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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一节 农业多样化与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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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言，受地理位置影响，永联村土地稀缺、质量差，而且频繁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威胁。然而，因为永联村靠水，村民们决定把一些围圩造田来的土地转变为鱼塘。由于需求高，鱼在当地市场十分畅销。同时，鱼成为补充村民简单饮食的高蛋白来源。此外，不像猪或牛，鱼繁殖周期短（一年内成熟），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求255个移民家庭的集体决策和大量有组织的劳动，吴栋材书记成功说服了整个村子冒险把80亩（约13英亩或0.5公顷）洼地改为了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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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望（2004）的记载，吴栋材亲自带领300位村民开展整个项目：于1979年晚冬在深泥里工作了整整60天，使用的大多是原始工具，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这项渔业投资非常成功。初始投资是来自当地社区银行的5000元贷款（用来购买鱼苗），以及每个村民家庭贡献的集体劳动和土地。在第一年年末，鱼的销售额不仅足够偿还初始贷款，还有一笔600元的利润。在1980年，他们又增加了3个鱼塘，收获了1000公斤鱼，销售额达到20 000元，净利润8000元。其中，6000多元作为红利分给了村民（“股东”）们。此外，永联村的每个家庭获得了2.5公斤鲜鱼，以补充低蛋白的饮食。很快，渔业成为永联村的大买卖，并成为其他投资的关键资金来源。永联村民终于有希望逃脱马尔萨斯陷阱与粮食安全诅咒，看到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现金红利收入由1978年的68元，上升到1979年的98元，1980年的119元和1981年的126元，在最初四年平均每年增长16%。全村总的生产性利润由1977年的区区700元，上升到1978年的1800元，1979年的5600元，1980年的35 800元和1981年的42 300元，年均增长57%。大多数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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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更快的增长与革命性改变发生在永联。但在我们继续讲述永联村的故事之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这样一个看似自然的、基于具体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如低洼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渔业生产专业化决策，仍然要求深层次的社区合作精神、政府的政策与融资支持，还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些因素是中国农村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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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清朝与民国时期，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任何普通个体农民家庭都无法独自获得这样显著的进展。靠家庭有限的资金、土地和劳动资源建设、经营80亩鱼塘（相当于80个村民的土地总和，并在来年扩大了四倍）以及用5000元（相当于80户人家一年总收入）购买鱼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获得外部资金与专业知识的支持。在16～18世纪的英国以及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商人阶层与银行家提供资金与企业家精神，在外包加工制下，基于商人提供的信贷、原材料与农民提供的劳动进行投资，并由商人提供营销渠道和承担经营失败风险。从而使农民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最低（导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永联村这个案例中，吴栋材与其他村领导承担了将成百上千个农民家庭组织起来的责任；当地国有社区银行提供贷款并承担资金回收风险。因此，与英国、荷兰类似，融资与企业家精神在永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金与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大为不同。政府的基金和社队领导的企业家精神使永联村实现了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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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不存在，永联村的这个投资决定可能威胁整个村民的粮食安全。鱼并不是村民饮食的完全替代品；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交换，而不是自身消费。由于大量劳动力与耕地由粮食生产转投到渔业生产中，如果失败，许多家庭可能挨饿。因此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渔业投资的粮食安全风险由全体村民家庭分担，不至于使投资个体倾家荡产。第二，这项投资依赖于一个极大的和安全的鱼市的存在，以保障销售的成功或是降低产品卖不出去和被抢劫偷盗欺诈的风险。因此，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或至少区域内）整个城乡商业贸易的推广，永联村不可能获得最初的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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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社区银行提供的5000元初始贷款，不可能在私有产权制度下通过集中80户以上村民家庭的储蓄获得，除非金融银行业已经相当发达（想想目前非洲农村和印度农村的情景就可知道，这在中国20世纪70～80年代不可能）。此外，由于永联村没有任何抵押品，这项没有担保的贷款是有风险的。基于社区银行对吴栋材个人声誉的信任与政府的扶贫政策，永联村才能获得这项贷款。有商业头脑的商业银行可能不会这样做，更可能把稀有资金投向城市的房地产或股市或黄金或流向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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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集体土地所有制显著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从而不仅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而且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村民不必私人购买土地或与多个土地所有者签订合同。因此，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企业产权不仅不必要，还可能妨碍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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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提醒一下，关键的因素（甚至比政府直接支持企业更重要）是“有序市场”的建立。在“有序市场”上，村民们先购买鱼卵或鱼苗作为投资，再销售成熟后的肥鱼。分散孤立的农户和村庄，在没有安全的公路和水路连接，战乱、欺诈、偷盗和抢劫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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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创业努力，永联村积极进行农作物多样化种植，建立乡村小工厂。基于地理比较优势的农作物多样化和基于市场的种植计划与商业交换大大提高了永联村的土地效率与收入。这种席卷中国农村的革命性过程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使中国的食品短缺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终结，为中国在此后十年中的产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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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毛泽东时期也强调农村多搞副业和多种经营，但是由于没有市场交换来支撑产业分工和规模效应，这种多种经营对提高农村收入效果不佳。比如在1978年邓小平改革之前，永联村尝试过很多方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比如搞乡村工厂和农产品多样化。但这些方法并不以市场利润为目标，不允许通过把剩余产品送去外地交换来赚钱。例如，自1973年起，永联村建立了生产各种轻工业产品的小厂来满足当地村民的需要，如土布厂、羊毛衫厂、草编厂、手套厂、方钉厂等。但这些都不盈利，最后都基本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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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8世纪，英国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农业生产力变革（如，作物多样化、商业化养殖、从维持生计型农业转向商业化的专业农业和毛纺生产，把土地转化为围栏养羊牧场，实行土地流转、土地排水和开垦，形成原始基础设施与国家毛纺市场）。