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46261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1]

1704046262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节　首都设计的缘起：国民政府的首都认知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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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64 作为当时中国的少数几个大都市，地处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首都南京，自然是最容易取得成效，也是得到最多国家关注的地方。而这种对首都的重视，也自有其一定哲学依据。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对于国家首都的重视，往往会起到一种振奋国家、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用。纵观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那个崇尚强权与竞争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世界流行。德国、奥地利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通过对国家首都的建构而重新获得了国际认同。其巨大的建筑标识和类似于宗教仪式的东西，则向国民强烈的渗透了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以兴建大型公共建筑来提升民族自尊、自信和凝聚力的方式，在纳粹德国时期更达到了极致。希特勒为了证明其日耳曼是优等种族的理论，报复凡尔赛公约，通过在柏林建筑超大型的物质建设，来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由此可见，通过首都建设的实践，显然可以起到鼓舞国民热情的作用，即便对外人亦不无感染效果。这种非凡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吉尔兹所指出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国际空间上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一席之地，并通过国际的认同来达到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可。因此，当这些国家通过这一成果成功获得国际认同后，便产生民族身份与现代性之间的相关联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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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66 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首都建设观，实际上也与这种“物竞天择”的国家竞争观紧密相连。中国自古就素有建立首善之区的传统。早在汉代，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3)。而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诡谲的国际局势，又使得首都的城市建设被摆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而这种思想也恰好与国民政府高层“复兴民族”、“建构国家”的整体谋略不谋而合。因为首都建设不但可以“树全国政治之宏模”，还可以“动友邦人士之观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向世界宣示一个“新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只有把首都建成中国最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中国才能谈得上是第一等的国家(4)。因此，对党国而言，首都在优胜劣汰的世界竞赛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和国民政府所展示的一个“窗口”，一个中国政治精英梦寐以求想要建立和提出的与外国列强相对照的“展示窗口”。因此，它必须像官方所希望的那样，建设成一座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足以令人称道的首都。政府也希望，南京能够在未来与伦敦、纽约、巴黎等世界著名的大都市相媲美(5)。并且认为这样可以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首都的一举一动都在国人注目之下，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街道、建筑、店铺、交通、标语和市民仪容等都至关重要，事关首都、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首都的建设问题就是整体建国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国家对于首都建设的重视，从来就不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建设问题，而是把首都建设作为改造整个国家的试验场，是国家为改造民族、复兴国家所竖立的一个样本和榜样，其对于全国的示范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孵化器，国民政府希望南京能够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齐头并进，带领这个古老的国度变得摩登现代起来。故南京市政府的政府公报中，曾如下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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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68 南京昔为重镇，今为首都，中枢所在，观瞻攸系，其建设之亟需，尤千百倍于他处，盖建首都，树全国之模型，即所以增中枢之威望，而使全国民众，望风景仰，益具倾附之热情，国运永隆，莫非由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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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70 1928年当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国内局势渐次安定后，党国遂将建设国都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积极推进，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广为宣传首都建设的重要意义。1928年3月21日，杨杏佛在南京市府的演讲中指出：“现在南京为我国首都，则全国人民应放开眼光，各负责任，将南京改造成一个极大都市，以遗后世子孙。”(7)1929年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中亦写道：“首都建设，遂亦为各方所注目，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荟萃。