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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外宾商店——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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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争论。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命运。富裕的承诺：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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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尽可能简短地说清楚，历史学家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是如何改变的，并确定外宾商店研究对于20世纪斯大林主义现象研究的贡献。本章的历史编纂学分析证实，我关于外宾商店是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认识是最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如今仍有一些“冷战”时期理论的激进护卫者，即苏联是“邪恶帝国”、它的发展反常地背离了世界进步“主路”，但大部分研究者是在20世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道路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不是表现为远离进步，而是苏联的综合性现代化进程发生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坐标系”中——在另一种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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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还有另一个目标——让现代的研究者注意社会经济史遭到了遗忘。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当代的历史更像艺术，而非科学，历史学家更像印象派画家，而非自然科学学者。历史学家会运用各种情绪、理解、感觉、洞察力、本能，用遍精确的科学统计和方法。我们历史编纂学中的文化学研究部分过于庞大，这将导致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研究不全面，继而变得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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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档案革命开始前，苏联历史学家没有科学地讨论过斯大林主义。在他们的科学部门里没有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1418第一批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科学著作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出现在西方。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419。汉娜・阿伦特的书《极权主义的起源》堪称经典。1420在严格意义上讲，阿伦特并不是苏联问题专家，但她书中的很多观点是苏联学的理论基础，著作本身就是“冷战”时期的旗帜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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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第一批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斯大林体制完全控制了社会。在“冷战”时期西方苏联学专家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中，实施全面控制的核心思想决定了他们的“代称”——“极权主义流派”。他们认为，恐怖、审查制度和宣传压迫着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在“极权主义流派”的研究中完全是斯大林体制的被动试验品。而在“冷战”时期“铁幕”的另一边，官方的苏联历史编纂学展现了与国家、共产党及其领袖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大众。在否认社会大众相对独立时，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冷战”时期的西方苏联学截然不同：“铁幕”的一边描绘的全是消极面，另一边描绘的全是苏联社会大众的爱国主义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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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先锋研究者对于理性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渴望值得肯定，他们最好的著作是斯大林主义研究集《金库》。1421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学专家看到的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主义幻象中，很多都与真实情况不符，他们得出的事实有时和他们自己的总结相互矛盾。1422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幻象理解成使用镇压手段控制社会大众的政治独裁系统，那么就无法解释斯大林体制的稳定性、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缺失、没人企图推翻斯大林、苏联的成就（最权威的当属取得“二战”胜利）、许多脱离体制者的思想病。如果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框架内研究，那么“极权主义流派”的研究者会陷入理论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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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1980年代，在西方斯大林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历史编纂学革命。年青一代历史学家开始修正“极权主义流派”的观点（越南战争对于年青一代历史学家的观点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起点是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不认同政府可能绝对（全面）控制社会大众的荒谬想法。澳大利亚出生的历史学家西拉-费茨帕特里克是“修正主义者们”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他从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之交开始发表著作，研究了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提拔工人担任领导的现象（无产阶级提拔），揭示了斯大林主义不仅有镇压，还有积极的社会政策（肯定性行动）,而且一些特定的群体为了自身利益有意识地维持着斯大林体制。不同于那些脱离苏联档案的“极权主义流派”苏联学家，1423“修正主义者们”是史料学者。他们的研究是由文献驱动的。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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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者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统一体，他们的政治观点、研究主体和方法各异，他们对于斯大林主义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违反“极权主义流派”苏联学家的理论学说和苏联历史编纂的、积极生活的苏联社会大众。公众参与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各异——支持、拒绝、适应、对抗、服从等。今天，新一代历史学家批评“修正主义”，称其没有研究出详细、严谨的斯大林主义概念，但是我认为，“修正主义者们”揭示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富裕以及发生着的进步，这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理解：由于“修正主义者们”的研究，斯大林主义从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转变为一种社会现象。