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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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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四节 “弘我汉京”：首都设计文本的民族主义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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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底，“国都处”历时1年拟就的《首都计划》正式出台。整个设计在规划方法、设计程序、规划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借鉴了欧美模式。由于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国人自主完成的城市总体规划文本，《首都计划》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先河。在规划理论上，《首都计划》深受近代欧美盛行的“卫星城”、“邻里单位”的影响，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明确提出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避免城市一部分过于繁荣、一部分又过于零乱的非均衡发展(46)。在文化观上，《首都计划》强调“民族主义”，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冀图以此寻找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国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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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计划》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城市的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诸多方面。在对城市未来市域及人口的预测中，《首都计划》明确支持市政府扩大市区的计划，预计囊括200万人口之多。南京的铁路枢纽及航空港的中心地位也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现代化的下水道建设、自来水工程、电力建设工程等也被纳入未来市政规划的视野。其中，作为《首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都处”经比较明故宫、紫竹林，最终将中央政治区的地点选定在紫金山南。理由是“该区地处紫金山南麓山谷之间，在二陵之南”且建都城外“有鼎新革故之意”，“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47)但实际上，之所以选择紫金山南麓作为中央政治区的地址，目的显然不止“鼎新革故”、“除旧更新”，其中还充斥着官方的民族主义和加强党治的意识形态考量。“去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国民党早年革命时的一句动人心弦的口号。此时革命的对象虽然已被打倒，但产生这句口号的时代背景并未因时间远去而发生改变，民族主义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对一直想要“复兴民族”、恢复国家昔日荣光的党国要人而言，明朝代表着华夏正统王朝，曾成功地将异族驱逐出去，重建了汉族政权。而将中央政治区置于紫金山南麓明孝陵的附近，可以进一步彰显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党来说，中央政治区毗邻党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陵墓，也可以极大地加强党国体制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国都处”之所以选址紫金山南麓，背后显然是出于对复兴民族和追求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目的。也正基于上述考虑，政府计划在这里建设一系列的大量国家机构。其中，在中央政治区内部的南北走向的中轴带上，规模宏伟的中央党部将建在最北端，其建筑风格明显具有北京天坛与美国国会相结合的特点。与中央党部相比，民国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国民政府则仅居于中央党部旁边较小且显然是附属的位置。(48)除中央政治区外，南京市政府被安排在大钟亭；首都文化中心在五台山附近，这里将建设一个大型运动场；工业区在离市区较远，但水陆交通较便利的江北和燕子矶一带。在城市交通方面，《首都计划》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形放射、矩形路网等新的设计理念，计划将城市道路分为干道、次干道、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内街5种类型，并确定每种类型道路的路幅断面。其中宽大的中山大道将错落有致、缜密的构成市内的主要道路系统，环状的林荫大道密布于整个城市，其中一部分还将建筑在完整保存的城墙上，由此远眺则一览无余整个城市的山川、河流乃至市郊景色。此外，政府在规划中还规定，未来的首都将通过建立12个新式公园的方式来予以充分美化，市内道路两旁也将种上优雅大方的法国梧桐，街头路灯亦采用宫灯样式。此外考虑到方便郊区和市内的联系，政府还规划了8条市郊公路干线以及铁路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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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傅厚岗市行政区鸟瞰图 图3 环城林荫大道及城上大道规划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57页、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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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京新住宅区 图5 政府职工住宅鸟瞰草图 资料来源：图4出自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12月，目录前插图4；图5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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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五台山一带文化区鸟瞰图 图7 新街口道路集中点鸟瞰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59页、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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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秦淮河河岸林荫大道鸟瞰图 图9 围城林荫大道及城上大道鸟瞰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00页、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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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首都市内房屋的建筑风格方面，与各国的城市规划不同，国民政府在《首都计划》中破例将城市的建筑风格列为重要的规划内容加以研究，并决定在首都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选用“传统化”的建筑样式，以尽可能的拓展民族主义空间，突出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49)对于该问题，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中表述的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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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遵总理遗教，定首都于南京……则经始之际，不能不先有一远大而完善之建设计划，以免错误，而资率循。