[18]但英国农业革命经过数世纪才完成。它极大地促进了圈地运动的发生（使之成为可能），使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一度是公共地）为少数人所有，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力。这种全国性土地改造由全国对羊毛作为纺织业基本原材料的需求快速上升所催化和推动，并受到富有商人和大地主资助。因此，那些商人和地主是农业革命与土地转化（圈地运动）的直接受益者，而普通农民并不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个革命性过程与1688年光荣革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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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通过乡镇企业实现原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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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农业革命开始解决永联的贫困问题并提高农民的收入。特别是，农业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在包括永联在内的整个中国农村创造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和城镇地区并没有做好吸纳这些天量剩余劳动力的准备。吸纳天量剩余劳动力需要首先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工厂，从事面向大众市场的大规模销售。因此，对于永联而言下一个关键步骤是通过就地建立自己的原始工业来充分雇用当地现有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这些工业只能获得原始的生产技术和十分有限的“自融”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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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言，在毛泽东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永联的村民曾尝试经营多种类型的农村工厂，生产亚麻和羊毛纺织品、手套、家用器皿、钉子、别针等。但是，由于缺乏市场和利润激励，所有这些尝试都是无利可图，而且大多数破产。当吴栋材在1978年来到永联时，永联只剩下（勉强维持）三家社队企业：一个简陋粮食加工厂、一家简陋织布厂，以及一个小小杂货代销店，三者都是集体所有，仅用于满足当地村民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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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鱼和其他多种经营的农副业都取得初步成功后，吴栋材重新评估了永联村的条件，并认识到，每年有几百名农民无所事事，这些人可以将他们的“富余”劳动力投入其他地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农民也是熟练的技工。吴栋材将他们组织起来，送他们出村到附近城市的工厂工作，其中包括一家大型水泥预制厂。在这些工人获得了生产水泥预制板的经验之后，吴栋材组织这些工人在永联自己的水泥预制厂工作，并使水泥厂获得盈利。该水泥厂一度雇用了来自永联的300名村民。1983年，他们卖掉了水泥厂，用利润积累建立了其他更赚钱的小工厂，生产工具、农户用品以及电扇，并销往附近的城市市场。到1985年前后，永联村已经办过各种各样的工厂，街道上堆满了原材料、工具和其他设备，在村里的大部分地方村民们每天都能听到工厂传出来的生产噪声和金属敲打声，就像一首“工业交响曲”。村民们听到这些嘈杂的声音时非常高兴和满足，因为它象征和标志着原始工业化带来的繁荣和兴旺。永联村生产过的一些产品包括柳条编织、水泥地板、水磨石、浴缸、刺绣枕套、草纸、花砖、沙发、家具、汽车坐垫靠垫、玉石工艺品、汽车底盘简单加工、光学镜片、镀锌电化、控压机组装、电风扇等等。这些商品主要销往附近的大城镇和城市，如无锡、苏州和上海。经营这些工厂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因为销售没有保障，而且竞争变得激烈。对此，吴栋材的策略是保持灵活，响应市场需求，有能力迅速启动以便在新市场获得优势，并以同样快的速度关闭以便为下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恢复生产。吴栋材努力确保最低规模的存货和机械设备，以便关停不会产生浪费，也不给村里造成财务负担。从1979年到1984年，永联试验了大约一二十个不同类型的工厂，生产过大约50种不同的轻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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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规模“公有制”乡镇企业如此迅速的“毁灭性创造”和随市场条件变通的能力，是市场竞争条件下原始工业化的特征。就像地球早期的生物进化一样，新的物种不断地被创造，又不断地被毁灭，直到对周围食物链形成强大适应力或垄断力为止。计划经济下的社队企业不可能有这样顽强和灵活机动的生命力，因此死气沉沉，根本无法进化。这是世界上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寿终正寝（纵然有苏联强大的工业化为楷模），和少部分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欧美）能够长期进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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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村办工厂，永联的公有资本迅速积累，在短短的几年里从人民币几千元增至数千万元，在4年中实现了远超几百倍的惊人增长！仅到1983年，永联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有足够的食品（包括肉类）和存款，家庭能够负担许多非必需品的采购和消费，比如手表、收音机、缝纫机、高档服装，等等。[19]村民甚至有能力建造砖瓦房。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这些变化和发财致富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在民国时代或清朝的私有体制下也很难想象。这种遍布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经济繁荣重复了工业革命之前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情形。然而，中国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在没有从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奴隶雇佣与贩卖的情况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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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后期，在吴栋材的领导下，永联成功地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1）通过建设现代化的灌溉渠克服在涨潮时的洪水问题；（2）通上了高压电，使得所有家庭能够获得电力供应；（3）打造了深水井、建了水净化厂提供清洁饮用水；（4）铺设了连接每个生产队的砂石路；（5）开设了医疗诊所并为所有的村民提供财产保险、养老金、小孩上学助学金和奖学金。1985年，永联位列所在县的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1000万元的十强村榜单。当地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将永联列为脱贫致富的示范村之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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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演化成现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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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初，永联村已经积累了资本，并通过其小规模的原始工业获得了市场经验。为了谋划更长期的发展，吴栋材决定利用这些初步的成功实施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984年，他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更加现代、更具规模的轧钢厂，以让永联村实现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和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为此，永联村与乡镇供销社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个项目是这个村庄建立以来所实施过的最大胆的、风险最大的项目，必须应对许多挑战，包括如何运营和获得必需的技术？有经验的轧钢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何而来？谁将是客户？如何确保可行的市场、原材料供应链和分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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