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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二节 困于计划体制的工厂：走向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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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辉煌的过程中，使她后来走向衰落的“病根”也逐渐形成——困于计划体制。“一五”时期是中国在模仿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创建计划经济的阶段，而中国领导人在对苏联模式产生不满后，又采取了群众动员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群众动员方式为发自基层的创造性提供了空间，但在领导人过度追求产量高指标的“大跃进”中，又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混乱。在1960—1963年的调整时期，国家为渡过经济困难而强化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导致计划体制对企业管理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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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顿“大跃进”带来的管理混乱时，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制定并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虽然这个条例是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但它从国家角度对企业管理做出的规定，实际上成为计划经济年代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原则，特别体现在这个条例关于“五定”“五保”的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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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国家对企业规定的生产要求和提供的生产条件）：（1）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2）定人员和机构；（3）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4）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5）定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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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企业对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1）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2）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3）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4）保证完成上缴利润；（5）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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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反映出“国营企业”的第一个特征：企业只是一个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而有关投资、研发、组织设置、营销、企业之间的协调等战略管理职能是由上级主管行政部门承担的。这样的体制不但会压缩企业发展生产性资源的职能，而且也会要求增强行政机构配置资源的职能。在整个1950年代，除了1955年在特定情况下成立了一个负责发展核能的机械工业部之外(7)，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由一个工业部负责国防工业的格局。但在1963—1964年，中央政府把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增加到六个——第二机械工业部（核能）、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和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8)。工业行政部门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这些部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有利于通过政府力量推动国防工业的发展，但也同时强化了行政机构对企业的操作。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像“总公司”那样把行业的投资、产品、研发、人力资源配置等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企业越来越向单纯生产工厂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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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调整之后，中国在与美、苏发生战争冲突的威胁下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分投向“三线”，事实上挤压了对一线企业的投资。这个过程反映出“国营企业”的第二个特征：在计划经济注重扩大工业规模（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同时，企业缺乏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来发展（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从理论上讲，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是“统收统支”——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然后国家根据企业的需要提供投资。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个看上去是双向的关系往往变成单向的。由于国家的决策过程是政治性的，所以一旦国家在财政上遇到困难，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财政决策就不会考虑企业的需要，受政治目标驱动并由行政机构实施的外延式工业扩张往往把老企业当作汲取资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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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还有第三个特征：由于就业和劳动报酬都被纳入计划过程，所以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职工与国家的关系（干部是国家干部，职工也是国家职工）。在对经济的计划和行政控制不断加强的同时，“阶级斗争”的政治空气从1962年以后也越来越浓，一直发展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些条件下，工业劳动关系逐渐走向“铁饭碗”和“大锅饭”体制。