此固科学艺术专家之事，而今则犹不能不藉助于外国者也。国民政府以是特聘美人茂菲古力治两君为顾问，使主其事。两君于城市设计宫室建筑之术，盖均有声于国际者。其所计划，固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亦多所保存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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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首都中央政治区建筑物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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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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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科主导下的“国都处”也指出，“我们应该学习欧美，但更重要的，我们应汲取他们的教训。”为了将南京变为一座较之欧美城市更为恢弘和瑰丽的伟大都市，林逸民更直接指示对首都进行设计的规划师说，“国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欧美的城市计划方式”，要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的民族特色。故依据这一原则，《首都计划》第6章《建筑形式之选择》特别规定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里的政府大楼、商业区里的商店、新住宅区的市民住宅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演讲堂等公共场所，都必须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加以建筑。(51)即便在必须采用外国形式的条件下，也要求在建筑表面进行中国式的点缀。凡是建筑物外墙的周围也都应当有中国亭阁屋檐的装饰，建筑物内部也应开辟庭院。显然，规划者希望以这种建筑形式的控制来体现中华文明，特别是首都南京的特色。而至于为何要坚持“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首都计划》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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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化。中国为世界最古国家之一，数千年来，皆以文化国家见称于世界。文化之为物，大多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故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之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更当发扬光大……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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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林逸民的目的显然意在使人们看到象征着本国民族传统的城市建筑时可以自然地联想起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看作是民族的伟大成就，并由此获得民族自信，产生民族自豪感。不过，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建筑传统不一的情况，到底哪种样式才是“中国固有之形式”呢？《首都计划》却未阐明。在计划中官方虽指出“中国固有之形式”主要是古代宫殿形式，但后来又补充说，应依土地使用分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所谓“中国固有之形式”并不是一种真的、与生俱来的传统，而是一个经人为建构出来的、没有严格界定的模糊标准。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建筑标准难免会产生标准不一的问题出现。譬如，在建筑中央政治区和市行政区的政府大楼时，该《计划》要求“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此项建筑，其主要之目的，以崇闳壮丽为重”(53)。但同一段内、仅数行之后，又自相矛盾的指示建筑物设计也不必完全遵循旧制，而要用欧美的形塑纪念性空间手法，将政府建筑配置于空间的高端，好“可以远望而见，其一种尊严崇大之气象”(54)。商业区内的建筑，亦“因需用上之必要，不妨使用外国形式，为其外部仍须具有中国之点缀”(55)。市内新建住宅方面，官方也不过要求在中间辟有中式庭院即可。在建筑风格上，亦“无须择取宫殿之形状，于现有优良住宅式样，再加改良可耳”(56)。由此可见《首都计划》中的建筑标准既不统一且不严格，其对于建筑外表的“传统化”关注，只不过集中于建筑外表，其不外乎只是想要达成“使置身中国城市者，不致与置身外国城市无殊”的目的而已(57)。因此，林逸民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建筑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必然在实际条件下大打折扣，充其量只能在城市外观上取得区分异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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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五节 《首都计划》的修订：“中央政治区”选址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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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首都计划》完成后，制订该计划的“国都处”不久遭到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同年成立、由蒋介石任主席的“首建会”。从职权上说，《首都建设委员会办事规程》第8条规定，“凡建设首都之设计机关其职权有与本会抵触者概归本会办理”。言外之意，等于规定“国都处”所拥有的首都设计职权，全部划归该会所有，“首建会”由此成为负责首都建设的最高机关，而南京市政府则依照“（首建会）对于执行主管首都事务之行政长官有指挥监督之责”一语而降为“首建会”的下属机关。人事组织方面，“首建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南京市长刘纪文为秘书长，蒋介石、赵戴文、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为常务委员，原南京市政府德籍顾问舒巴德聘为顾问。其他组成人员还包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院会主管长官及各省主席、各特别市长和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等。就该会的人事构成言，宋子文、孔祥熙等常务委员皆为蒋介石亲信(58)，加之蒋本人任主席，日常会务又由秘书长刘纪文负责。蒋介石由此透过“首建会”的设立遂再次取得了直接介入首都规划的机会，并于“国都处”裁撤后，实现了其个人主导南京首都规划的新的态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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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故宫中央政治区计划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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