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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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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这两年流行着一个说法：只要有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和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创新就可以自然发生，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自动升级。这个流行说法的理论根源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或正统经济学），即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以下简称教科书经济学），再经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通俗化和中国财经媒体的传播而流行于市。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其内在逻辑，这个理论其实与经济发展和创新毫无关系，既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不能解释创新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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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基于文献分析从理论上证明：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本质特征恰恰是打破被新古典经济理论奉为圭臬的均衡，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政治性的和历史性的，而后进国家产生创新型企业需要进取性的精神力量。因此，上述流行说法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它们无法解释中国创新型企业的产生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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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命题：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本质特征是打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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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理论/教科书经济学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配置资源。这个理论其实是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型，它包括三个元素：（1）理性人的利益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2）一组约束（如预算约束或成本约束）；（3）一组选择变量（按照目标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行动）。在理想状态下，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价格机制可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各种生产手段的供给强度；私有制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最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于是经济个体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则标志着资源配置的最佳社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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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the firm）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由生产函数所概括的是外在于个别企业而且可以被企业免费获得的技术；由成本函数所概括的是由生产要素价格组合所决定的经济约束，而这些价格又决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市场约束则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决定，这种竞争塑造了企业的定价和产量的决策。于是，在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下，企业在给定的技术和各种约束下从一组可能的选择中选取自己的生产方案，并且毫无障碍地（既无信息限制又无不确定性）选取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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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力图让公众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自动导致经济发展和创新的理由。但如果把窗户纸捅破了，那就会让经济学家大为尴尬——在这个理想的、美妙的自由市场模型中，既不可能出现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创新企业。按照新古典理论，企业活动的范围和生产率是由外在于企业的市场力量——外生的技术（生产函数）、成本结构和产品价格市场条件——所决定的，而企业只能在这些给定的条件下选择符合利润最大化要求的产量和投入量（Winter 2006/1968）。这种被拉让尼克称之为“最优企业”（Lazonick 2002）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实体，它只能“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拖着走”（熊彼特 1990，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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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无论怎么定义，其含义都必然包括经济主体改变给定的技术和市场条件，而这种改变才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内容(4)。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1990，第70页）。因此，对熊彼特来说，被他形容为“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均衡状态不会产生发展：“‘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同上）。熊彼特于1942年发表的另一本主要著作更是正面提出：“应该掌握的要点是，当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时，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进化过程（evolutionary process）。没有人看到这个如此明显并被马克思很久以前就强调过的事实，看起来也许是一件怪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Schumpeter 1979/1942，p．82；中文版第146页，下同）。在这个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中，“开启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其不断运动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ibid.，p．83；同上）。因此，只有出现打破经济活动“循环流转”的创新，才会产生改变现有技术和市场条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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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破“均衡”来定义创新和经济发展，是熊彼特对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持久性贡献。以这个思想作为理论前提，我们立刻可以看出，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能力对于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教科书经济学将市场竞争的实质看作是价格竞争，所以把“决策”等同于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实际上抹杀了决策的作用。熊彼特认为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在区别于教科书图景的资本主义现实中，起作用的不是那种竞争（注：指价格竞争），而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型组织（如巨大规模的组织）的竞争——这种竞争支配着决定性的成本或质量优势，它冲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出，而是它们的根基和它们自身的生命。