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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四种远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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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持续经营的远期成本主要有四种：重置成本、技术淘汰成本、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企业要生存、发展，并服务于社会，就必须要满足当期成本要求，还要能满足以上四种成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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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成本与技术淘汰成本与生产性设备有关，而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则与产品有关。前面两者影响到企业生产出社会需要产品的能力，而后面两者则影响到企业产出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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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淘汰成本与不确定性是工业社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概念。它们是工业系统中特定的概念，体现了工业系统中特定的风险。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尽管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它们并不是完全陌生，但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概念。而在工业经济中，它们不仅变得尤为显著，而且变得不易评价，甚至改变了经济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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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成本是四种远期成本中惟一可以用严格的方法加以计算的成本，因此，它也是惟一可以用处理当期成本方式进行处理的远期成本，可以通过机器设备的若干年折旧或以某个年固定比率摊销以往投资的方式进行计算。尽管重置成本的计算比较复杂，但毕竟都是技术性的困难。从概念上说，任何一家企业或一个经济体，如果对过时的老设备进行更换，它就不可能一直保持强盛的生产能力，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即便如此，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重置成本的概念也只包含了设备部分，其实这还不够，因为人力资源的老化速度即使比机器的老化速度慢，但也需要”重置”，而且人力资源的重置成本是任何当期生产都不可避免的费用，无论对它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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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技术淘汰成本，到目前为止，企业既没有将它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本，也没有采取合适的措施满足这种成本要求。然而，它是比普通的重置成本更为重要的一种远期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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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经济中，我们不能假定设备的经济寿命和物理寿命是一致的。一些机器设备从物理上来说，也许是崭新的、完全可以用来生产，但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或工艺的改进，这些设备可能会被淘汰，变得毫无价值。技术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风险，必须要从当前的产出中分拨出一部分储备来应对这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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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淘汰成本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的完全不可预测性。技术或设备方面的巨大变革通常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这种突然出现的巨变通常没有固定的模式。一个产业可能很多年，甚至数十年没有出现过技术上的重大变革。然而，可能在一夜之间，革命性的变化就出现了，然后又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技术进步停滞期。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大萧条头几年，自动轧钢厂开始兴起之前，钢处理技术几乎有50多年都在原地踏步，处理原钢的设备有的甚至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产物。但是，随着自动轧钢技术的突然到来，这些设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部报废了。类似的过程似乎也要在钢坯生产领域发生，自安德鲁·卡内基以来，这个领域的技术几乎没有出现什么重大变化，目前使用的设备有的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在那之前制造的。在今后的10年里，这些设备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会被淘汰。尽管类似的重大技术变革可能在经济萧条时期更容易实现，因为在萧条时期，需要采用更多的经济方法，而不会考虑它们对现有设备的影响，但这并不能降低技术淘汰风险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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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重置成本和技术淘汰成本是与生产能力有关的，那么，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则与产品受市场的欢迎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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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准备是因缺乏对产品或服务的未来经济状况的预见能力而形成的，它已成为工业生产中不可不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前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的风险是与自然条件有关的。牧民担心的是羊群发生瘟疫，农民担心的是冰雹等自然灾害。在那个时代，所产出的物品通常都是可以卖出去的，惟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重商主义时代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将诸多以上所提到的自然灾害风险转化成某种可以预测和防御的事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保险，工业经济根本无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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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风险已被概率论所征服，但是在工业经济体系中，替代自然灾害风险的都是真正的经济风险，是产品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所欢迎的风险。谁也不敢打包票说某种新产品或服务一定能在经济上成功，谁也不能判断某种老产品或服务还能在市场上持续多长时间。比如说，城际有轨电车，看似极其稳定和保险的行业，但在汽车出现之后，它就极为迅速地消亡了。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类风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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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鼓吹者宣称他们那里没有类似的风险，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自由的竞争市场。这种观点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的正确程度不会比”垄断可以消除风险”的论调高到哪里去。首先，即使在完全严格的计划经济中，风险的完全控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该经济处在极端的短缺之中，任何产品只要一旦产生，就会有人愿意以任意价格购买。例如，在战后的极度通胀时期，生产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无论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多糟糕，总会有人买。因此，苏联经济学家将永远的通胀作为成功的计划的一个必然条件，并不是一种偶然。但是，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免风险，经济的运行就必须永远处于危险的临界状态之中，就像一个时刻准备爆炸的大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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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可能，计划经济能完全控制风险，但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计划经济，它只模仿其他更高级的经济中已经成功开发并被证实为市场有效的产品与服务。