎和盗窃。正因为这些行为的普遍性和与生俱来，人类自古以来所有宗教的首要教义才都是“不要偷窃和说谎！”法律可以被用来惩治这些情形，但法律规则如果不是可执行的，就将变成一纸空文。执行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人可以对他人施加创造性的力量，也可以施加毁灭性的力量，而后者往往对社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有时拯救他人和毁灭他人都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所以市场力量并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兼具创造性或毁灭性的。因此，只有在充分的监管之下，市场才能良好地发挥其创造性的作用。但是管制和监管的成本十分高昂，通常只有工业化的国家才拥有这些技术并负担得起这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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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实践中的华盛顿共识却往往不加区别地强调放松管制，即使是在复杂的市场规制和政府规制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许多环境问题和公共安全事件，例如20世纪90年代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传播和2008年的奶制品丑闻，都是由缺乏管制的市场的逐利性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以快速私有化和无差别放松管制为指导的市场导向改革往往带来不合意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与此相反，中国则采取了一系列渐进性的、试验性的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双轨制。尽管总体上遵循审慎的原则，在某些领域（如医疗和教育），中国也犯下了一些一揽子市场化和去监管化的错误。幸运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顶住了西方压力，拒绝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建议，选择了避免进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坚持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者往往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能源、冶炼和电信行业放松管制，毕竟这些常常是仅剩的存在公有制的行业。然而，他们忽视了这些贫穷国家的农村工业或原始工业化极其缺乏（尽管一般农村土地是私有的，也不存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但就像中国所展现的一样，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正是缺乏大规模原始工业化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一开启工业化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为华盛顿共识所忽视，因为这种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不存在很多公有制企业，因此就不是问题所在。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仅有的几个国有企业和缺乏民主政治是这些国家贫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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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管制无处不在，在美国更是如此。“透过与贸易、银行、教育、法律、危险品和健康标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管理着一切：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谁将获益以及如何获益。例如，美国的社会管理费用从1997年的800亿美元飙升到2000年的2670亿美元。而管制总成本更达5420亿美元（以1991年价格计占GDP的9%），其中1890亿美元花在相关的文书和实施上。”（Seema Hafeez，2003，pp.1-3）经济史学家Marc Law和Sukkoo Kim（2011，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然而讽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数学模型和制度学派理论里没有管制，即使有些模型里存在管制，那也只是一种负面约束，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负面作用。如果真是如此，那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名目繁多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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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市场上每一笔交易都能够受到监管、登记和事后责任追究的经济[7]，而不是芝加哥学派和华盛顿共识鼓吹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一个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能够建立和实施严密市场监管的制度，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鼓吹的缺乏内涵的抽象的“一切市场皆可为”的“包容性”制度。然而恰好是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让发展中国家在不懂得市场监管，甚至被迫放弃市场监管的情况下从事所谓的“市场化”“私有化”“资本开放”和“民主化”运动，直接导致了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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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只有两只脚来转动风车水轮，只有两只手来纺纱织线，更重要的，我们只有有限的脑细胞来学习和处理信息。因此我们才需要人与人的合作来完成很多商业和生产任务，而且才在以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原理为基础的市场活动中变得更有竞争力。然而合作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而且市场原则通常不适用于合作下的行为。比如任何现代企业内部，市场是不存在的，而是被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管理结构所垄断。这种结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工业组织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企业内部，就像现在的军队一样，价格机制、市场讨价还价和民主选举是少见的。几乎没有任何团队合作里面的行动是通过讨价还价和即时交易建立的，也没有任何CEO和将军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至少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不是靠市场机制，而是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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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体力和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因此，以“赢者通吃”这一市场竞争原则为信条的资本主义会导致贫困、不均甚至社会动乱，而不是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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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演化是很难预测的。别说结构性变革，就连短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都很难预测。而在福利经济学的理想环境里面，经济-社会结构是永恒不变的，比如不会出现古代四大文明体系、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路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唯一的变化来自于一种抽象的、可预测的、外生的“技术”力量（即所谓全要素生产力）。在这个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比可以内生地变化，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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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一系列被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假设掉和抽象掉了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存在（尤其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基于福利经济学定理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进入福利社会的国家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一种参考，而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变成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是缺乏起码的指导意义的。何况即便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市场也只能被作为一种配置资源、促进竞争和激励创新的不完美的工具，同时必须通过非市场力量对其进行补充。[8]因此，组织、公司、社区精神、团队协作、道德规范、信任、宗教、理想、意识形态、文化、国家和其他（市场之外的）各种形式的协调合作与集体行为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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