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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17040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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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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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析和正确判断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不仅关系到对劳动力市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城市空间布局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抉择，也是测算融资需求进而合理安排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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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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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4]，1978~201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2.6%，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加到19 881个。2013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 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 11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 96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2002~2013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态势（见图2–1），很多专家还对未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进行了预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魏后凯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预计到2033年前后达到70%，到2050年将超过80%。中国社科院《2013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指出，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34%，届时全国将有8.37亿人生活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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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02~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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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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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城镇化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2012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亿人，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使用的就是这一衡量指标。同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指出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水平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除此之外，还可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产值占GDP的比重（经济城镇化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比（空间或地理城镇化率）等指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既包括城乡人口变动，即城镇人口增长和比重上升，农村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也包括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既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城市的集聚，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既包括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也包括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显然，仅仅通过城镇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城镇化总体状况，新型城镇化也不只是城镇化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深度城镇化，其要义在于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也要避免过度城镇化、盲目城镇化及低质量城镇化。[5]鉴此，需要选取多种参照指标，比较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准确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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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纳里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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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推器，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在对比工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传统方法中，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对比是比较常用方法。钱纳里等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常态发展状况下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镇化水平（见表2–1）。当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时，根据钱纳里模型推算相应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实际上当年城镇化水平为34.78%，这说明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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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钱纳里人均GNP、工业化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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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NP（美元）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 000 城市化水平（%） 22.0 36.2 43.9 49.0 52.7 60.1 63.4 我国城镇化水平（%） 17.38 17.92 24.52 26.94 27.99 34.78 39.09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其中，我国城镇化水平一行数据摘自简新华和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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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U比、NU比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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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过程是非农化过程。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集聚地，也是第三产业的集聚地；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之地，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之地。用综合反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状况的IU比、NU比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也是常用方法。所谓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比值，NU比则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比值。一般认为，当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左右，NU比大致为1.2左右。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NU比明显大于1.2，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的劳动人口仍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集聚，表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镇化不足。反之，就是城镇化发展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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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02~2013年我国IU比和NU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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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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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显示，我国IU比、NU比走势基本一致，说明采用IU比和NU比衡量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水平的结论基本相同，即IU比和UN比曲线分别高于0.5和1.2，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与钱纳里标准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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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纳瑟姆曲线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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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初期往往需要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因此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1979年，美国学者纳瑟姆在对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轨迹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一轨迹可大体被描绘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时，经济体尚处于农业社会，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就会出现第一个拐点，人口、要素以及资源向城市迅速集聚，经济体初步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发展进入中期加速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70%之后，则出现第二个拐点，城市化发展再次趋于平缓，经济体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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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瑟姆曲线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进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发展最快的阶段（见图2–3）。据此，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纳瑟姆“S”型曲线的第二阶段，呈加速增长态势。其中，1978~199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68个百分点，1991~2000年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2000~2011年年均增长1.34个百分点，远高于同期世界城镇化发展平均水平，也快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城镇化速度。截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较1979年提高34.7个百分点。特别是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年均增长2 118万人，这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开始跨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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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城市化发展的纳瑟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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