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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章 北京电子管厂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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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虽然那个被称作“774厂”的老国企已经留在久远的历史之中，但京东方不仅继承了她的物质资产，而且还继承了她的“组织基因”。今天，京东方从产品到工业设施的物质面貌已经与北京电子管厂完全不同，但从她的思维方式、战略倾向和组织行为等方面，到处都能看出那个“红旗工厂”的影子。理解京东方必须从了解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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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成立筹备组算起，北京电子管厂作为一个制造企业存在了40年，她的历史折射出中国工业发展从1950年代工业化直到1980年代改革的沧桑。今天，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怎样奠定的了，甚至也记不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样走过来的。追寻北京电子管厂兴衰起伏的轨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营企业是如何建立、发展、僵化和衰落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工业的命运和京东方崛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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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创建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重镇：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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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在“一五”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几乎没有重工业。但同时，新中国的开国一代领导人又对工业化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在表明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时，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77，第130页）。在实施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五”末期，中国已经生产出来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型机床、拖拉机等，后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也都纷纷上马……那是中国工业的英雄年代，而北京电子管厂就出生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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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新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工业发展上有着独特的视角，就是极度重视国防和军事。1951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讯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王诤（后任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部长）就向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建议中国建设无线电元件厂和电子管厂。同年10月29日，周总理批准项目筹建，并列入苏联援建的141项（后补充15项成为156项）。在那个年代，电真空器件就如同今天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是民用电子整机、军事通信设备、雷达、导航、国防尖端武器、广播电视、邮电通信、仪器仪表等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当时中国的电真空工业除了在南京有一个不大的电子管厂(1)外，就只有上海、南京、天津、大连、沈阳、重庆等地的几家灯泡厂了。一旦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对电子工业提出需求，电真空器件就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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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厂被规划为军工企业，最初的筹备组隶属于军委总参通信兵部电信工业局。1951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援建这个项目，并签订了专家来华合同。1952年4月，苏联专家组长到华，同年5月中方正式确定电子管厂建在北京东直门外。到1953年末，苏联提供的项目设计文件全部到京，1954年初被译成中文，同年4月由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批准执行。1954年6月，北京电子管厂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酒仙桥地区破土动工，到1956年7月建成。在“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额为5.5亿元，而在北京新建的3个电子骨干厂就用了2.6亿元，其中北京电子管厂获得1.0282亿元的投资，约占当时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16页）。同期建设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厂）和北京有线电厂（738厂）也在酒仙桥，使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作电子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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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出席的领导人包括：李富春、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肖华（上将）、赖若愚、胡克实、张劲夫、王诤（中将）、万里、段君毅、赵尔陆、蒋南翔、邓拓等。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典礼的盛况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我国无线电工业建设中的喜日……”的确是一片喜气洋洋，而且有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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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科书上来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以为有国家的投资和苏联的援助，一个大工厂就建成运行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工厂从一开建就必须自己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同样需要人的创造性。