1425“修正主义”留下的丰富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俄罗斯史最新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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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档案革命使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到尘封的文献，也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研究的真正繁荣。1426正是在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量年轻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开始反对1930年代历史的完全正面形象以及在苏联官方历史编纂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爱国主义”。1427下列这些出色的历史学家属于俄罗斯“修正主义者”中的杰出者：叶莲娜•祖布科娃、奥列格•赫列夫纽克、亚历山大・瓦特林、谢尔盖•茹拉夫列夫、塔季雅娜·斯米尔诺娃、叶甫根尼·科金等。1990年代初发生档案革命后，出现了很多新俄罗斯史的研究著作，我的书《“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就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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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新的俄罗斯研究著作总体而言具有揭露性，而且高度集中在以前的苏联历史编纂中被禁的话题，大饥荒和镇压是其中的主要话题。俄罗斯历史学家认识到斯大林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与西方“修正主义者”的研究不谋而合。然而，由于在苏联历史编纂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斯大林统治的正面形象和斯大林镇压带给苏联数代人深重的民族伤痛，因此，俄罗斯的“修正主义者”较之西方同行更难接受斯大林主义除了镇压，还存在着务实主义和建设的特点。关于社会支持斯大林领导层改革且有部分特定社会群体合理参与其中的论点是西方修正主义历史编纂中的核心论点之一,但并未在俄罗斯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新著作中得到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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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叶在西方出版了尤里-斯廖兹金和斯蒂芬•柯特金的新书。1428它们激励了大量有天赋的追随者，并标志了俄罗斯史研究中“后修正主义”1429的诞生。有些分析家认为俄罗斯史研究现状是一种历史编纂混乱，但是，我更认同那些主体和方法各异甚至丰富的研究者。1430“后修正主义”是创造性思维和之前学术流派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成果。“3。“后修正主义者”继续沿着西方“修正主义者”开启的道路寻找着社会合理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但是，在此情况下，他们又回归了“极权主义流派”的论点，即斯大林主义具有形成意识形态和国家的作用，但他们认为这种作用并不源于镇压。“后修正主义者”还认为，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还有一种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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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主义者”大幅扩展了俄罗斯史研究的主题边界，在关注意识形态1431、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文化学和语言学问题、符号学（研究标志和象征物）、微历史、日常生活史、研究个体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社会和民族身份（identity）.历史文章的文学分析等。1432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家更有兴趣揭示人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研究现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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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主义者”丰富了历史研究，创造性地借用了其他学科对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人类学、语言学、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科学）、文艺学等。1433要说“后修正主义”在俄罗斯史研究中真正的革命性意义，那就应当指出，在当代西方历史编纂中明显侧重于臆想世界的研究，出现了脱离现实世界研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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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不仅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新内涵，还提供了另一种概念。在研究主义和方法各异的情况下，“后修正主义”的共同的中心论点是，承认“苏维埃试验”是现代（20世纪）国家和社会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斯大林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合理性、社会主义1434和朝着进步前进，首先表现为对于建设工业发达的社会的渴望。1435作为“后修正主义”的主要史学家之一，斯蒂芬•柯特金认为，社会主义的含义（及其力量）并不是“极权主义流派”研究者所认为的通过破坏社会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是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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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参与建设新社会的观点是“后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后者聚焦于研究社会对国家的影响。虽然上述概括中存在着例外1436,但可以说，“修正主义者”竭力揭示的是个别社会群体在形成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体制中社会基石的新精英群体，而同时期，“后修正主义”揭示的是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对个体的影响。1437因此，“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可以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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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公民可以在“后修正主义”观点中听到苏联的故国口号和官方苏联史编纂的基本理论——“人民关心的国家”“在世界上建设新社会的进步思想”，但“后修正主义”的亲苏联解读或许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承认在斯大林主义中存在现代的进步特征，那么“后修正主义者”就无法否认其镇压性。斯大林主义的当代概念——各科学术流派的工作成果——将其定义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现象，镇压和进步思想的具体表现兼而有之。