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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一个例子：市场如何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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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个体间自由合作、形成组织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对于自给自足、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就像发展经济学家Michael Lipton（1977）和Joe Studwell（2013）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存在良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保护买卖土地合约的机制，许多农业国在工业化（甚至原始工业化）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整体性的市场失灵，无法产生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的中小企业。在这种市场失灵的均衡中，尽管土地是私人拥有的，契约是可以转让出售的（就像在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一样），但强大的达尔文选择力量使得土地往往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而大部分人则成为佃农。[9]Joe Studwell（2003）认为，在这样一个均衡中，由于人口增长，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地主因而可以收取越来越高的地租，他们也可以承担贷款人的角色以非常高的利率放贷（即“高利贷”）。而佃农的土地承租权没有任何保障，又要面临高昂的租金和利率，因此就没有动力对提高土地产出率进行必要投资（例如施肥或建立灌溉设施）。地主也没有动力进行这些投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高昂的租金和利率来更容易地获利。当贷款无法被偿还时，地主可以简单地没收土地和抵押物，再转租给别人。因此，土地的高回报率使得地主阶级没有动机和兴趣来发展农村工业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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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种市场失灵的均衡状态的国家难以抗拒即使是非常小的自然灾害（如涝灾和旱灾），引致了农业国家长期而持续的饥荒现象。例如1839—1851年（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Évariste Reégis Huc（1813—1860年）作为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游历中国。他在《中华帝国见闻》（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一书中记述了他目睹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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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旱灾、洪灾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2/3会立马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悽惨景象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引自David S.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1999，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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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悲惨景象。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20世纪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史学家R.H. Tawney，在法国牧师Évariste Reégis Huc游历中国70年后，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在山西，最近几年有300多万人因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买卖。”（引自Joe Studwell，201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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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在研究了中国山西20世纪40年代的状况之后也写到：“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Joe Studwell，2013，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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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它们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兴起和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讽刺的是，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也实行了和大陆相似的土地改革：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平均地分发给农民。这种土地改革促成了台湾的经济起飞。[10]1978年邓小平治下的农业增长的奇迹同样也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密切相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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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华盛顿共识：进口替代战略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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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战略”失败的一个回应。ISI在50年代到70年代尤为流行，并被许多农业国和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战”独立后用来启动工业化进程。ISI的显著特征是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哲学指导下，由强政府来引导全方位的工业“大推进”：从现代农业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尝试了这一方案但很快失败了。这一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许多其他采用这一方案的国家（如50～70年代的印度、埃及和许多拉美国家）也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失败。这一失败的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现代工业和大规模生产实现的条件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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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为一种重商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ISI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取得成功（就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但在自上而下的方式下作为“自给自足”哲学的体现，ISI注定会失败（就像20世纪50～80年代的拉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上述的自上而下的自给自足方式下，发展中国家忽略了全球市场开拓，建立了太多先进的重工业企业（包括汽车工业甚至是航天工业），以及相应的中间品生产设施（如钢铁和化学工业）。这些工业本该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容。它们需要巨大的金融和人力资本投入、复杂的劳动分工、先进的分销体系和原材料与零部件的供应链系统以及巨大的全球市场。而当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培育农村原始工业的必要性。因此，这些国家未能成功开启以轻工产品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起码的市场和资金条件。在高昂的投资、资本、管理和日常运营成本条件下，在没有一个相应的大规模国内和国际市场来使得这些大型企业的生产盈利的情况下，这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只能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不是现金流。最后，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ISI战略下的确建立了“自给自足”的工业基础，但它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工业基础往往极不平衡、没有盈利能力、生产力低下且毫无国际竞争力。这种重工业ISI体系违背了工业化的历史逻辑（顺序）——即由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和生产规模的逻辑，从而制造了一种财政入不敷出、收入极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经济：大部分人口聚集在农村或成为城市无业人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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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愿意通过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嵌入国际价值链体系，ISI自给自足的哲学同时意味着放弃国际市场以及这个市场对本国工业的升级支持、竞争压力和生产技术输入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本国市场规模的进一步萎缩和国外先进技术“外溢”的终止，还有市场竞争压力的消失。最后，在ISI下包括机械和零部件在内的许多工业品和中间产品，其实都不是真正规模化生产的，因而生产能力并没有充分利用。最后，就像林毅夫（1996，2003）敏锐指出的，ISI方案也完全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他们富裕的廉价劳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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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ISI的另一个经济后果就是大范围的价格扭曲、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就像经营一个企业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缺乏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偿还其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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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由国际贷款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失败的ISI发展战略的自然反应。华盛顿共识基于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推崇另一个亚当·斯密教条（斯密第二原则），即自由放任主义，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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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14]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著名的“休克疗法”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俄罗斯和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试图实行一种彻底的、一劳永逸的、一刀切的经济转型方案：去除所有现存的政府管制，对所有或大多数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对所有或大多数部门立即引进市场机制，放开价格和资本管制，实行浮动汇率，降低政府赤字、补贴和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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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华盛顿共识方案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却没有抓住ISI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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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背后是对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和“看不见的手”的魔力的迷信与误读。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没有理解以下这一点：在落后国家创造一个使“看不见的手”能够起作用的市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即使当年拥有通过奴隶贩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能力引导的通过重商主义积累的巨大财富，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仍然花费了数个世纪来培育工业革命需要的巨大的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何况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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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目前学术界如果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15]这一失败的根源仍在于它未能真正理解亚当·斯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程度”的基本原理，从而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预想中天然存在的市场本身。没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去哪里指点江山呢？市场与政府、去监管与再监管、分散与集中，以及自由和控制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自由放任主义不是大英帝国在17～19世纪创造出全球最大纺织品市场的秘密，也不是中国在20～21世纪为自己的制造业创造出巨大的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原因。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尽管涌入了大量私人资本，投资和出口也得到了一定提振，但十多年间GDP年增长率只有1.5%，低于8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间2%的增长，更低于六七十年代ISI战略下5%的年均增长率（见Luciana Diíaz Frers，2014）。“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失业上升了，贫困依旧普遍，而不公平和失望的情绪滋长。犯罪和暴力活动则急剧攀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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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紧跟着ISI的）由华盛顿共识和相应的休克疗法导致的失败，自然激起了经济学家一场新的反思，从而直接诱发了对“国家为何失败”（Acemoglu and Robinson）这一发展经济学根本问题的制度性解释：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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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按照Acemoglu和Robinson的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家（和精英阶层）和他们建立的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本身。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限制政府权力的私人产权制度、法律规则和多元政治结构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先决条件），因而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华盛顿共识所预见的）高速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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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似乎很简单：如果资本可能会被掠夺性体制和精英阶层随意没收，那么谁还会去积累资本和技术呢？没有资本和技术积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哪来经济增长呢？因此，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试图从经济政策上去寻求贫困和工业化失败的根源，相反，他们赞成通过民主化和政治变革实现经济发展，例如通过“阿拉伯之春”运动。“根本上讲，这种政治转型对于一个贫穷国家实现富裕是必需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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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拉伯之春”运动（即使在被认为是成功范例的突尼斯）到目前为止并未带来经济繁荣，而是遭遇了和华盛顿共识一样悲惨的失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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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纲要，无论是格申克龙（1962）的“跳跃式”发展理论、ISI、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还是制度学派倡导的“茉莉花革命”、民主化运动和政治变革，都是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萨伊定律的遗产——认为供给（产品、技术或制度）自动地创造对应的需求。[18]但萨伊定律只有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成立的无“摩擦力”的世界里才有效。现代西方政治法律体制实际上只能开花在已经工业化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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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方案不仅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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