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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的用工成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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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南方周末》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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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一个老话题。不过，这个话题的热度是与时俱增的，而且随着新的情况不断加进来，这个话题的内涵也与时俱增。与之紧密联系的，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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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工成本上升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有什么影响？如果中国制造能在全球产业竞合链上实现后劲十足的爬升，就能与工资水平形成一个正反馈：中国制造爬得更高→技术进步与劳均资本存量不断上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又有助于中国制造爬得更高，由此循环往复。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这个自然循环被人为打断，那意味着转型升级遇到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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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成本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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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9 333元增长为2012年的46 769元，12年间名义增长5倍。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3年的12 671元增长为2012年的41 650元，9年名义增长3.29倍，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名义增长3.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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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平均工资不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工资总额除以就业人数，工资总额即税前基本工资的加总，包括以个人名义缴纳的社保金及个人所得税，但不包括以企业名义缴纳的社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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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4年上海五险的个人与企业费率合计分别为基数的10.5%与35%，公积金的个人与企业费率均为基数的7%。五险一金的企业总费率为42%，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恒等式为：企业平均用工成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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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工成本或工资水平的上升，不能简单说好坏，要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如果这种上升，是因为员工熟练程度、知识、技能与素质的上升，即人力资本投入的提升造成的，那是好事，也是一国在世界产业竞合上持续爬升的基础性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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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种上升，是因为非市场因素与非人力资本投入因素，即政府与政策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的，那不能说是好事，会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影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自然市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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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工资率（即劳动边际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过，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工资水平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高度一致的；但进入80年代以后，工资水平增长就一直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故而劳动生产率构成了工资水平增长率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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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银行估计，这些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8.3%左右。而2008~2012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累计提高了71%，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支撑工资水平及企业用工成本的剧增，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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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是中国外贸及实体经济的一个风向标。该公司在内地拥有约140万员工。2012年出口额为1 295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6.3%。由于这些年来内地用工成本剧增，富士康转而向工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左右的东南亚投资设厂。2007年在越南开设了代工厂。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估计，在未来3~5年内将在印尼投资至少10亿美元，有富士康将在印尼创造100万就业机会之说。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谁来接富士康的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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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中国外贸及实体经济的又一个风向标。这些年来，劳资纠纷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工人的基本诉求是涨工资，这是把代工厂往东南亚赶的节奏。在世界工厂东莞有较大规模的罢工。2014年3月底4月初，三星的代工厂善募康与耐克、阿迪达斯的代工厂裕元相继发生工人罢工。中国目前与将来哪些产业能够持久且稳定地满足工人涨薪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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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与工资水平已发生与将发生增长的（非市场）因素很多，下文将分析其中最主要的三个：（1）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反转；（2）高税率、缴费基准刚性增长且要求足额征缴的社保税；（3）货币定向超发扭曲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应研究如何管控中国制造升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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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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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相对占比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是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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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年龄人口来看，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这一年，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 727万人，同比减少345万人，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201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为91 954万人，同比减少1 773万人，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降幅在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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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40岁以下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短短4年下降近11个百分点。可见，作为工业化主力的农民工人口在迅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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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拜计划生育所赐，一胎化政策在微观上造就“四二一”的主流家庭结构，反映在宏观上就是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人口政策的效应有滞后性，30年不发作，一发作30年。现在超低生育率（2000年“五普”与2010年“六普”全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与1.18）造成的人口结构冲击波正一轮轮袭来：1995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为2 531.81万人，2005年减至1 671.74万人，10年间减少了34%；自2009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逐年下降（2014年有一个逆势小幅度反弹），末流高校率先破产在所难免。现在终于轮到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度减少这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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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截至目前的企业用工成本或工资水平上升，尚不能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比例剧减来解释，此话怎讲？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等于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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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从2012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全国就业人口仍在上升，2012年末与2013年末全国就业人口分别为76 704万人与76 97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分别为37 102万人与38 240万人。可见，全国就业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都仍净增加。2009~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依次为1 102万、1 168万、1 221万、1 266万与1 310万。这就是说，劳动力供给还没有真正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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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业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的总量是一回事，其结构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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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向城镇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在迅速老化，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在降低（绝对数字降低的时刻不会太远），而且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1）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任劳任怨；（2）绝大部分习惯了城市生活与消费方式，对家乡农村的情感纽带与心理依恋要远远弱于父辈，很难像父辈那样年老后告老还乡，复归乡村生活，由此决定他们生活成本与工作收入的参照系是城里的同龄人，与他们的父辈把务农收入视为机会成本是不同的。这于企业来说，就是越来越大的工资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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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伴随着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大量高中毕业生本来会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现在转而选择了看起来更高大上、更体面的本科教育，但在高教“大跃进”之下，师资力量不可能跟得上，大量的学子虚掷了青春，去学习那些或精湛或粗滥的“屠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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