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厂长周凤鸣（1920—1980）是共产党老干部，从20岁开始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过几个县的县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任职，1954年从农林局局长任上调任774厂筹备组。周凤鸣属于那样一代人，他们并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工业经验，但懂得怎样把人组织起来去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富于战略性思维。虽然不像领导建立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张爱萍有那么高的地位，但在一个工厂领导的位置上，周凤鸣展示的是同样的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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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建设。从3个人组成的筹建组成立起，未来工厂的员工队伍就通过政府的组织系统而迅速集聚起来。大部分干部来自中央各部门、北京市以及部队，其中只要是摸过发报机的就算是懂电子的人才了；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大多来自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地的老厂，首任总工程师是新中国成立前留学国外的，动力分厂的老工程师是周凤鸣亲自去上海煤气公司请来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进入这个项目就是“参加革命”，所以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周凤鸣还到上海招收一批大学生（首批来厂的大学生是1952年毕业的），而且他到处寻找学半导体专业的大学生。工厂先后派出69人赴苏联实习，包括厂长、总工程师、科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干部等，还委托老厂代培了技工928人。从工厂筹建阶段到1960年全部撤走，曾经有200多人次的苏联专家驻厂指导，他们是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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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凤鸣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1954年8月，他带领23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1955年5月后回国）。在莫斯科，对于未来要担任厂长的周凤鸣，厂方安排的计划是用半年的时间在厂部各科室依次实习，然后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各车间实习。但他改变了计划，只花一个月时间在厂部，大半年的时间去车间，连操作都学。周凤鸣的目光还远远超过了中苏双方协议规定的范围，他要求一位中国工程师去学习协议之外的技术：“那些新管型我们将来都要做。并特别嘱咐说，那个最大的管子也一定要做，你一定要把它的技术都学过来”（《周凤鸣与北京电子管厂》，以下简称《周凤鸣》，第71页）。同时他还要求技术人员去关注苏联正在发展的半导体技术。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学习为北京电子管厂后来的产品开发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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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建设开工时，土建工程由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这也是该公司第一次承担工业厂房的建设（设备安装时又有东北设备安装公司加入）。土建、通风、电气、炉子等方面的苏联专家先后驻厂做技术指导和监督，精益求精。由于是在农村地区建厂，所以除了厂房，还要建设上下水（自来水管、污水管、雨水管）、道路、输变电站、地下电缆、专用铁路线，邮电局、宿舍、学校、商店等市政设施和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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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凤鸣于1956年8月20日写的《向中央、主席的工作报告》，建厂过程中问题最多的与最关键的环节是设备的安装、运输、调整工作。报告写到，全厂设备共3205台，另有不需要安装的各种仪器12606件，绝大部分由苏联供应。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国外设备到货延迟，不能完全按照生产顺序运到。如煤气站按计划应于1956年5月1日试炉，但国外供货的烟气泵要第三季度才能到货，只好国内试制，质量没把握；工具车间已经开工，但3台平面磨床没到；钨钼车间化学工段应先开工，但设备一件也没到。国内设备除不能按合同交货外，还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如空气压缩机，安装后发现轴瓦不合格，轴弯曲，只好返工修理，推迟了供气。沈阳低压开关厂做的变电器的自动跳阀负荷后不动，经过半个多月的修理才勉强送电。为解决国外设备供货问题，厂领导经常向苏联专家汇报国外设备到达情况和需要的设备数字，请他们直接用电话催促。为督促概念设备按期按质到货，工厂组织了三个催货小组，分赴天津、东北、上海各承制厂坐催。另外，还采取了随安装、随调整、随试车的办法，在设备到达不齐的情况下，根据“有几台，试几台”的办法提前试车。效果很好，既训练了工人又提前了总进度（同上，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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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按计划完成工期，周凤鸣就与技术人员和工人商量，把部分大型冲压机床的安装与铺设厂房地面同时进行交叉作业。这个做法引起苏联专家总顾问的不满，在和周凤鸣谈话时拍了桌子，周凤鸣也发脾气拍了桌子。最后还是说服了苏联专家，按周的主张施工了。同样，设备安装与绿化厂区也是同时进行，苏联专家起初也是不同意，但厂方还是照样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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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设者们的激情，从破土动工到开工典礼只用了2年又4个月，一个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建筑总面积13.46万平方米并安装了3685台设备的工厂就建成了，项目总评为优。这个速度被苏联专家形容为“骇人听闻，世界无例”（同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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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开工时已有干部、职工4200多人。周凤鸣把教育培训青年工人当作“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严重任务”。培训机构随工厂的筹备和建设而发展起来，工厂于1953年建立技工培训科，1955年成立教育科，组建职工业余学校，1956年9月由718、728和774厂联办了酒仙桥业余工学院，设立无线电技术、电真空器件、半导体器件、机械等6个专业，周凤鸣被任命为院长。