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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八章 回声：中国工业史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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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指望去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时代）的经济现象，如果他没有对历史事实的足够掌握，没有足够的历史感或可以描述为历史经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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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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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普遍真理不可能指明经济事务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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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斯·潘罗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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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故事结束之际，可能会有读者问：一个企业的故事有什么理论意义吗？——当然有，而且极其深刻。以企业为分析焦点的工业史能够揭示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同时又面临新的转折的关头，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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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政策宣传、媒体报道和社会思潮等影响，一位“80后”或“90后”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始自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那之前是经济停滞和贫困；国有企业代表了保护、垄断和低效率，只有将其私有化才会使其有竞争力；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因为引进了外国资本和外国先进技术；资本市场比任何其他途径都能够更有效率地配置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3)。但本书所讲述的工业史却表明，这些看法至少是过分简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传统国有企业可以在保持国有资产的条件下转变成为竞争性企业，甚至进一步成为创新型企业；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力是敢于进行自主研发的企业，而依赖引进技术和依赖外资——至少从长期来说——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在高技术工业发展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复杂互动的过程中取得的，等等。对于历史事实与“想当然”之间的这些差异，是需要从理论上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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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把视野从单个企业的历史及其相关的特定工业史上升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从理论上讨论由中国工业史所反映出来的若干重大问题：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创新型企业是从何而来的？从落后状态走上创新道路需要什么样的动力？乃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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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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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这两年流行着一个说法：只要有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和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创新就可以自然发生，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自动升级。这个流行说法的理论根源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或正统经济学），即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以下简称教科书经济学），再经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通俗化和中国财经媒体的传播而流行于市。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其内在逻辑，这个理论其实与经济发展和创新毫无关系，既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不能解释创新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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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基于文献分析从理论上证明：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本质特征恰恰是打破被新古典经济理论奉为圭臬的均衡，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政治性的和历史性的，而后进国家产生创新型企业需要进取性的精神力量。因此，上述流行说法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它们无法解释中国创新型企业的产生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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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命题：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本质特征是打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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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理论/教科书经济学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配置资源。这个理论其实是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型，它包括三个元素：（1）理性人的利益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2）一组约束（如预算约束或成本约束）；（3）一组选择变量（按照目标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行动）。在理想状态下，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价格机制可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各种生产手段的供给强度；私有制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最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于是经济个体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则标志着资源配置的最佳社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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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the firm）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由生产函数所概括的是外在于个别企业而且可以被企业免费获得的技术；由成本函数所概括的是由生产要素价格组合所决定的经济约束，而这些价格又决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市场约束则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决定，这种竞争塑造了企业的定价和产量的决策。于是，在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下，企业在给定的技术和各种约束下从一组可能的选择中选取自己的生产方案，并且毫无障碍地（既无信息限制又无不确定性）选取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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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力图让公众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自动导致经济发展和创新的理由。但如果把窗户纸捅破了，那就会让经济学家大为尴尬——在这个理想的、美妙的自由市场模型中，既不可能出现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创新企业。按照新古典理论，企业活动的范围和生产率是由外在于企业的市场力量——外生的技术（生产函数）、成本结构和产品价格市场条件——所决定的，而企业只能在这些给定的条件下选择符合利润最大化要求的产量和投入量（Winter 2006/1968）。这种被拉让尼克称之为“最优企业”（Lazonick 2002）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实体，它只能“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拖着走”（熊彼特 1990，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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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无论怎么定义，其含义都必然包括经济主体改变给定的技术和市场条件，而这种改变才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内容(4)。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1990，第70页）。因此，对熊彼特来说，被他形容为“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均衡状态不会产生发展：“‘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同上）。熊彼特于1942年发表的另一本主要著作更是正面提出：“应该掌握的要点是，当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时，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进化过程（evolutionary process）。没有人看到这个如此明显并被马克思很久以前就强调过的事实，看起来也许是一件怪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Schumpeter 1979/1942，p．82；中文版第146页，下同）。