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45733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61]

1704045734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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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37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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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39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和一个特殊的发展要素聚集空间，城市从产生伊始就一直是牵引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是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就中国城市的产生而言，萌芽虽与西方相同，但二者随后的发展路径却大异其趣。西方城市依靠城市自治，走上了一条重商开放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城市却在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下逐渐内卷，转而呈现出内向发展的特点。政治统治中心的特性愈见突出，政治环境变迁、政府决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对城市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国家政权对城市的引领成为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不仅影响了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影响城市的规模，甚至政治人物的个人喜好一定程度上也能左右城市的发展。因此，国家的态度转变、变革取向及其政治领导一直是历史上影响中国城市，特别是政治中心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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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41 步入近代以来，在由旧向新、不断剧烈变动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地位愈发突出，每每作为重大历史变革的中心而辐射、影响到全国。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基点是城市，而城市的发展也被视为是“现代国家”的牵引力。不过，这支在国家和地区活动中异军突起、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变革希望的同时，自身发展仍受政治左右。西方影响虽然为城市现代化带来契机，但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助力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自然实现，政府在组织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仍担负着“导演”的重任，职能逐渐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具有行政中心和促进生产的双重功效转变。政府在传统城市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其角色扮演的好坏，对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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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43 “江南佳丽地、锦绣帝王洲”，南京自古就是我国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政治中心。纵览南京2470年的漫长建城史和450年的国都史(1)，南京即便不是首都，也是一座地区性的重要政治城市，城市兴衰往往与政治地位的升降密不可分，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相互依附性。与其他城市（特别是周边长江下游城市）相较，城市名称当中含有的“京”字称谓，凸显了这座政治“中心之城”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殊身份。中央政府支持和国家权力推动始终是历史上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受近代频繁的战争影响，南京在近代以来却始终徘徊不前，发展几近停滞。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都金陵，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不得不将东南经济中心的桂冠拱手送于上海，甚至无锡、南通也在现代化的跑道上领先南京，城市地位面临着近代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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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45 这种状况至1927年得以改变，政府在变局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成为南京重新走向辉煌的关键。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怀着对现代化的憧憬，富于理想、意气风发的新政权随即开始对这座新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先进的城市规划及大量现代化硬件设施的修造完备，使南京迅速焕然一新，达到了近代城市发展的顶峰。1927—1937年间成为南京市近代以来城市面貌变化最快、最显著的时期，城市建设的风格与规划布局具有极强的全国示范效应，至今仍深刻的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遗憾的是，南京现代化的进程因中日战争被迫中断。1937—1949年的南京城市发展复归停滞，再没能够超过战前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南京的发展轨迹，与受外力推动后来居上的上海、青岛、香港，以及依靠商埠而勃兴的天津、重庆、汉口，以及凭一人之力而进步的南通而言，或许缺少了一些个性，但政治与城市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又说明容易受政治影响是这座政治都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当我在探寻现代南京的成长经历时，不能不将国家政治和政府作为这两个因素纳入本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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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47 在研究政治和政府在城市“现代”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时，本书不仅采用传统城市史研究中的记录和保存历史的写实手法，还将追寻城市转变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我认为，这一点与前者相较，或许更有价值。为此本书虽选取的是1927—1937年的这段历史，却试图将传统城市的现代转型放置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变动的更大视角内考察。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内部的纷乱依然不止，日本的侵略又迫在眉睫。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凝聚国家力量以御外辱已经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作为民族复兴策源地建设的一部分，城市改造被国民政府提上了日程，为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本书中，我试图透过政治因素与城市发展转型之间的互动联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到近代政治中心城市有别于其他类型城市所特有的发展转型轨迹。通过1927—1937年国民政府对南京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架构，我试图理解南京这座被国家视为“中心之城”的城市，在国家的力量下是如何被建构、塑造的。在国民政府对民族复兴和国家重建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又是一个怎样的“首都”才是国家所需要的？国家政权与政府主导到底在十年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力量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释放的？是谁促使相关的城市变革，又是什么因素使南京的变化成为可能？十年的首都建设成就如何，是否与国家的最初设计符合，有何偏差？造成二者偏差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我在研究中时常遇到、深受困扰，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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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49 作为推动近代中国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民族主义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极为重要。从世界其他地区实行现代化的经验看，现代化往往和国家的民族化相伴而行，甚至可以说，民族化就是现代化的衍生品之一。伴随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城市特别是“中心之城”首都逐渐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化发生关系，并在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学界以往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主要偏重于抵抗外来侵略，以民族感情出发的爱国历史叙事居多，对民族主义的“建设”意义却未加注意。(2)这一点表现在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现代转型方面，即政府是如何使一个城市的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个城市如何在“现代化”潮流下凸显“国家”和“民族”的特质。本书考察的南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党国在对外宣传中常常突出南京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体现出国民政府强烈的使命感和全国意识，而南京作为民族复兴策源地建设的一部分，城市建设被国民政府提上了日程，南京的现代化也终于有了历史的转机。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是如何与首都的现代化发生联系？城市建设又如何体现民族主义？国民政府采用何种方式来表现民族主义？我试图将上述问题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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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51 此外，城市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中国传统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现代化”这个概念并非源于中土，乃是舶来品，来源西方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发端必须有它合适的社会温床，在历史上西方曾经提供过这样的温床，但中国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状况直至近代以后才被打破。