北京电子管厂后来的经历与这些趋势息息相关。如果理解这几个特征，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经那么辉煌的北京电子管厂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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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新厂及内地建设和援外工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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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196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20年里，中国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而北京电子管厂也在这个阶段保持着技术进步。她在电真空技术领域的产品开发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技术和产品开发越来越多地以西方国家的产品作为跟进目标。第二，开发决策越来越多来自上级行政部门，新产品的开发以满足军用和政治任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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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讯放大管领域，直热式管和旁热式小型管是工厂原设计的产品系列，从工厂开工之初到1970年代末，这两个系列的品种分别从4个和7个发展到16个和73个。锁式管、超小型管和宽频带高跨导框架栅管3个系列都是工厂在开工后主动开发出来的，其中后两者是国内独家产品。1963年，工厂为满足军方仿制美国响尾蛇导弹的需要，以美国超小型管为目标开发出低噪声超小型管，到1966年就生产出来6个品种，截止到1970年代末共研制生产了48个品种的超小型管。宽频带高跨导框架栅管（能使微弱电视信号达到长距离传输）于1958年开始研制，1961年开始小批量生产，1965年开始大批量生产，品种不断增加，到1982年共销售344万多只，而且出口很多。高可靠管和长寿命管则是在进入1960年代后开发出来的新系列。高可靠管是在极恶劣环境、高加速剧烈运动及大冲击等条件下仍能够稳定工作的管子，主要是军用和科研用，工厂从1962年开发出第一批高可靠管，到1980年代初已有30多个品种。长寿命管是适应通信和海底电缆的需要，寿命越长越好，工厂开发的长寿命管普遍达到5000小时以上，最高达到过60000小时，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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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八大管型”之后，北京电子管厂开发大功率发射管的技术目标转向西方国家。196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是美国的金属陶瓷四极管，用于发射机时功率高、能源省。四机部多次研究，都觉得应研制这种管型，但苦于技术难度大，缺乏经验。1963年，正值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发表高氧化铝瓷与金属封结工艺的研究成果（包括陶瓷生产），774厂总工感到陶瓷管的关键工艺和材料都已有初步保证，于是决定仿制美国的金属陶瓷四极管。1965年，在北京广播器材厂研制中国第一台500千瓦短波广播机的迫切需要和支持下，774厂联合清华大学研制出中国第一只金属陶瓷发射管FU-104Z，从此大大提高了中国广播机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又自行设计试制了多种管型。1968年9月，774厂又研制出特大功率的陶瓷四极管FU-106Z（“6895”工程），经过几年的改进于1974年定型投产。此外，工厂又在1970年代末形成脉冲调制管系列（用于雷达）和1980年代初形成工业加热管系列，使该厂的大型电子管广泛地用于广播、电视、通讯、雷达、工业加热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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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功率发射管从1956年开工时的5个品种发展到30多个品种，在1960年代中期开发出来的5种特军管被用于导弹工程和歼击机通讯。1963年开始研制中小功率陶瓷管和脉冲陶瓷管，多用于机载仪器、导弹、卫星。1960年开始研制行波管。1965年，四机部要求774厂为中国电子对抗的需要研制行波管，以被击落的美制U-2和P2V飞机残骸上的电子管为样管进行仿制。到1966年，工厂研制成功7种行波管，装备了中国第一代电子对抗机（《厂史》，第47-48页）。1973年6月四机部在西苑饭店召开了“736会议”，为发展电子对抗规划了各电子管厂的新产品开发任务。北京电子管厂到1970年代中期就研制出13个品种的行波管（到1980年代中期共40多个品种，居全国首位），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电子对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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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在建厂时就有一个很小规模的充气管车间，生产一个品种。1964—1965年，根据四机部的决定，将全部充汞闸流管移交沈阳灯泡厂，结束了充汞电子器件在774的生产历史。1974—1975年，根据四机部的决定，将全部充气闸流管、稳压管和冷阴极触发管移交给宜昌电子管厂，一部分技术干部和工人随之支援该厂。至此，在产品移交前，充气管车间已具有生产各种型号闸流管和稳压管33万只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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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管业务被上级主管部门全部划走的做法，反映了北京电子管厂在改革开放之前20年里的一个主要经历，即支援新厂建设、三线建设和援外工程。事实上，北京电子管厂在建成后不久的1958年前就开始了支援地方、援建新厂的工作。她曾向四川成都的773（红光电子管厂）、776新建厂输送了200多名建厂骨干。1960年，向外输送了90名车间以上干部，曾被当时领导机关评为输送人才工作的红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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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线建设大规模开始后，北京电子管厂作为“老企业”，成为上级行政部门汲取技术、人才和资源的基地。第一个重大的动作是四机部于1964年9月决定，把北京电子管厂的钨钼分厂全部搬迁到四川成都（搬迁1965年6月结束），与766厂（成都前锋无线电仪器厂）的材料分厂合并成立745厂（西南专用材料厂）。钨钼丝是制造电子管的基础材料，在北京电子管厂筹建中就设计有钨、钼材料车间，其成套设备和技术从苏联引进，试生产时的用料也是苏联提供的。在后来的10年间，北京电子管厂改进了设备，实现了材料的国产化，而这个车间也发展成为分厂，生产的各种钨钼制品及杜美丝比原设计产量平均增长4倍，除满足自用之外还供给全国的灯泡厂和电子管厂，完全扭转了中国钨钼丝材料原来靠进口的局面。