正式开工前夕，全厂职工被组织起来学习设计文件、工艺文件和技术安全文件，称为“开工时期的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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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北京电子管厂准备投产时，又遇到新的重大困难。工厂的设备、材料都是从苏联进口的。根据中苏协定，开工初期由苏方提供小型管一个月用料，大型管三个月用料。但到1956年夏天试生产时，苏方就通知不能如约供货。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封锁，从国际市场很难买到所需的材料（特别是镍材）。于是，工厂面临一开工就要停产的威胁。在向上级反映的同时，周凤鸣当机立断，做出采用国产材料的决断。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体现了“敢想敢干”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得到报告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各部门给予支援，8个工业部的部长带队到厂参观，听取工厂对电子管材料的介绍并表示支援。周凤鸣召集厂内技术人员研究材料替代方案，并表示不能被镍材憋死（同上，第15页）。事实证明，从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人是不会被镍材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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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材是电子管的主要结构材料，约占全部用料的70％。中国当时还没有找到镍矿，更谈不上制造镍材，而进口1吨镍材要用三四吨对虾或200多吨小麦去换。“国产化”的办法就是开发对镍材的代用材料——主要是复铝铁、镀镍铁和镀镍铜包钢丝。为获得代镍材料的基材纯铁，774厂的工程师唐世五从1956年上半年起就带队奔波于北京、太原和上海之间。在太原钢厂，他们和炼钢工人一起跟班操作，发现问题就请炉长换钢种。为了防止从太原往上海运纯铁时炉号被混，他们决定跟着运纯铁的车皮一起走，忍饥挨饿地走了10天才到上海。1956年秋天，中国第一块双面复铝铁在上海益昌五金厂诞生（使用抚顺301厂生产的铝皮），后由于生产条件转到了上海铝合金材料厂。镀镍铁也是在上海制成的，由益昌五金厂和固华厂轧制，再由精诚厂电镀。当时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闻讯还到工厂参观，要求把材料再轧薄一点，结果就诞生了中国的剃须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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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进口材料的创造性特别体现在无缝镍管的例子上。唐世五和供应科长在上海送料途中，遇到一辆载有医用注射针头的三轮车，马上联想到注射针头用的无缝钢管与电子管阴极所需的无缝镍管相似，便问清生产厂家，找到了生产针头的新生医疗器械厂，请该厂试制无缝镍管。这不过是刚开始——试制无缝镍管先要从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取回轧制成的镍带，进行氢气退火，然后包装发送到上海的工厂进行剪裁引伸，再运回774厂退火，全部引伸、退火加工要往返三四趟才行（直至在上海解决了氢气退火后才不需运回北京）。1958年无缝镍管试制成功，第二年就供货80万米。不久上海铜仁合金厂也试制成功了无缝镍管和铜包钢丝（《北京电子管厂史》，以下简称《厂史》，第79-80页）。到1957年，在647项国外订货的关键材料中，已有481项在国内试制成功，协作单位有12个省、28个城市的68个企业（《周凤鸣》，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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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片是全厂95％的产品都需要的材料，一年要上百吨的用量，主要依靠从印度进口。当时国内只有四川甘孜的丹巴矿源，但产量很低，无法满足需要。连地质部和建工部也说不出哪里有资源。周凤鸣把几个车间的一把手抽调出来，派到全国深山边疆，自己去开发云母矿源。内蒙古、湖北、陕西太白山、四川、新疆等地，最后确定只有四川丹巴和新疆阿勒泰的云母矿是能用的。为了扩大开采丹巴矿，1959年，厂里派出40人的“云母突击队”到丹巴，从高山往下背矿石，在山脚下选矿石；派去运矿石的汽车队从二郎山、泸定桥、康定到丹巴帮助运矿石（《厂史》，第89页）。在阿勒泰地区，774厂的采购员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办云母培训班，同时为帮助采矿又向农十师支援汽车、拖拉机、收发报机等物资（《周凤鸣》，第81—82页）。到1961年，774厂用的云母片基本在国内解决，后来还与其他两个工厂一起制定了电子管专用云母的工业标准。用今天的眼光看，周厂长真像是“李云龙”把手下派出去“找枪拉队伍”的气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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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材料是北京电子管厂在掌握技术后向外提供的，玻璃就是一项。工厂从初建就有生产电真空器件专用玻璃的车间，后来经过改造，不断生产新的产品，从1957年7月开始外销专用玻璃产品，为电光源、半导体、电子管三大工业服务外，还为兵器、气象、原子能等工业和有关科研单位服务。用户平均年达190多个单位，行销全国22个省市及香港飞利浦公司（《厂史》，第115-121页）。当774厂把自己的供应链建立起来时，它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电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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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按照原设计，北京电子管厂是以生产收讯放大管为主，并在开工初期生产18个苏联标准的管型。但工厂在成功制造出原设计规定的产品之后，立刻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开发。尽管开发这些产品大多需要模仿，但这些产品的开发决策却是超越工厂原设计任务的主动所为。如前所述，周凤鸣早在为建设工厂而到苏联实习期间，就已经形成了未来产品开发的想法。他在1956年8月20日的《向中央、主席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建立“特别设计处的任务是分析与研究世界各国有关电子管的资料后，自己单独进行设计新的电子管，而不再是其他国家所大量生产的电子管的翻版，如果只靠‘照猫画虎的模仿’，只靠外国供应图纸，我国的电真空企业的科学水平将永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周凤鸣》，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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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讯放大管系列来说，开工不到两年，工厂就为满足军需而仿制了锁式管（常用于坦克电台和炮兵电台）。1957年，工厂开始研制超小型管。这种管体积小、重量轻、耐辐射，能够承受较大的加速度及冲击试验，主要是军用（如导弹）。经过对苏联样管的技术改造，克服了原产品各种缺陷，1958年生产出了自制的超小型管，并提高了成十倍的生产率。北京电子管厂是国内唯一生产超小型管的厂家（《厂史》，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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