在向西方这一被动的“学习”过程中，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新社会逐渐酝酿产生，逐渐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轨道，对传统构成了威胁。可是，强大而落后的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一旦社会正常秩序得到恢复，旧传统便会卷土重来，中国人并没有因一种由外涌入的科学、理性的文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3)。近代土耳其、埃及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些新兴的自治国家里，往往有传统重新兴起的现象，原因是新的政府试图塑造一个与前政权有区别的新的社会特征。(4)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也不例外。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并没有将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扫入历史，革命成功后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也变成传统文化、旧的政治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西方影响并不对占统治地位的党国权力体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它和权力和个人的成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传统的这种坚韧性在城市现代化的变化中同样有所体现。一方面党国希望用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使中国城市迅速变得摩登起来，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又视城市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对传统精神价值推崇备至，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则指导城市建设。因此，国民政府并没有完全接受和消化西方以科学、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化精神，价值观上仍坚持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质，即一方面接受世界现代知识结构，另一面又把已经断裂的中国传统延续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象征“现代化”的都市营造中的作用如何，崇古的民族文化观、帝制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人际间的裙带关系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城市现代化等问题进入了我的视线。本书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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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53 最后，自民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方法问世后，历史研究的传统路数渐趋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史的概念传入国内后，“小历史”、“微观历史”在国内大行其道。如何从一些事情的具体层面把握历史的发展变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作为史学界的后生晚辈，我也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并试图把1927—1937年南京城市现代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去看待，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转型在城市变迁这一场域中的体现，通过考察南京首都建设，使之成为折射战前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在这方面，笔者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城市规划的出台及其文本是如何打上民国政治和党派斗争的烙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怎样影响首都营造的发展？党国高层人际关系的变动、未臻完善的国家体制和波澜频生的地方纠纷对南京首都营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普罗大众在首都建设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从广阔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的视角，看南京城市转型是如何展开的。我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化的描述，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细致一点，这也是本书创作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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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58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63]

1704045759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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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1 1．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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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3 对一个新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既有学术研究的梳理。回顾西方的城市史研究，有助于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拓展本文的研究思路。就笔者观察，西方城市史最早的开拓者似以马克思（Carl Max）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为始。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城市及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研究，并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对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有过丰富、精辟的论述。他们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性质和特点，揭示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趋势。他们认为，城市不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其近代以来的发展和壮大，也是商品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单纯研究城市现象的兴趣并不大，他们对于城市发展变迁的思考，主要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论述城市问题。另外，受历史条件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可能集中、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中国城市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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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5 继马恩之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西方另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方面，韦伯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不过，正如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存在过于简单和片面化的认识一样，韦伯对中国城市发展演化的理解也不无偏颇。他认为，中国城市自产生以来就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像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城市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具有对国家权力的较强离散性。中国的城市不但无法实现自治，反而还是国家和政府有意识设计的结果，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一直受中央集权和军队的强力控制。城市不过是官僚的居所和军队的驻扎地，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市民阶层，城市的集市贸易等商业活动也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6)而且，韦伯还以西方城市为普世模式，提出了一个包括城堡、集市、法庭、社团和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机构等因素在内的城市标准，依照这个标准，他甚至得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中国的城市史更无从谈起的结论。似乎在他看来，城市只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和自由平等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只有西方城市才是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至于失败的原因，他将其解释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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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7 显而易见，韦伯的如上论断显然带有非常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而且在命题推理中也受到了自己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影响，夸大了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城市时，他往往用西方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套中国城市，用一把西方的尺度来衡量、评判中国城市，没有从中国本身来理解中国城市的发展演化形态。