在这个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中，“开启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其不断运动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ibid.，p．83；同上）。因此，只有出现打破经济活动“循环流转”的创新，才会产生改变现有技术和市场条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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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破“均衡”来定义创新和经济发展，是熊彼特对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持久性贡献。以这个思想作为理论前提，我们立刻可以看出，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能力对于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教科书经济学将市场竞争的实质看作是价格竞争，所以把“决策”等同于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实际上抹杀了决策的作用。熊彼特认为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在区别于教科书图景的资本主义现实中，起作用的不是那种竞争（注：指价格竞争），而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型组织（如巨大规模的组织）的竞争——这种竞争支配着决定性的成本或质量优势，它冲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出，而是它们的根基和它们自身的生命。这种竞争相对于另一种竞争之更有效力，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Schumpeter 1979/1942，pp．84-85；第148-149页）(5)。在这样的竞争中，创新的行动不会来自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必须来自在充满不确定性条件下具有预见和判断性质的战略性决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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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Kay（2000，p．696）指出，“企业能够做出决策，市场只能刺激和通知决策。价格变动是信号，而信号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的确，除非有人在另一端听取信息并愿意将其纳入决策过程，一个信号就毫无用处。企业能够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配置资源，但市场不能在没有企业的条件下配置资源。”因此，只有在价格竞争反映一切或决定一切的条件下，企业的决策才能被说成是跟随价格变动信号的选择。一旦面临必然与创新相伴的不确定性，信号与经济主体对信号的反应之间就会出现边界非常模糊的广阔决策空间，而信号所反映的市场前景可能性，实际上取决于企业决策者的主观诠释，于是决策者的思维框架中也就包含了眼光、经验和信念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能够打破“均衡”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是否发生就不可能取决于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而是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战略性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因素，包括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自由市场机制与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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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现代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有用知识的增长或对知识的有效利用，那么能力就是决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逻辑上，从熊彼特的论述中很容易看出，创新和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主体的能力。如他所言：“虽然在习惯了的循环流转中，每一个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动，因为他对于他的行为根据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流转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这些人转过来又期望他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但是，一旦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单纯只是这样去作”（1990，第88页）。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把创新的职能归于企业家个人。但当他移居美国后，熊彼特越来越把这种企业家职能看作是集体性的和组织性的，即他把内设研发机构的大企业看作是打破均衡的主要创新力量（Schumpeter 1979/1942），暗示他心目中的能力从个人转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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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熊彼特作为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以企业为分析中心的后代学者逐渐发展出一个共识：组织能力决定经济绩效。潘罗思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内部资源和知识的积累（Penrose 1995/1959），从而揭示出知识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Loasby 1999）；钱德勒的历史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末的技术创新带来空前成本优势的潜力之际，率先对大规模生产设施、营销网络和管理组织进行三重投资所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长期兴衰（Chandler 1990；1992）；在当代战略管理领域，“基于资源的企业观”（Connor 1991；Grant 1991）和动态能力理论（Teece，Pisano and Shuen 1997）都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于企业开发、增进和利用内部能力的结果。这些理论共同证明的是，企业群体不是像教科书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在一个共同的生产函数上运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由知识、技能和经验所构成的能力在企业之间的分布是不平均的，也因此决定了其经济绩效的差异。正如理查德·纳尔逊所言：“组织的差异，特别是在产生创新和从中获益的能力上的差异，而非在握有特定技术上的差异，才是持久的、难以模仿的企业间差异的来源”（Nelson 1991，p．72）。此外，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学者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创新发动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构成除了竞争性企业，还包括以大学为主的通用知识生产系统以及政府以各种形式的参与（Nelson 1990；1993），从而使“国家技术能力”（nation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对于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差异的作用成为真实的（Nelson and Wright，1992；Lundvall et al．2002）。总之，如果没有由战略性决策所开启的能力成长过程，创新和经济发展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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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理论/教科书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诠释，而熊彼特和继承了其传统的理论（这里称之为创新理论的范式）也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诠释。在现实中，市场经济允许自下而上的决策，允许经济主体的多种选择，也为日益复杂和分散的专业分工提供协调机制，并通过竞争贯彻经济合理性——成本高、质量差和技术落后的企业会被淘汰，反之则受到奖励。但即使如此，问题仍然在于市场机制是否足以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教科书经济学把市场经济刻画为一个以价格竞争为中心的万能自由市场机器，可以自动地以最优配置资源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范式也因此而排除掉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任何空间。对于创新理论的范式而言，经济主体的战略性决策和能力成长决定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而决策的形成和能力的成长则取决于复杂的组织过程和制度条件，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市场机制可以衡量或裁定决策和能力的效果，但并不自动产生这些决策和能力。就本书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这两个理论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没有给我们留出在私有制和自由价格机制之外的任何思考空间，而后者则激发我们去思考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复杂动力系统。最终，两个理论范式对于理解经济发展的有用性要靠历史经验的检验。为此，我们把目光转向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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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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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创了对“后发展”（the late development）研究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其经典文章“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Gerschenkron 1962）(7)中提出，如果可怕的制度障碍被排除并存在足够的资源，那么一个国家的落后程度越大，该国从较先进国家可以吸收的技术存量就越大，从而越可能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之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今天还在津津乐道的“后发优势”，其实就是源自这篇文章的思想。格申克龙的论据是19世纪的欧洲落后国家尤其是德国和俄国的经验，他显然认为落后国家可以从较先进的国家顺利地“引进”技术，而且倾向于采用“最现代和最高效的技术”。落后国家一旦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其工业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会出现与先进国家根本性的不同。在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资金筹措上，格申克龙还强调了国家的作用。于是后来的学者从中概括出另一个格申克龙命题：越是落后的经济体，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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