这种竞争相对于另一种竞争之更有效力，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Schumpeter 1979/1942，pp．84-85；第148-149页）(5)。在这样的竞争中，创新的行动不会来自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必须来自在充满不确定性条件下具有预见和判断性质的战略性决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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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Kay（2000，p．696）指出，“企业能够做出决策，市场只能刺激和通知决策。价格变动是信号，而信号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的确，除非有人在另一端听取信息并愿意将其纳入决策过程，一个信号就毫无用处。企业能够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配置资源，但市场不能在没有企业的条件下配置资源。”因此，只有在价格竞争反映一切或决定一切的条件下，企业的决策才能被说成是跟随价格变动信号的选择。一旦面临必然与创新相伴的不确定性，信号与经济主体对信号的反应之间就会出现边界非常模糊的广阔决策空间，而信号所反映的市场前景可能性，实际上取决于企业决策者的主观诠释，于是决策者的思维框架中也就包含了眼光、经验和信念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能够打破“均衡”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是否发生就不可能取决于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而是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战略性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因素，包括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自由市场机制与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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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现代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有用知识的增长或对知识的有效利用，那么能力就是决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逻辑上，从熊彼特的论述中很容易看出，创新和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主体的能力。如他所言：“虽然在习惯了的循环流转中，每一个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动，因为他对于他的行为根据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流转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这些人转过来又期望他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但是，一旦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单纯只是这样去作”（1990，第88页）。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把创新的职能归于企业家个人。但当他移居美国后，熊彼特越来越把这种企业家职能看作是集体性的和组织性的，即他把内设研发机构的大企业看作是打破均衡的主要创新力量（Schumpeter 1979/1942），暗示他心目中的能力从个人转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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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熊彼特作为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以企业为分析中心的后代学者逐渐发展出一个共识：组织能力决定经济绩效。潘罗思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内部资源和知识的积累（Penrose 1995/1959），从而揭示出知识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Loasby 1999）；钱德勒的历史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末的技术创新带来空前成本优势的潜力之际，率先对大规模生产设施、营销网络和管理组织进行三重投资所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长期兴衰（Chandler 1990；1992）；在当代战略管理领域，“基于资源的企业观”（Connor 1991；Grant 1991）和动态能力理论（Teece，Pisano and Shuen 1997）都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于企业开发、增进和利用内部能力的结果。这些理论共同证明的是，企业群体不是像教科书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在一个共同的生产函数上运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由知识、技能和经验所构成的能力在企业之间的分布是不平均的，也因此决定了其经济绩效的差异。正如理查德·纳尔逊所言：“组织的差异，特别是在产生创新和从中获益的能力上的差异，而非在握有特定技术上的差异，才是持久的、难以模仿的企业间差异的来源”（Nelson 1991，p．72）。此外，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学者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创新发动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构成除了竞争性企业，还包括以大学为主的通用知识生产系统以及政府以各种形式的参与（Nelson 1990；1993），从而使“国家技术能力”（nation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对于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差异的作用成为真实的（Nelson and Wright，1992；Lundvall et al．2002）。总之，如果没有由战略性决策所开启的能力成长过程，创新和经济发展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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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理论/教科书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诠释，而熊彼特和继承了其传统的理论（这里称之为创新理论的范式）也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诠释。在现实中，市场经济允许自下而上的决策，允许经济主体的多种选择，也为日益复杂和分散的专业分工提供协调机制，并通过竞争贯彻经济合理性——成本高、质量差和技术落后的企业会被淘汰，反之则受到奖励。但即使如此，问题仍然在于市场机制是否足以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教科书经济学把市场经济刻画为一个以价格竞争为中心的万能自由市场机器，可以自动地以最优配置资源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范式也因此而排除掉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任何空间。对于创新理论的范式而言，经济主体的战略性决策和能力成长决定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而决策的形成和能力的成长则取决于复杂的组织过程和制度条件，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市场机制可以衡量或裁定决策和能力的效果，但并不自动产生这些决策和能力。就本书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这两个理论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没有给我们留出在私有制和自由价格机制之外的任何思考空间，而后者则激发我们去思考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复杂动力系统。最终，两个理论范式对于理解经济发展的有用性要靠历史经验的检验。为此，我们把目光转向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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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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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创了对“后发展”（the late development）研究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其经典文章“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Gerschenkron 1962）(7)中提出，如果可怕的制度障碍被排除并存在足够的资源，那么一个国家的落后程度越大，该国从较先进国家可以吸收的技术存量就越大，从而越可能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之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今天还在津津乐道的“后发优势”，其实就是源自这篇文章的思想。