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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节 国民政府建都前的南京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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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据长江下游,扼东南要冲,钟山与幕府、狮子、乌龙、雨花诸山矗立附郭,环城而抱,清凉居城西,鸡鸣居城北,富贵居城东,与附近诸山互为犄角。大江襟带,流深港阔,秦淮萦绕,水道纵横,莫愁玄武诸湖点缀南北,优越的自然形势使南京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的南北交通枢纽和东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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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明太祖在南京建都。为了尽快充实国都,朱元璋下令将苏浙等地4万余家迁至南京,并编定坊厢制(即户籍制度)。同时,政府将城市划分为官署区、商业区、住宅区、娱乐区、学艺区和平民区,并开始在市内大兴土木,修筑城垣96里。其建筑规模之宏伟,工程之坚固,世所罕见。除了城垣道路外,市内还有壮丽的宫阙、伟大的孝陵、规模宏壮的国子监、庄严的八大丛林和精美绝伦的报恩寺、悠闲清脆的东西花园以及依据科学方法建筑的钦天监观象台等。不过,随着明永乐帝北迁,南京降为陪都,一切政事渐行衰歇。至1643年北京失陷,福王迁都南京,清兵攻陷,南京的地位再由陪都降为省会。从清初到中叶,城市设施有退无进。近世以降,南京又历经众多兵灾,先后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其中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最烈。攻占南京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此实行“圣库制度”,取消商业,将民众赶出城市,并将商业区摧毁,以建设天王府和东王府,结果使南京城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一座废城。1864年曾国藩所统领的湘军攻占南京后,又大肆烧杀掠夺,使南京城近于废墟。居住区仅占原来市区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地区,皆空旷荒凉。“城内外各地,被夷为瓦砾场,农业之发达亦仅矣。”(1)1864年后,洋务派官僚在此兴办洋务事业,城市重现生机。1865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建立金陵制造局,是为南京历史上第一座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实为南京城市近代化的起点。此后,洋务派官员又陆续兴办了其他近代工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其他相关交通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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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积极主张道路建设,修筑了南京历史上第一条马路——江宁马路。该马路自下关江边由仪凤门入城,经马台街、狮子桥、鼓楼、绕鸡笼山南麓、碑亭巷到总督衙门。1899年,马路延伸至龙王庙,终于通济门。1901年又延伸至贡院街、大功坊、内桥。1903年继而东连中正街(今白下路西段),西接旱西门(今汉中门南侧),形成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由此标志着南京近代化市政的全面开始。1899年,按照《天津条约》规定,南京开埠,设金陵关。受开埠影响,南京沿江区域逐渐发达起来,迅速拉动了商埠区内水、电、邮政及道路等市政设施的建设。1905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南京作为两江总督府的所在地,积极推行新政。1907年端方就任两江总督期间,南京的市政又有了新的发展,一切公共事业,如电报、电话、电灯、卫生等初具规模。然而受政局变动及战乱频仍的影响,南京的经济发展时常中断,地方财政亦极为困难,很少有资金用于城市建设。故至民初,不仅城市经济落后,城市市容亦极为杂乱,外商投资者寥寥无几,就连城乡可供出口的产品和原材料也很少。市内“荒草萋萋,萧条极目,绝无胜迹可言”。道路也异常崎岖,“大非昔时繁盛景象”。至于国民政府后来所规划之明故宫一带,更“一路颓垣败壁,瓦砾纵横,惟存午朝门与崎岖不平之石道而已,荒烟蔓草,极目苍凉,桑田沧海之悲,黍离麦莠之感,殊令人感叹不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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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清末南京城南评事街的街道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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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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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894年张之洞修筑的“江宁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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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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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以后,作为临时政府的首都,中央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废上元、江宁县。孰料同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旋即北京临时政府发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政令,撤销南京府,复置江宁县,隶属江苏省(上元县未恢复,原辖地并入江宁县)。此后南京便一直是江苏省、金陵道和江宁县官署的所在地及江苏督军的驻扎地,后来又历经张勋、冯国璋、李纯、齐燮元、杨宇霆、孙传芳等军阀统治。受战乱频仍的影响,南京民力衰薄、商业益凋,“民众呻吟于万恶军阀、腐败官僚以及土豪劣绅的层层统治压迫之下。仰首不见天日……民生憔悴,百业凋零”(3)。对此1931年傅荣恩在《江浙市政考察记》曾发出感慨:“南京工商之发达,不但不如其他各大商埠,且农业之发达,又不如内地各村镇……本市为八大帝都,历朝政治兴亡,城市盛衰随之而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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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年代的南京市内全景 图23 南京城墙外的田野和坟地 以上图片来源:Die Verfasse, Nanking, VERLAG VON MAX NOESSLER & CO. SCHANGHAI,1945,第34页、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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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方面,城市面貌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影响极为有限,仅具市政雏形。