1965年搬迁时，她向新厂输送职工800名，设备仪器近300台，甚至连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床、椅、桌、凳等全部搬走，耗费搬迁费60多万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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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四机部决定将北京电子管厂分为三个生产工厂：北京电子管厂（774厂）、北光电子管厂（775厂）、建中机器厂（700厂）和一个物资供应处、公用事业管理处，自同年7月1日起各单位独立核算。其中，775厂原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大型发射管分厂，四机部军管会于1970年又把775厂并回到北京电子管厂；700厂原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专用设备分厂（在厂后区新征5.4公顷土地建设的5000平方米厂房），包括了1958年成立的专用设备设计制造所，是为了解决新产品所需专用设备发展起来的(11)。这种分立与把企业当作专业化生产工厂有关，也可能与当时工业部内部的体制有关。由于工业部内部的机构设置（司、局、处等）都是按产品划分的，所以企业生产多种产品会给行政机构带来麻烦。无论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看出当时把企业当作行政机构附属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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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根据四机部指示，北京电子管厂取消产品设计所（一所）建制，该所原有业务除小陶瓷管部分之外，全部移交给在四川省广元成立的779厂（旭光电子管厂），主要领导和技术干部、技术工人也在支援之列（输送干部140人，技工244人）。留下的小陶瓷管业务成立小陶瓷管实验室。产品设计所是1958年由第一任厂长周凤鸣决定成立的，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曾研制出行波管、中小功率陶瓷管、高可靠电子管、超小型管和半导体器件等148个新产品。该所被撤销并移交给另一个工厂（还有被分立出去的设备所），说明北京电子管厂已经被迫远离那个曾经充满主动创造性的工厂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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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按四机部决定，将几种大型玻璃发射管的生产移交给777厂（辽宁锦州），将两条民用小型收讯放大管线和两条中型发射管的生产线移交给了770厂（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与产品同时移交的还有设备66台、仪器36件和人员205名（《厂史》，第308页）。1966年，773厂显像管生产任务不饱和，部里要求厂里将两条收讯放大管生产线移交该厂，还输送了成套的干部、技工及设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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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还承担了“包建”新厂的任务。1966年，四机部决定北京电子管厂包建4402厂（春光电工厂），厂里于同年5月成立包建筹备组，把本厂生产的框架栅管、高可靠管、超小型管、国防尖端配套仪器管作为4402厂主要产品，并支援了30多名技术骨干。由于“文革”的影响，4402厂到1970年才动工建设，地点设在山西晋城市沁水县端氏镇(14)。1970年，国务院决定在陕西宝鸡抢建一个大型广播发射电子管厂（4401厂），指定774、777、779厂共同包建，支援了489名生产技术骨干和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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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北京电子管厂还承担了艰巨的援外任务。从1961年到1980年的近20年内，承接了援朝援罗共三项工程。1960年10月，中国和朝鲜达成协议，为朝鲜建设一系列电子工业基础工厂。作为支援建设朝鲜熙川电子管厂（代号3874工程）的主厂，774厂不仅帮助建设了厂房，提供成套技术设备和资料以及各种生产必备的原材料，还培训了100多名朝鲜实习生。1969年3季度开工后，中方同意在熙川电子管厂内援建超小型电子管车间，即34项目。1976年3季度，774厂为罗马尼亚提供了全部生产技术资料，包括设备仪器、工装材料和散件等，前后历时5年完成两条生产线的援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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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导体技术上的努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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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部门计划体制限制企业创新精神的例子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历程。半导体晶体管在1950年代初成为电子工业的新技术领域，因小巧、省电、长寿等优点受到各国的重视，发展迅猛。1956年，周恩来总理领导制订的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把半导体列为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领域，一些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随即开设半导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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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北京电子管厂对半导体技术的自发关注还要追溯到周凤鸣在苏联实习的时候。1957年夏，他派工程师王正华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半导体物理学习班，回来后即筹建半导体实验室，开始了对锗材料和锗晶体管的研发（半导体设备全部是自己制造的）。1958年9月，工厂技术人员根据苏联提供的图纸完成了区域提纯机的制造，能将99.9％的锗锭提纯为99.9999％以上的高纯锗。1959年2月，工厂拉出了第一根锗单晶——这是中国企业拉出的第一根单晶，制定出一套利用本国提纯的锗锭和锑进行掺杂拉晶的计算方法，并制定出制造二极管、三极管的锗单晶技术要求。因此，虽然1960年苏联停止供给锗材料的情况下，也没有影响锗器件的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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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王正华接受解放军总参谋部仿制响尾蛇导弹的任务，以带回的4只半导体二极管为样品，一个月之内做出管子。同年，周凤鸣带领王正华接受北京市要求研制硅单晶的任务，按照带回的拉制炉蓝图制造炉子，开始研制硅材料和硅器件（曾试制硅合金三极管）。中国工业对硅材料和硅器件的研发是1958年由718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开始的，1959年9月9日，该厂的硅半导体车间拉出来第一根硅单晶（1964年，四机部决定把718厂的硅半导体车间划给北京电子管厂，见下）。到1959年年底，北京电子管厂从事半导体生产的职工已有200人，年产二极管近100万只，三极管3万只，锗单晶和零部件全部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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