观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恒定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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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72 作为主导首都建设的政府最高机关，1930年4月15日至17日，“首都建设委员会”在南京励志社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据记载，当时参加的“首建会”委员有40名之多，占总数55人的70％。再加上列席的会务人员、各专家顾问及来宾与记者等，共计与会人数高达300人(9)。蒋介石、胡汉民、王宠惠等国民政府要员纷纷出席致词，其中蒋介石更特地从中原大战前线兼程赶回南京，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词，且特嘱由张静江代他为大会主席，可见他对此次会议的重视(10)。而此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亦于此次大会上致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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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74 ……所以国人对于首都建设的热心赞助，渴望成功，应不让于首都人民，首都不仅是建设人员的，也不仅是首都人民的，而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我们数千年前在上古中古时代的帝国首都至今虽久已湮没，而世界考求古代文明的人，犹陆续组织考察团向其所在地游历考察，乃至发掘。时有惊人的发现，传播至世界，大家赞赏不已。认为古代文明，不断的源泉，想见当日建筑之盛。就是几百年来近古时代的帝国国都北平，其各种建筑的瑰丽，也代表了东方艺术不少，但是我们新创造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怎样呢？不应有一种更壮丽、更伟大的建筑来表现我们民族固有的革命的新文化，以继汉先民而益发扬光大吗？不然又何以见得我们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更何以见得我们的文化不是保守的而是进取的，不是一国的而是世界的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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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76 胡汉民表示“南京既为首都所在，占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首都如无相当建设，适足以表示我国民族无建设精神，故就民族立场上说，首都建设，亦不可或缓。”(12)南京市长刘纪文此时也对政府所倡导的首都建设极表赞同，认为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必须应有大规模的建设，“以为全国各都市之表率”和树立全国的楷模，并“比隆于世界各国之有名都城，”(13)除此以外，国内各知名建设设计师亦认为“首都者，中枢之所寄寓、国脉之所渊源、树全国之模范、供世界之瞻仰，其建设计划之基本理想，当本于三民主义之精义，及建国大纲所定之规制，造成一适用美观、宏伟壮丽的中央政府运用权能之地，同时尤须以增进发展都市社会之文化生活为目的。”(14)至于当时普通社会民众，也对这个宣示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新政权，抱有极大幻想。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首都南京，也在国人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就曾公开表示，“我们虽住在北方，但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何廉然、蒋廷黻1928年专门从天津赴南京考察新首都见到新国旗亦难掩其心中的激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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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78 由此可见，在当时，对首都南京进行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都对构筑“新首都”冀以殷切希望。而这座“中国革命时代之首都”也在很大意义上寄托着官方的强国梦想和对现代中国的美好想象。党国元老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里曾饱含热情地如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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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80 自去岁双十节国民政府以北伐统一告成。乃筹备成立五院。宣示国人以训政建设。中外观听，于焉一新。而首都建设问题，遂亦为各方所瞩目。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惟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观其首都，即可衡定期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关系之巨，盖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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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82 文中孙科还对南京的城市发展寄予了殷切期待，“吾党遵总理遗教。定首都于南京，既三年矣。南京襟江为城，湖山之美，城郭之大，气候之适。以之建为首都，其前途发展不可限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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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84 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南京的建设无疑与修建奉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中山陵一样，不但是一件复杂的建设任务，更是一桩庄严、神圣的政治工程，甚至连国都的名字亦需要格外慎重的考虑。首都的市名先由“南京市政厅”改名为“南京市政府”，后将“南京市政府”更名为“南京特别市政府”。后来又嫌“南京”一名不美（顾名思义，即南方的首都，言下之意，还意思在北方还有一个“国都”存在）及出于“特别市”一词与众城同享，不足以彰显首都的重要性为由，市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竟将市名改为“首都特别市”(17)。市名一词即如此，民国国都的城市建设自然更令人期待。