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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治理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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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治理”产生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管理层拥有了”资本家”的合法的所有权。如果”治理”确实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那么，合法的所有权如果从”资本家”转向”工人”，就会使得治理权从”管理层”转向”工人”。但是所有权和治理权是两码事，而且正在迅速地走向分离。一个属于法律范畴，另一个属于职能范畴；一个是可变的、可市场化的，另一个则是与企业紧密相连。所有权主要是一项权利，而治理权主要是一种能力和职责。这两个概念迥乎不同，只有在前工业社会和重商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将它们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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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不难想像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在这个社会中，工人而非”资本家”是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和剩余利润的获得者。在这一制度下，“管理权”和”所有权”也应该是完全分离的。这个制度不会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问题，也不会存在”人权与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冲突”。这种社会制度显然会成为傅立叶的忠实信徒们，即英国基尔德社会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种制度也需要管理，而且与任何现有的政治制度下需要的管理完全相同，具有同样的表现形式、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目标。这种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会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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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所有者，即股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企业的治理权。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正按照20年前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欧文D.杨提出的模式经营，即股东的最大收益不超过一定的风险溢价,剩余的利润应该留存在企业中，通过提高工资或者降低价格的形式分配出去。然而，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的管理层职能发生了变化，也没有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变成”为工人治理的机构”，或者被工人视为正当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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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无论利润流向哪里，无论谁拥有这种法人资格，无论管理层是如何选举产生的，也无论管理者对谁负责，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样的。对工人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J.P.摩根个人拥有并为他的个人利益所经营的企业的管理层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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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开明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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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前盛行的新的家长制模式，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家长制所提出的口号是”管理层最能够将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这就表明只要管理层尝试去做，就能成为正当的治理机构。它还将一个君主制国家的传统概念——18世纪开明的专制制度——应用于企业的行政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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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开明的专制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是否很合适。笔者关注的只是，在家长制下，企业管理层是否能成为正当的治理机构这个问题。管理层绝不可能靠空洞的口号生存下来。要他们像关心自身利益和目标一样去关注工人们的福利，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管理层仍然必须将企业对社会所负的经济责任以及企业作为生产者的生存问题置于其他任何问题之上，当然其中也包括工人的利益。企业管理层最多只是在形势很好时才会将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企业遇到困难，管理层必然改变策略。无论管理层如何信奉家长制口号，他们也都必然会给工人留下伪善、狡诈的印象，工人们仍然会认为他们代表的始终是”老板”，是管制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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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仅仅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因为它已经被一种与现代工业家长制统治完全可比的试验形式，即现代殖民主义家长制所证实。19世纪以前，殖民地与殖民国之间仅仅只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只是作为本国原材料和贸易的来源，一切都要以殖民国的利益为优先。直到麦考利的《印第安教育法》，1836年的《英国北美法案》的颁布，新加坡的拉弗尔斯执政以及印第安1859年的政变之后，殖民地的角色才得以转变。以前的殖民体系从属于殖民国的经济利益，殖民地政府就是对人们实行统治的政治机构。正是这一观念，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苛捐杂税，导致了美国殖民地的居民群起反抗，也正是这一观念受到了沃伦·黑斯廷斯的强烈指责，并在辉格党全盘否定殖民主义时受到了猛烈抨击。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正是，殖民地政府以前是统治人民的治理机构，但是现在它必须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即正当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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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大肆扩张，与此同时，新的殖民主义制度接受了18世纪的前任们拒绝担当的政治责任。但是在试图建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时，他们却丢弃了应该为殖民国谋取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义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下，他们最终转向了开明的专制制度，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考虑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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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迪斯雷利提出，基普林所倡导的”白人的负担”的殖民主义制度，并不是虚假的制度。它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并且它所承担的责任要比今天我们所能想见的责任要多得多。但是，它与旧的殖民主义制度一样很快地完蛋了。这种矛盾显然不是仅凭良好意愿、对殖民国及家长制的关注就能解决的。无论新殖民主义的领导者所取得的成绩有多大，他们也无法得到一样很关键的东西，那就是被殖民地的人民接受并视为正当的政府。他们为改善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所作的努力越多，他们所受的抵制就越大。事实上，正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造成了这种对立，这使得殖民地的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殖民政府的理想与它们在殖民国的经济利益上所担负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这种冲突也使得殖民地人民对名为对殖民地负责、实则听命于本国政府的殖民地政府丧失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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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开明的家长制度在工业企业中也会经历同样的失败，并且很有可能丢弃它原本要遵循的原则，即现代”人际关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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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人际关系准则是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并不是绝对能够弥补企业政治特性中出现的裂缝，但是它在工业社会生活中，以及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企业方面，都是一种诊断工具。灵活地运用这一工具并使其被管理层和工人们所接受，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工业社区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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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1章 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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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一个满足工业企业政治双重性要求的组织，就是工会组织。无论采取何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安排，管理层对企业实施管制职能的事实都是不可避免、难以转变的。同时，这种治理职能绝不会将其治理对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正当”的。因此，企业的管理层结构是造成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必然分歧的基本原因。能够使得企业的治理机构变得合理的惟一方法，就是形成一股能够代表工人反对管理层的对抗力量，同时这股力量又是企业治理机构中的一部分。而工会正是能够给企业施加这种最基本的政治压力的机构。它主要就是一个政治机构，即使表面上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但真正的争斗也是有关权力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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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否定了一种传统观念，即将工会视为实施经济压力的团体。这种观点对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在希特勒时期德国的非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白领工人工会就很赞同这种观点。然而，即使在十几年前，这种观点仍是美国的主流观点。马克·汉纳基于这一观点让工人组成了共和党，随后萨缪尔·戈姆博斯继承了他的观点建立了美国劳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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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支持这一立场的当属约翰L.刘易斯（约翰L.刘易斯（1880-1969），美国劳工领袖，曾出任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和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译者注）。事实上，作为美国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在过去的25年里，他的所作所为仅仅说明了，他认为工会是实施经济压力的团体，以强调工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工会应对工会成员的经济利益负责，并不具有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责。美国总统当时取缔了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因其威胁到战争时期的煤矿产量，当约翰L.刘易斯被问及此事时，说道（可能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美国总统拿国家俸禄是为国民谋福利的，而我的责任就是关心煤矿工人的经济利益”。但是，即便这句话是记者的杜撰，也至少反映了约翰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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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的内涵要比当今许多批评家所持的观点丰富多了。但是，它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还因为它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工会活动的每个领域毫无疑问都是管理领域，无论它涉及的是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任务规定、任务分配、雇用和解雇政策、监管权还是资历规定。即使工会不涉足上述领域，而将所有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现金收入问题上，它也必须为了工人们对稳定工资及稳定就业的需要而关注企业的盈利性和生产率。因此，这就不再是一个瓜分经济利益的斗争，而是一个关于如何治理企业的基本原则的斗争了。所有的工会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参与管理层的决策，另一方面又需要反对它。工会组织必须首先拥有罢工权。但是即使罢工最初的争端是关于经济的，实际争端却一般都不是关于经济的。罢工本身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武器，经典的政治理论将其视为”造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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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会通常都是企业治理机构中的一部分。不管工会是否承认这一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行使、控制或者否决重要治理职能的治理机构。工会可能会认为有必要否认这一点，戈姆博斯和约翰L.刘易斯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于任何企业管理层而言，否认工会就是反对”管理层的特权”的观点是鼠目寸光的。工会关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与管理层的某些特权相关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管理层的这种”特权”,才导致了工会组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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