格申克龙的论据是19世纪的欧洲落后国家尤其是德国和俄国的经验，他显然认为落后国家可以从较先进的国家顺利地“引进”技术，而且倾向于采用“最现代和最高效的技术”。落后国家一旦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其工业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会出现与先进国家根本性的不同。在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资金筹措上，格申克龙还强调了国家的作用。于是后来的学者从中概括出另一个格申克龙命题：越是落后的经济体，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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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申克龙的许多论点（尤其是关于“后发优势”的说法）都受到过质疑和批评，何况19世纪欧洲落后国家的经验很难用于当代落后国家。但这篇文章却由于其两个根本性的主题而成为永恒的经典。第一个主题是：发展的必要性——格申克龙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指出，经济落后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性问题：“落后国家的问题绝不单是它们自己的问题，同样也是先进国家的问题……先进国家承受不起因无视经济落后所带来的后果”（ibid.，pp．29-30）。第二个主题是：后进者在学习/模仿和追赶领先者时，需要做出特殊的、不同于领先者的安排，才能克服因为落后而造成的发展障碍。因此，一位当代学者在否认了格申克龙关于“后发优势”的所有具体说法之后，却肯定了格申克龙的根本性洞见——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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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经济的落后等于在国际舞台上的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不能并且不应该空等神奇的市场力量会按照自己的方式产生点儿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发展应该被看作是国家建设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许多国家为保持独立而必须经历的一个成人仪式（Breznitz 2007，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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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兰德斯公平地批评的那样（2007，第294页），格申克龙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就应该想要跨越这道鸿沟，即一个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或如何才会发动工业化的过程(8)。不过，兰德斯自己也没有在其关于国家贫富原因的巨著中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受到同样问题困扰的学者不止个例。例如，中国的前辈经济学家张培刚在其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开拓性著作中，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2002，第65页）。尽管张培刚在该书中简要讨论了企业、政府和战争对于启动工业化的可能性（同上，第89-92页），但他实际上同样没有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即“基要的生产函数”如何才能从一个传统农业国的均衡和停滞状态开始发生“连续变化”——这个转折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革命性的。我们无法苛求张培刚先生。写于1940年代中期，张培刚坚信中国必须工业化才能富强，也阐述了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但他当时在现实中根本看不到中国发动工业化过程的可能性。撇去这个只有历史才能回答的问题，他已经属于先知先觉了（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实际发动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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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落后国家“为什么要”或“怎么才能”走上发展的道路，确实是一个比表面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的问题。由于落后或停滞的经济也是处于“市场均衡”状态，所以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凭借市场的自发力量就能够产生的过程。从全球视角来看，世界各国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市场竞争关系——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就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这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但同时，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今天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组成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实际上又是一个等级结构（例如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就是说，在当代世界经济中，遍及全球的横向市场关系和按收入水平划分的纵向等级结构同时并存。这种并存揭示出一个事实：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自动改变这种等级结构，所以世界经济共同体仍然鲜明地分为发达国家（富国）和发展中国家（穷国），而且这种分野是长期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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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决定了每个国家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直观地看，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所决定，虽然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等因素也有影响。进一步分析，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能够生产什么或不能生产什么的根本力量是技术能力。因此，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她在全球技术和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为什么把各国卷入按同一个价值法则进行竞争的市场机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结构差异？因为市场机制仅仅导致供给与需求在现存结构条件下的均衡，但却不能自动导致结构条件本身的改变。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仅仅关系到在现有结构下经济福利分配的“效率”，但不会自动改变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如兰德斯所言：“国家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2007，第297页）；“拖住发展的并不是缺钱。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缺乏知识和技术。换言之，就是缺乏使用钱财的能力”（同上，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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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或发展不足现象的长期持续说明，落后国家吸收和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不是一个能够自然发生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间，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曾经把资本积累率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容易地获得产生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到1980年代，随着对技术进步的理解加深，研究技术进步的经济学家们发现，技术转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模仿都是非常昂贵的（Teece 1977；Rosenberg 1976，1982；Levin et al．