因此这种片面、简单的描述，并不能说明中国城市本身的历史事实，只能反映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学术界在当时还并不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在历史长河中的多变性，以致得出上述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教条化结论。不过，受韦伯本人的影响，相关中国城市特殊性、封建性，乃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些观点，一直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甚至二战后费正清等人的中国研究也难以逃脱这种“韦伯式命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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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9 二战后费正清（John Fairbank）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冲击—回应”理论。(7)这种看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外进行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范式。在这种论点的支配下，最早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的著作均热衷于论证西方影响下的沿海城市。其中又以对上海的研究最炙。早期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大多与上海有关，其中尤以民国时代的上海为主流(8)。9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学术界的上海研究又逐渐从对政治结构和社会群体组织的分析转而注重对城市空间和现代文化的研究(9)。不过，这个时候也有一些人对上海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提出质疑。理由是中国地域的广大和复杂性，使得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性特点。因此，从90年代以后尽管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仍炙手可热，但对于其他内陆城市的研究却在西方蓬勃兴起。一批有特点、具有较强地域性的内陆城市，诸如汉口、天津、成都、广州、北京、杭州纷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叶文心（Yeh Wen-Hsin）教授主编的《成为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伊懋可（Mark Elvin）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Skinner）合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及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主编的《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及国家认同，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等。这些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对上海以外中国城市研究的集体尝试。(10)同时，当大多数西方学者沉迷于大城市的研究时，也有些人突破大城市的重围，把数量更多的中小城市纳入研究视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籍华裔学者邵勤的南通研究。邵勤以南通为例，呈现出近代商品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并显示出这种渗透的具体过程和对传统政治变革的渐进作用。(11)同时，她在研究中做出创新，将晚清、民国和1949年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打破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陈规，取得了新的突破。而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则更进一步，独树一帜地详细描绘了扬州从明末至清末作为一座“盐城”两百年来的兴旺发达史(12)，这也使《说扬州，1550—1850》一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第一本城市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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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1 与此同时，以罗威廉（William Rowe）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学者也对韦伯的中国城市观提出批判。罗威廉在其著名的汉口研究中(13)，通过搜集大量的地方文献，缜密地考察了近一个世纪的汉口社会，并对该地区的商业运作及社会构成进行细致描述，力图向读者展现一个在自身内力作用下缓慢变动的中国内部社会。他通过研究证明，汉口并不缺乏西方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性”（modernity），并不仅仅如韦伯所说的只是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的城堡，其有关中国城市没有能力主导社会经济变革、没有城市共同体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清末，汉口已有相当规模的自治权，有其自发性，是内在原因在起作用，而不是纯粹在西方的刺激下才开始启动城市变革的。随后司昆仑和王笛也通过他们的四川研究，对罗威廉给予韦伯的批评予以进一步的有力补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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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3 在批评了韦伯的中国城市理论后，西方学者也力图从新的角度、新的框架去研究中国的城市史。罗兹曼（Gilbert Roszman）、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开始从城乡一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施坚雅的中国城市发展区域理论贡献最大(15)。在施坚雅的研究中，他突破了地方史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进而建构了层级体系模型。其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将区域学说引入中国城市的研究，注意到了中国区域差异这一重要特征，同时也对韦伯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重新反思与批评，有力的呼应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16)。并对中国的区域城市史研究及城市群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他所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最高水平，至今仍被奉为经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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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5 此外，为了从微观上更好的透析城市社会结构、成分及其变迁轨迹。一大批特殊的社会群体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着力考证的主题。在方法论上，他们比较重视对城市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中卢汉超的上海市民研究、裴宜理（Elisabeth Perry）的上海工人研究、史谦德（David Strand）的人力车夫研究、安克强和贺萧（Hershatter）的妓女研究，以及钱曾瑗（Michael Tsin）、关文斌和马丁（Matin）等人的城市社团、商人社会和黑社会研究都是这种研究新趋势的杰出典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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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7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和中国学界互动交流的增多，西方也产生了诸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圣芭芭拉校区）、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汉学系等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镇。墨菲、魏斐德、裴宜理、叶文心、贺萧、白吉尔、李欧梵、顾德曼、瓦格纳；叶凯蒂、毕可思、罗威廉、安克强、卢汉超、王笛等学界名流都是其代表人物。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研究的个案与区域、宏观与微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绩斐然。(19)不过，就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亦有明显不足。例如，迄今为止西方仍没有出版一部关于县城及县城以下的小城镇的完整历史。而西方的人类学研究却已有了该领域的许多重要成果。故新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中所产生的“从上到下、由大到小”的发展趋势，看来还需要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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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9 2．国内近现代城市史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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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81 与欧美各国的城市史研究相比，中国对城市历史的记述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和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但这些记录多为古人对从前中国城市的凭吊回忆，内容也多以写实记载为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论著。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界，虽不乏优秀的城市历史记载，却没有城市研究的产生。直至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及1930年代陶希圣、全汉升等人撰写的关于古代长安行会制度的论文，才真正开创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先河(20)。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资料翔实、考证缜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即便如此，民国时期的城市研究仍缺乏活力。在当时以古代史、政治史为当时研究主流的史学界，城市史研究被视为骈枝，不被重视，也缺乏一批致力于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充其量不过为“考证”后的城市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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