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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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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亏损与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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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避免亏损”是现代企业的第一法则。毕竟，企业的生存依赖于它的经营业绩，而企业和其他组织一样，首先要保证自身的生存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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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亏损也是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企业本身不是终极目的，它只是服务社会的一个工具。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企业还要承担一些重要的政府职能性质的及社会性的职能，但是它首先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经济性工具。我们之所以接受工业化，是因为经济目的，便宜的商品和高效的生产，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得以实现。如果说企业的第一目的是建立一个地方政府或形成一个社区，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接纳这样的工业企业，因为它将会带来极其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对现代工业企业来说，它的政治性及社会性职能无论多么重要，对社会来说无论多么举足轻重，也只能从属于经济性的首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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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时候牺牲一点经济业绩以换取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事物也是明智的。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比如战争全面爆发及经济大萧条时期，我们才会接受”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经济业绩”的原则。但是，这些情形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尽管如此，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牺牲的是什么都不甚了解，那么何谈是否应该做出牺牲？如果我们对企业的目的及其经济业绩的基本原理不甚了解，我们又如何能讨论工业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呢？而这正是本书的目的，我们在本书中并不是想构建一个关于工业社会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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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社会有限的生产性资源的守护者。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的：如机器、设备；有些是无形的：如技能、经验及”技术窍门”（know-how）；有些是与人有关的：如劳动力；有些是物质的：如资本。而将人、物和机器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单元，这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企业对社会承担的最起码的责任就是，至少要保证这些生产性资源的生产能力不低于社会托付给企业时的水平。如果企业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浪费宝贵的资源，使整个社会变得贫穷。如果企业在亏损中经营，那它就没有履行赋予它的首要的社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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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上认为企业的自身目的与社会性责任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观引发了很多辩论的话题，比如”利润动机与生产过剩品冲突““货币会计（pecuniary accounting）与社会会计的冲突““个人私欲与公众利益的冲突”以及”奢侈消费宣传与节俭美德之间的冲突”等，尽管后者的争论最近已不那么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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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业社会及其构成组织之间真的存在着上述冲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自由企业式的，还是集体经济式的，都不可能存在。如果是那样，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我们将处于一个”管理社会”（managerial society）之中，这是伯纳姆先生10年前预言的，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社会性及个人目的都完全服从于企业的自身目的。二是我们将处于一个设法剪除”企业”这种组织的社会之中。事实并非如此。对社会”系统”的一些变革并不能彻底改变企业的本质特征。例如，货币会计在苏联经济中的渗入程度比任何国家都要深，因为国家完全控制着货币——卢布，这是经济决策最终的、绝对度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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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工业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目的、宗旨、指导原理之间的严重冲突。但是大家习惯以为的企业自身利益与其社会职能之间的冲突却都不是工业社会的主要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是人们的臆想。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对”利润动机““货币会计”和”社会会计”是否的确存在，或它们到底是怎样的展开讨论，因为它们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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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种社会中，企业首要的、高于一切的社会职能和责任是它的经济业绩。同样，任何社会中企业的存续也依赖于它的经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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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企业的经济业绩提出的要求，与它自己的要求实际上是一致的——避免亏损。也就是说，当期生产的剩余在抵偿当期运营成本之外，还应足以抵御未来的风险。事实上，并不存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生存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两者是和谐的，两者都遵循同样的道理，两者都以同样的标准同时被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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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5章 更高产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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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经济系统都会面临着变革。但是，工业经济以前的经济所面临的变革来自外部。每种经济本身更愿意保持不变。不变是常态，而变化则会带来动荡和不安。然而，变化对于工业经济来说，却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工业经济本身就会产生推动变革的力量。可以说，不断的变革是工业经济体系中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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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经济中的主要变化源自”结构性问题”（dislocation）：比如关闭或开辟新市场，停止或启动某种资源的供给等，其结果是导致资源的用途及其有用性的变迁。结构性问题在工业经济中也可见到。自1914年以来，西欧所经受的危机正是结构性失调危机。但是，工业经济中的典型变化却是由于”扩张”而形成的：在经济内部开发新资源、新产品和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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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经济中的变化可能是突然性的、灾难性的，但是工业经济中的变化则是渐进演变的。前工业经济中的变化尽管有时也能被人们所引导，有时则可能产生很小的影响，但它总的来说是无法预测的，也无法事先准备以抵御这种风险。但是，工业经济中的扩张，不仅可以被引导、控制，而且可以事先准备如何应对。“扩张是可能的”成为工业革命中的一个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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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现代工业企业所遵循的第二条法则：更高产出法则。由于扩张既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又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就必然会要求企业避免收缩，而力求扩张。因此，企业必须要设法提高其生产率。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是扩张的基础。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企业生存的必然要求。即使在非竞争性经济中，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和稳定，免遭袭击的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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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经济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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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经济中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如战争、征服、地理发现、宗教运动等等。前工业经济中历次重大的变化都是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十字军东征以及地中海对西方贸易的重新开放等导致经济活动及其前景的巨变；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大西洋贸易航道的开辟而导致的经济革命；苏联农业的集体主义运动，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农场中剥离出来，投放到工业化生产的工厂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对生产性资源的一种结构化的重新调整。经济结果只是这些重大的资源结构化调整活动的副产品，纯熟偶然性。这些重大的资源结构化调整带来的结果，既有经济的摧毁和赤贫化，也有扩张和财富聚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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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灾难性的资源结构化调整是前工业经济时代惟一形式的变化，因此那时，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和研究领域其实是不存在的。关于经济生活的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全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一书的开头几句精彩警句所概括了。他主要比较了基本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家庭生产，亦即他所称的”自给自足经济”（oeconomia）与贸易性”赚钱”活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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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贸易经济中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发现”扩张”的可能。现代技术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经济学原理诞生之前好几个世纪。这里所说的现代技术是指人类有意识地通过老的生产资源的重新组合，而创造出新的生产性资源。现代技术的首次系统性的尝试出现在15世纪的采矿业和冶金业，这个尝试标志着机械科学及化学科学的肇始。黎塞留（黎塞留（1585-1653），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国务卿兼御前会议主席，枢机主教。——译者注）于17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创立的国家工厂，就是基于扩张的理念，并专注于新的、更好的生产方法的开发。这种工厂很快为整个欧洲所效仿。然而，黎塞留之后150年，亚当·斯密在撰写他的经济学著述时，只提供了一种提高产出的方法：节约现有资源的使用。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则是整个古典经济学传统着重解决的核心问题，从亚当·斯密一直延续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尔。但是，古典经济学假设生产能力本身是上帝赐予的，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基于这个假设，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学说才能被人们理解并接受，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以及自动的、自我调整的金本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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