加之政局动荡和军阀混战,导致各级官员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根本无暇顾及南京的市政建设。整个城市布局和道路交通仍沿袭前清旧制,城市空间亦大致维持明初的布局,全城土地十之五六都为农业用地,总人口大体有30万人左右。(5)全城繁华地区,仅限于城南和较晚开埠的下关地区,而两者之间的更广大的市内地区则极为荒凉,举目望去皆颓败景象。社会舆论对城市市政亦极为不满,1924年8月4日本地《晨报》在一篇题为《南京市腐败之一斑》的社评中,即批评说:“南京各种公共事业之不良”有“街道之不平,电灯之黑暗,铁路之腐败,卫生之恶劣,俗有‘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火车装兵’四大特色”,除此之外亦“几无一能满居民之意。”其中,“医院内设备颇觉简单,透骨镜至今尚付阙如,饮食起居及病人陈设,均不卫生。星期日无论何种险症,及住院病人,均停止诊察……私人设立之医院、医局多如牛毛,其内部之设施,更不堪闻问”“……江宁铁路每日勉强开车八次,而乘客十分之八为军人,其十分之二为旅客,又有五分之二无票者……南京马路近则汽车纵横驰骋,甚嚣尘上;晴则尘垢飞扬,日迷鼻塞;雨则水泥泞滑,衫湿鞋透,行人嗟行路之难,旅客多裹足不进。”“南京电灯,每晚发电后,灯光如豆,黑暗不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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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市政极度衰败的状况直至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亦无太大改观。人们仍可以在城内看到遍地的垃圾和池塘,而触目所及碎片状的土地使整座城市与城外乡村相同。1928年建筑师陈植曾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记录下他所看到的首都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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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繁华区域,除下关外,皆在鼓楼以南;三山街、大功坊、夫子庙一带,则行人如织,市廛栉比,几为全城精华所在。城北一带,则除一部菜畦麦田为园艺及农作之经营地外,余皆碎瓦颓垣,荒榛断梗,一仍昔日萧条耳。城北景象凄凉,自无审美之足云;城南街道狭小,咸兴行路之大难。至于清凉、莫愁、鸡鸣、玄武等古迹,或以衰败已久,仅供迁客之题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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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官方在一份政府公报中亦坦言首都市内的道路狭窄崎岖、空气污浊、秦淮河如沟渠、电灯如鬼火、房屋参差不齐、凹凸不整的市民住宅更是遍布全城。(8)这种首都市政破败的现实情况与党国所想象的象征“国家团结与进步”和“全国向心所关”的首善形象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由此国民政府亟欲展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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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节 首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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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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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温床,工业在机器大工业的轰鸣声中催生并培育了现代文明。同时,工业也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和城市进步的发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把握住了工业发展的命脉,才能拿到城市转型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对于首都南京的工业发展非常重视,首都的工业布局决不可与其他城市的工业规划等量齐观,故而官方在《首都计划》中曾有专章涉及首都工业之发展,计划将远离市区及交通便利的江北浦口、八卦洲及江南下关和燕子矶一带规划为“工业区”。国民政府在计划中信心满怀,对未来南京的工业发展极为乐观,誓言将首都南京建成一个“工厂林立,百业繁荣”的工业城市。(9)他们认为,南京位于长江下游,有津浦铁路、京沪国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地利优势,物资集散极为方便,且在地理上紧邻鲁、豫、湘、鄂、皖、赣以及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因此,即使首都丝织业日益萧条和缺乏工业发展基础,只要有了充足的原材,南京工业之发达仍可指日可待,城市也会迅速变得摩登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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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推进城市工业化,1930年6月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与“首建会”共同起草制定了一份旨在促进南京工业发展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创办罐头厂、水鲜厂、砖瓦厂、水泥厂、造纸厂、印刷厂、面粉厂、棉织厂、榨油厂、制革厂、酒精厂;积极推进电车、电厂及屠宰厂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孔祥熙认为,“以首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多”,“容纳数千万金之资本商”并不为多,只要政府周密设计,同时借助专门技术人才、大力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建设,上述目标即可轻易实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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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为推进下关工业区建设并征集建筑工厂土地,官方将挹江门外、中山路以南一带专门划为建设各种工厂之用。其范围东至西大河、燕河,南至护城河、三岔河,西至扬子江,北至中山路,共1100亩,并规定在该地区内严格禁止工程建筑及土地买卖,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2)同时,国民政府为发挥下关港口优势,进一步推进首都的出口工业发展,还在沿江地区修筑码头,进行相关码头的配套设施建设,先后填淤成地,建设东西走向、呈马蹄样的道路4条,并预留每个宽度为300米、长250米—350米不等的9个沿江沿河地段和4个腹地,作为将来建设发展的土地储备,且在其中开辟小路,从江岸开始顺次建设人行道、起重机、轨道、仓库、铁路及工厂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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