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南京虽然在经济远较上海、北京、汉口、天津、广州落后，市容亦因战乱影响而破败不堪，与同期的美国城市比更有天壤之别。但国民政府此时仍对南京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的情绪。他们认为，南京现在虽与国内其他大都市相比逊色，但南京却有其他城市所未有的政治、教育和地理优势。即便拿“世界第一都市”纽约的发展经验看，数十年前亦不过为荒僻村落，而今日繁盛程度则远在首都华盛顿之上。而南京居长江下游，离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仅220英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即便在冬季，当潮水高涨时，上海的最大船舶亦能到达南京，而沿江附近的江船更是络绎不绝；京沪、津浦两个铁路干线也均以此为起点，将来京粤铁路完成后，凡不能通航的浙粤闽及腹地各省亦可借此贯通。所以，南京坐拥如此便利的水陆交通，国民政府乐观地认为，南京作为大规模的工商业中心，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8)相较纽约开辟前的荒僻情况，南京“现在已居政治和教育的中心地位”，而且随着人口的日渐增加和城市工商业的渐次发达，以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未来的繁盛程度，“一定比较各国的首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9)因此1937年市长马超俊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即公开表达了官方希望将南京变为东方最伟大都市的愿望。(20)而为了达到这种“符合于西方标准”并能够与西方著名都市相比肩的伟大首都(21)，南京市容不仅要足以“称中央之体制，树民治之楷模，坚民众之信仰，起国际之重视，不可偏废”、“不能搪塞，辜负国人之希望”，市内建筑亦相应要求“必求完备、必求壮丽”(22)。“它的建筑，虽然不敢有模仿巴黎柏林的奢望，但至少总要能和我们东方岛国的东京相仿，方足以表现革命建设的精神。”(23)由此可见，政府高层内部对首都建设的殷切期待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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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89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2]

1704046290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三节　首都规制权的竞逐：负责政府机关和设计机构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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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2 作为国家政治管理和权力统治的中心，首都在整个国家政治系统里始终扮演着“中心里的中心”（the　center　of　centers）的角色，总是和建立民族国家及整合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是构建国家和权力整合的重要象征。在党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谁控制了“首都”就意味着谁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拥有比其他政治强权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进而挟公器以令诸侯，一统天下。故从这层含义出发，首都规划显然是一个极重要的、为各政治强权所亟需掌握的政治符号。一旦某政治强权掌握首都规制的权力，就可通过相关技术操作，取得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解释，进而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权力，因此各政治强权都亟欲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遑多让。由此党国各政治强权即愈发注意对设计规划权力的争夺，从而导致城市规划逐渐脱离技术轨道而带有愈发浓郁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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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4 一、从市政府到国民政府：主掌规划的政治机关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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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6 按192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规定，南京市政府的法定职权中包括“市土地分配及使用”等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事项(24)。据此市长何民魂提出了“建设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首都”的城市规划。1928年2月22日，何民魂在一次市政演讲中，对自己提出的“三化”设计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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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8 我们为什么要它农村化呢？原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民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五，农产品也极其丰富，首都是表现一国特殊精神所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张将首都农村化起来；而且南京有山有水，城北一带，农田很多，只要稍微建设，即有可观，我们为着要把东方文明与艺术的真精神一一整个表现出来！同时主张“艺术化”，“科学化”。若是专—歆羡欧美的物质文明，抄袭人家成文，有甚意义，反觉把自己真美失掉了，所以要建设“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南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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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0 由上观之，何民魂的方案并非要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立足国情，贴近南京实际。即根据南京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试图把南京建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的、具有东方艺术气质的公园式城市。不久市政府根据何民魂的这一构想，很快推出了一份详细方案——《首都大计划》。其计划初稿于1928年2月完成。