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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6章 盈利性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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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创造出生产剩余，但这不是说生产率的提高能创造出严格意义上的”利润”。尽管从财务报表中看，有时似乎是这样的。抵御未来风险的准备金通常表现为利润，它们实际上是真正的成本。通常所说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它包含了保证企业在将来持续经营的风险准备金，也包含了因生产率的提高而可实现的资本回报，它通常还包含那些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仅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化的项，这使得利润这个概念更加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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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盈利性”（profitability）在工业经济中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它是工业经济的”核心概念”。因为盈利性是测量工业经济活动经济业绩的惟一尺度。它既能测量应对未来风险的准备金的规模与充足程度，同样也能测量生产率提高的程度与幅度。工业企业的目标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生产产品和服务。对工业企业来说，在经营中获得利润不是它的社会责任，它的社会责任首先是避免亏损，其次才是提高生产率，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托付给它的生产性资源的作用。但是，只有盈利性才能够测度企业履行这两项社会责任的业绩。根据以上分析，由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依赖于它是否很好地履行了以上两个关联紧密的社会责任，因此，只有盈利性才能测度企业实现其目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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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一个能充分解释工业经济的经济学，我们首先需要对以下7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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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盈利性”和体现在簿记员和会计师账册上的”利润”数字之间的关系。目前，利润数据是管理层赖以决策的惟一依据，无论是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都是如此。利润数字当仁不让地成为业绩的第一衡量标准。因此，利润数字应尽可能地成为盈利性的近似。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利润数字只是盈利性的一种粗略近似，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会计体系在总体上仍是前工业时代的，它的基本思想是记录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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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生产的合适的时间单位。日历年份显然不是工业生产的合适的时间单位。它不能表示”当期生产““当期成本”等词汇中”当期”的意义。这里的”当期”是指未来风险准备金的惟一可能的积蓄期。但是，现在几乎所有企业赖以决策的利润数据都是指年度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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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起始不是以生产特定数量的产品或完成某特定任务为界的。对农民来说，经济活动的时间单位是从播种到收割所经历的季节。对牧民来说，经济活动的时间单位要长一些，因为畜群的繁殖期可以是13年不等。那么，工业生产的时间单位是不是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可达1215年，但仍是一个有限的期间。或者像凯恩斯那样，彻底放弃一个具体的时间长度的概念，而是使用”商业周期”这类”循环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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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要研究某个严重经济萧条中的失业规模，必须要以工业生产的长期时间单位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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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人力、服务的”真实”经济与货币的”形式”经济之间的关系。形式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独立存在了，因为货币已具有社会性、声望与地位的功能，这与它原本的购买力功能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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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将远期成本这个理论性概念运用到具体的企业、具体的经济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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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场经济、垄断经济及集体经济中特殊的远期成本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中若干风险的重要性。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但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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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一个具体的经济体系、具体的企业而言，边际利润应达到多大才能足以抵偿远期成本。迄今为止，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些”直觉”。我自己的”直觉”是，除苏联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大的工业经济体系达到了足够的盈利性。根据我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数据和报告，苏联企业的边际利润水平是美国的35倍。这种差距非常难以解释，因为计划经济中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像苏联这种快速扩张的经济，要实现这么高的边际利润，生产率提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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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已经被讨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如何积累抵御未来风险的准备金？应由谁来完成？如何转移因生产率提高而释放的资源？应将它转移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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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基本上都是道德上的，比如：利润的合理性，资本的公平回报，劳动者的应得权利与合理要求，等等。如果我们不再去讨论投资的利润问题，无论是资本性投资还是劳动力投资，而是讨论远期成本和生产率提高问题，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道德辩论，而是经济职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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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个企业对整个经济的远期成本储备所做的贡献，也就是承担不成功企业的部分远期成本，这部分储备显然不能保留在该企业中，而是应该转移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否则，整个经济很快就会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极为成功的企业所把持。同样地，因生产率提高而释放的资源也应重新分配，以免新的企业获取生产性资源的通道被切断。但是，向股东的转移是否是增加经济储备的可能性的最好方式呢？更高的工资水平、低物价或者是竞争性资本市场中的资本积累机制，哪种才是促使资源释放得以实现的最理想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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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指望这些问题能从纯粹的经济职能的角度得到彻底的解答，毕竟，它们涉及到不同权力集团的经济立场，也触及到这些集团对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但是，如果从经济职能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让以前那种本质上是道德的、政治的争辩停息下来。以前的争辩尽管使用的是经济学词汇，但本质都是道德上的，大部分的论题是”利润”的本质、功能、合理性及其分配，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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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个问题都代表着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这项工作要远远地超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革命”，能够带来政治经济学真谛的真正复兴。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构建一套工业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要将工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组织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能确立企业行动与行为所遵循的原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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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把握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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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所遵循的原则、它的行为、实行的政策及所做的决策，与所谓的”利润动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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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工业企业的”大天使”会像最贪婪的”资本家”一样，会将盈利性作为企业的行为和政策选择的首要原则。最忠诚的人民代表，他们即使在梦中也不会偏离党的基本路线，但同样也会这样做。迄今为止，只有共产主义理论真正将盈利性视为工业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值得思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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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作为工业生产的最终决策标准，与企业家追求利润是两回事，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与任何个人的动机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讨论”利润动机”是否存在，到哪里去找到它等这类问题。盈利性存在于工业生产与工业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目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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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利润动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其他从个人的动机出发解释企业的盈利性目标的理论，如凡勃伦对”商业”和”工人本能”的并列对比分析，以及常见的”货币会计”与”社会会计”的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