1987）。他们发现，有效的技术转移需要技术接受方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并愿意为发展技术能力而努力。因此，技术学习是一个独立变量——它与资本积累和投资相互作用，但不是投资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独立过程。于是，关心落后国家发展的新一代经济学家达成共识：经济发展的实质不是一个简单地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过程，而是一个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Pack and Westphal 1986；Lall 1992；Kim 1999；Kim and Nel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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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莫维茨在其经典文章中（Abramovitz 1986），认为对“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的说法需要限制，为此他引入了“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的变量。对他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socially advanced）的时候，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才可能是强的。于是他提出一个命题：如果它们的社会能力足以发展到能够有效利用技术领先国已经使用的技术，技术落后国才具有比更发达国家产生更快增长的潜力，而社会能力的内生扩大可以帮助它们克服在追赶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9)。纳尔逊的表述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种“社会能力”的实质内容，他指出要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绩效，就必须去关注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的三个因素：（1）技术的性质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和掌握技术的过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不同发展绩效的理解。（2）有关企业能力的战略与组织结构——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是企业所塑造的，而创新和掌握技术的有效性离不开企业的组织和战略，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就会很自然地去探讨这个国家企业的特点。（3）经济制度的演进——制度对于支持企业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发展是重要的，而有些国家似乎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引导制度的演进。总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投资率、劳动力的构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绩效（Nelson 199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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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能够从落后状态实现追赶，而其他落后国家却做不到。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中，显示出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较高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长的组合，这些特点看上去是能够快速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互补特征，但却引发了为什么有的经济体能做到而其他经济体却做不到的问题。类似的，东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高速发展包含了不断吸收对它们来说是全新技术的过程，但为什么这样的过程没有发生在别的经济体，甚至诸如阿根廷、菲律宾这些曾经在发展程度方面远在东亚之上的国家，却在后来的岁月中落伍甚至倒退。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70年里，从低收入起步最后接近或跻身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它们后来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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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看，经济发展是一个发展主体通过发展起能力而改变现有经济结构的过程。这个定义既可以说明为什么“发展”是一件“奢侈”的事，但也说明发展是可能的。在讨论为什么少数国家和地区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时，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这样的经济体具有不受社会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强政府，而且这种政府或国家通过直接介入经济活动，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合作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变革和增长。根据这些政治上的特征，学者们将它们定义为“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10)。发展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很多，如控制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以动员社会资金投向工业化；规制国际贸易以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规制投资以支持重点部门和工业的建立和发展（Levi-Faur 1998）。与这些“干预”政策并肩的是对技术学习的支持：政府鼓励和保护本国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努力，比依赖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对教育和基础研究进行投资。因此，政府对知识基础的投资是“发展型国家”的实质（Lazonick 2010）。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型国家的中心作用是发动、支持和指导该国能力的发展。没有这样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过程，这些后进国家的企业很难发展出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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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展型国家”又是怎么形成的？有的学者归因于这些国家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关键阶段，政治精英的团结及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Vu 2007；Waldner 1999）。也有的学者归因于“系统的脆弱性”，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面临极度的不安全和严重的资源约束，其政治领导人既需要保证防卫开支又必须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以维持合法性，于是在这些压力下走上了增强国家发展能力并与企业联盟以促进经济升级的道路（Doner et al 2005）。还有的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形成于过程，不是政治领导人先建起发展型国家然后单方面强加给企业界一个发展战略，而是政治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性条件下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出口导向型战略）获得企业界的支持，才为国家获得督导企业的能力提供了基础（Chibber 1999）。无论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落后国家果断走上发展道路是来自政治决策，而不是经济决策，其动力来源是政治性的、历史性的，但不是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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