内容包括分区与道路规划两部分。分区方面，全市计划分为旧城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学校区和园林区七区。其中行政区与学校区是南京城市设计自近代以来首次添加的内容。其中，行政区规划在城内东北隅、玄武湖西岸，这里“地势平坦，处境幽静”，干道交通便达且地旷人稀、易于开发；工商业区依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安排；住宅区三处：一为旧城，二为“自狮子山至五台山于行政区、商业区中间地方”，三为“东方临江群山之处”；学校区在城东明故宫旧址，风景优美，市嚣不侵；道路建设方面，政府计划修建中山大道。最初设想是由鼓楼直至风仪门，并在鼓楼至聚宝门、鼓楼经成贤街花牌楼至益人巷、鼓楼经干河沿直落朝阳门、汉西门经中正街至大中桥、水西门经奇望街至通济门等繁华地段，构筑相关干道。其道路宽度依次设计为50m、40m、30m和24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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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2 1928年6月，市政当局组织人力对“初稿”做出调整，计划把江浦及下关地区增列为商业区；浦口下游及八卦洲为工业区；行政区在城内东北隅、玄武湖西岸，位置保持不变；教育区（原学校区）由明故宫改在鼓楼至北极阁一带；清凉山地段被定为居民区。道路规划方面，政府对中山大道路线进行调整，增设子午路。两个月后市政府再次对“计划”进行修改。行政区改在明故宫旧址；学校区则循行政区北端而上，沿太平门向西北行至丰润门；商业区分两处，一在中正街以北，鼓楼以南，东及东北与学校行政区相连，西迄朝天宫为止，另一处位于下关及城内三牌楼一带；住宅区自神策门以西至朝天宫，西迄水西门、草场门至城根为止，东北与商业区毗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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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4 市政府的城市规划虽内容详尽，但最终却未能付诸实施。究其原委，何民魂的桂系背景可能是导致该规划方案最后胎死腹中的根源。何民魂早年因参加护国运动时而结识时任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与李白二人私交甚笃，故被视为是桂系人士。1927年桂系兵力到达长江时，桂系遂极力举荐何氏充任南京市长。但很快后来因蒋桂党争及桂系在中央的失势，何民魂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1928年随着蒋介石力量的增强和桂系势力的收缩，何民魂不得不于同年6月去职。取而代之的是蒋介石的亲信、曾任南京首任市长的刘纪文(28)。刘氏一上台，即迫不及待地推行自己拟定的规划。其设计方案，除了将全市分为行政、学校、商业、住宅、旧城市与市园、工业、农林、预备扩充等八类地区且指定其区位外，并无他物。不过，在行政区的相关设计中，刘氏提出了自己的市行政区计划，即以子午线路（今中央路）和中山路交叉口为中心，辟出一块面积约600亩的地方作为将来市府办公处所，周围环筑道路，使之成为新的城市中心(29)。从刘纪文的设计方案看，整体布局偏重老城，计划把中山大道打造为全市的交通中心，将中正街以北和鼓楼以南的地域发展为新的商业中心，藉由中山路连接东侧的中央政治区和西北的下关商业区。同时，在新商业区和旧商业区（下关）中间，开辟出一块土地，作为新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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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6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强调地方服从中央、中央高度集权的国民政府，此时却对首都规划一事，态度颇为暧昧，既未反对，也未见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支持。至于其态度的迟迟不定，或许与当时北伐未决，国家政治的重心尚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关。直至1928年底，北伐大业几近完成，蒋介石成功地将桂系排挤出党国权力中心。内外局面大致已定，国民政府才以“建设经费巨大，依靠市政府单独力量，绝不可能独自承担”为由，转而介入首都设计。此后，国民政府先后设置“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国都处”）和“首都建设委员会”（其前身为“建设委员会”下属的“建设首都委员会”，以下简称“首建会”）作为负责首都规划和建设的最高主管机关，并延揽一些外国市政专家作为政府的规划顾问。1929年9月在成功合并“国都处”后，“首建会”正式确立在首都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其职权，国民政府在1930年3月25日给行政院的训令中明定：“该会是首都建设设计最高之机关，按照组织法第2条的规定，本会对于执行首都建设事务的行政机关有指挥监督的权力。各该行政机关发布的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或妨碍本会的议决，需要呈请国民政府停止或撤销之，属会自应遵照办理。”(30)后来国民政府为统一规范城市土地征收，又授权“首建会”掌管市内土地征收和建筑审批。不久国府又做出决定，不但以后有关土地征收及建筑事宜均需事先函告“首建会”审查，就连已圈收土地的，如果与《首都计划》相冲突或妨碍，“首建会”亦有权令其放弃。(31)后来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大”又继而将“首建会”权力扩大至以下十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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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8 1．经费的筹措，包括发行首都建设公债、各省市分筑首都道路、官地地价专款存储；2．土地整理，包括审查公地处分、勘测界限、整理畸零土地、试行土地重划；3．首都范围的拟定；4．首都分区计划；5．交通事业的进行，包括道路、铁路、河道、航空首都航运的设置、补救水患；6．公用事业的推进，包括电气事业、公营住宅、公园与运动场的兴建、菜市场的建筑；7．下水道的办理；8．工商业及合作事业的促进，包括筹设首都大规模平民工厂、创办首都国货合作市场、筹备首都房产合作社；9．首都新开辟道路两旁房屋的促进；10．各机关建筑工程的审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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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0 由上可见，首都建设的重要事务范围均被划入“首建会”权治范围。“首建会”已一跃成为指挥首都建设的“中心”，是为首都建设中的最高权力机构(33)。但对地方政府言，“首建会”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市政府行政的极大挑战，权势赫然凌驾于市府之上，市府无形中蜕化为“首建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沦为首都建设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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