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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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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只有当其利润水平足以应付未来需求时才能生存和运转。但是，由于工人们对利润的抵制，这一利润的充足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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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十年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会大幅提高它们的利润率水平，而且还会加速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以防止生活标准的下降。这并不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所致，甚至也不是社会服务及军备日益增加的需求所造成的额外负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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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负担不起作为”当期生产”的自然资本储备了，比如，肥沃的土地、尚未开发的美洲大陆的原始森林和数十亿年前形成的煤矿、金属、石油及矿藏资源。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耗尽给我们的收入带来了一部分”增加值”，我们现在显然不能再指望这部分”增加值”了，因为它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负担，而这些增加值原本应该是由真正的利润产生的。我们不能再继续消耗这些自然遗产，至少不能以过去那种毁灭性的速度来使用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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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技术革新需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逐渐不能够只将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用于传统的、北大西洋工业区的少数人身上了。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人们，尤其是欧洲的工人阶级，过去都习惯于得到大得多的份额。即使殖民地所展开的政治运动不会结束西方对高生活标准的垄断，原材料生产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定会结束这种局面。实际上，这方面发展可能是英国正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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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企业盈利的抵制，就是对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反对。而工业体系不可能依据其他的原理运转，因此，无论是在哪种制度下，工人们对利润的抵制程度都一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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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冲突尽管很严重，但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冲突了。我们甚至会发现，用于解决这些冲突的原则已经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目前还没有凸现出来而已。这些原则应该满足工人们的合理要求和欲望，同时也应该在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给企业带来充足的利益。换言之，这些原则应该在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工人对安全性的追求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协调。迄今为止，我们只可能缓和而不可能解决的一种例外情况是：管理者的高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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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工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所拥有的财富能够解决经济冲突，并且使得冲突的双方都满意。前工业经济因为生存困难，只能通过排斥所有其他方的方式来保全一方的需求和利益；而工业经济拥有可以分配的资源，因此至少能够部分地满足冲突各方的利益，而不需要耗尽某一方的人力和物力来维持当前的生存状况。工业经济下的经济冲突大部分都是当前需求与未来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工资冲突中，是企业的眼前利益与工人未来利益之间的问题；在对生产率和利润的抵制中，是工人的当前需求与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未来需求之间的问题。然而，在工业经济中，不仅要分别顾及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而且通常必须同时兼顾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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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0章 管理层是否能够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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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定是对其员工行使重要职权的管理机构。然而，企业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生产产品，而不是治理员工，因此，企业对员工的治理职能应该始终从属于企业自身的经济业绩和责任，它本身绝不是目的。因此，企业绝不会主要为它所管理的员工的利益而行使这一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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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在2500年前就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思想，认为任何治理机构，无论其组建形式如何，都必须正当合法，否则必将无法生存下去。而合法的治理机构应该是按照治理主体的利益进行治理的机构。但是，企业不可能这样做。企业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盈利性和生产率，而不是员工的福利。企业成员的利益并不是企业生存的目的。他们是一个有利益获得权的重要的团体，但是对企业来说并不像其他团体那么重要，比如客户团体。他们显然也应该服从于企业经济业绩的要求，即生产率和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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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一个正当的治理机构，并不意味着它是不正当的治理机构。政治思想家们通常都假定，不为治理主体谋利益的政府就会为自己牟利，这就是”不正当”政府的一个经典定义。但是，企业的治理机构既可以不为员工的利益着想，也可以不为管理层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企业和社会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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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被治理的企业员工的角度来看，上面所说的区别是不合理的。因为，员工们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要受到企业的管制，但是这一治理机构行使职权却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即使企业完全出于社会的利益而行使职权，它也是一个很难融合的治理机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企业成员和治理机构的约束对象，工人们的利益并不与企业经济业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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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治理职能并不由法律、政治和经济等企业的外部因素所赋予，而是由企业自身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无论企业在政治形式上如何安排控制权和所有权，无论企业如何进行利润和损失分配，也无论管理层的选举和任命方式如何，管理层是必然要存在，而且必须要行使管理职能的。管理层自己有一个以企业需要为基础的目标函数，这使得无论”利益”如何定义，都不可能基于员工的利益治理企业。它不可能成为”员工的治理机构”。即使企业管理层是”从员工中产生并由员工管理的组织”，即使将全部的法律权力赋予工厂社区中的成员，比如所有权和控制权，管理层仍然不可能成为”员工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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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途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各种试图找到解决方法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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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在1820年之前就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他建议将企业所有权下放给工人。这种方法确实能够使得企业的管理层对工人负责，并且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一方法仍然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将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政治秩序的原则及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民主原则运用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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