只要计划经济要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它就会遇到同样的技术风险与生产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新的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以及老的产品与服务的延续过程之中，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它们都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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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讨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实际上是经济学对时间因素的另外一种称谓。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农民知道如果在霜冻来临之前，他还没有收到一粒谷物，那他将会全年颗粒无收。牧民也知道，如果母羊在春季不下崽，那么他的羊群就不能扩大。但是，在工业经济中，谁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说他知道某个产品或服务何时会获得成功。产品能否成功的风险在本书中被称为”风险准备”成本，而该产品能否在1年、5年或20年内获得成功，这个问题在本书中被称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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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效率与生产率的每一次提高，都会带来工业生产中不确定性的提高。（这实际上是庞巴维克著名的”迂回生产”（庞巴维克1888年提出的迂回生产（round about production）概念，是奥地利学派生产理论的核心。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劳动作用于自然因素以后，可以直接生产出供人们消费的物品——这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庞巴维克把这种生产形象地比喻为”赤手空拳的生产”，或”不用资本的生产”；另一种是间接的生产，即人们的劳动不是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先生产为制造消费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这就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或叫做”迂回生产”。迂回生产的大意是指随着越来越多资本品被生产出来并用于制造其他最终产品，整个的生产过程被逐渐延长，越来越迂回，而利息就是体现这种迂回程度的一个变量。——译者注）原理的另一种表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不确定性也就越显著，企业就越需要采取措施应对这种风险以保护自己、保护社会。就像应对其他风险一样，应对这种风险的储备同样来自当前产出的分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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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我们只要看看这样的事实就清楚了。现在的工程技术研究者一般都将10年作为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的最短期限估计，这里没有考虑探索性的实验室工作期间，那大概又需要10年。像通用电气、美国电话公司及一些大型化工企业，甚至还专门进行”纯理论研究”，希望这种纯理论研究能产生出可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新工艺等”副产品”。它们认为时间因素是如此地令人捉摸不透、无法计算，干脆不要去预测和计算它，这样也许还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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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胶的开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关于这个问题的化学原理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开始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如何进行橡胶的合成了。但是，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怀疑能否制造出经济的合成橡胶。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橡胶紧缺，大概还需要20年人们才能制造出经济可用的合成橡胶。合成橡胶的制造要求低温与碳化学取得突破，并要求新的冶炼技术。所有这些技术，在20年前都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而它们的最终实现都是得益于与合成橡胶毫无关系的领域的进展。但是，在这期间，所有的大型橡胶公司及大型化工企业都在合成橡胶的研究方面投注巨资，否则，就只能等着风险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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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确定性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计划的本质是保证长期时间安排上的协调与匹配。计划工作不是对一项任务的准确预测和安排，而是同时对10个、甚至20个不同的任务进行合理的时间安排，要求它们在同一时点到达同一目的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计划得以实现，而不是一盘散沙。如果说在竞争性市场中，不确定性就如同赌博者希望下一次掷骰子时能掷出7点一样，那么计划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就如同赌博者希望连续掷出20个7点一样。苏联工业非常高的边际利润率（种种迹象表明，要比美国企业高得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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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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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经济看成是由相互独立的企业组成的，那么企业从当期的产出中拨付出一定的储备以抵偿四种未来风险——重置成本、技术淘汰成本、风险准备及不确定性——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事实上，企业不是孤立的，它是由众多企业有机组成的经济体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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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社会会要求成功的企业不仅要应付自身的远期成本，同时还要帮助那些不太成功的企业，也就是要承担这些企业的一部分远期成本，以保证它们在未来也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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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个的石油公司的角度来说，只要有一口油井能生产出足够多的石油，就可以弥补挖掘一口新油井的风险和成本。但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说，它还会要求这口产油井同时承担另外的经营不成功的油井的部分沉没成本，包括输油管道及人力成本。社会一定会要求成功企业当前生产的盈余要高于抵偿其自身风险的要求。这个”盈余”其实不是”利润”，而是因承担其他企业的风险而得到的报酬。当然，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这个”盈余”是体现为利润。然而，从经济意义上看，它其实是一种成本，如果没有这部分应对风险的储备，整个经济注定要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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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能从当期的经营产出中拨付出应对未来风险的储备，那么，我们确实不必对经营成功的企业设定额外的风险准备金。但这个假设在实际中是不可企及的。即使在1941年，那是美国经济自1929年到战争全面爆发期间最景气的一年，也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企业在亏损中苦苦煎熬，或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在苏联，尽管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价格进行完全的控制，但他们经济计划的基本假设都是这样的：认为大约有一半的企业的经营成本会超过它们生产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在亏损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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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干井”企业，那将是人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没有企业承担任何风险，同时也意味着完全的”刚性”，因为所有的已在位企业都只顾着自己的生存，那么新企业、新产业、新的创业者就很难起步。就像我们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流动性以保持活力一样，我们需要有新的面孔不断地补充到领导阶层中，让一些前领导人的后代脱离出来。经济也需要类似的”流动性”，以保证”经济精英”群体永葆活力。只有当经营成功的企业能从当期经营产出中拨付出足够的储备，以覆盖”干井”企业带来的社会成本，这样的流动性才可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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