当代研究者不喜欢使用“极权主义”和“极权体制”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冷战”时期的标签来简单地代表斯大林主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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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宾商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编纂思想，指向了当代史学家观念中的某些矛盾，同时就其中的一些提出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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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不仅仅是贸易企业的外宾商店的概念性认识中，我运用了很多上面提及的“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将外宾商店视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表现。外宾商店证实了，在1930年代的国家政治中，非理性破坏活动和工业务实主义（甚至有时会达到商品拜物教的程度）并存，即承认工业发展居首要地位，超过其他的目标和思想。1438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将进步和建设工业社会混为一谈，并相信国家在实现工业梦想中的特殊作用。正是当时，外宾商店展现了社会在实现和调整国家计划中的作用、献给工业化圣坛的无数祭品以及人们自有目标和计划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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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宾商店理解为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现象，这从概念上讲发展自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在那本书中，斯大林主义被解读为国家建立的、由工业发展优先路线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机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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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我把人民供给系统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研究：在私人生产和私人贸易遭到破坏的饥饿国家，政府利用粮食和商品的集中分配，软硬皆施地推动和激励了工业发展。1439外宾商店完全可以被列入工业实用主义衍生出的社会经济机构之列。在追逐工业梦想时，斯大林领导层牺牲了数百万人，但正如外宾商店史所示，被牺牲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政治经济学的严谨性。为了工业化的利益，斯大林领导层不得不限制了国家的外汇垄断，首次且唯——次允许苏联公民在苏联境内将外汇和黄金作为支付工具使用。此外，外宾商店还忽略了阶级立场：在外宾商店里不会像在1930年代其他生活领域里十分普遍存在的按照社会标记来区分顾客的情况。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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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提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包括了市场制度。在10—15年前，苏联和西方的研究者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是没有市场的，充其量就是允许合法农民（集体农庄）市场绿洲的存在。在对1930年代苏联经济的这种认识中，当代研究者并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走得更远，后者经过1920—1940年代的长时间争论后承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丰富的，而不是平均分配的经济，但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不愿意看到在计划和集中控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经济区域。《“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一书挑战了这种传统认识。1441该书首次把1930年代的苏联经济当作集中计划供给(1930年代上半叶的配给制和下半叶的苏联国营贸易)和广泛遍布的黑市的共生现象予以呈现。1442外宾商店史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对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认识，将其视为计划和市场的独特共生现象。外宾商店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外宾商店在饥荒时本应按照人民利益行事。相反，外宾商店利用了饥荒以及“有利的”市场行情，靠着人民的苦难发财，但这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工业发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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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用。恰恰相反，就像对外宾商店的研究所示，在有违工业化外汇利益的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动机决定了国家对于港口外宾商店里的外汇卖淫行为持否定态度，并对格别乌动摇外宾商店外汇工作效率的胡作非为熟视无睹，还禁止了希特勒德国寄给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的汇款。思想动机还是外宾商店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否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本书呼吁重视斯大林主义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正如外宾商店所示，其中包括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大规模国家经营行为，更有趣的事实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的任何获利行为都被官方视作经济犯罪——投机活动，按照法律会遭到追捕，而在外宾商店里，斯大林的国家不顾自己的禁令“大肆”经营，就像一个资本主义者一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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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应和斯蒂芬-柯特金进行适度的争论。他的主要著作《磁力山》的中心论点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拒绝资本主义原则之上的新型文明。在之后的一本书中，柯特金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归为“非自由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类型(illiberal noncapitalist modernity)。换言之，柯特金认为以非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成于苏联。事实上，苏联领导层公开宣称拒绝资本主义，并试图在拒绝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但外宾商店史证实，无法保持这种纯洁性。经营行为和市场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1443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被忽视，但其独树一帜地显示了，在苏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反资本主义的纯洁。1444那么,反过来行不行？——“后修正主义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的现代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严格要求。如果认同“后修正主义”的中心论点,即斯大林领导层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那就无法绕开市场，因为现代经济无法脱离市场存在。苏联式现代国家的特点不在于没有市场，而在于市场必须在集中计划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运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也会为市场发展设立边界。苏联市场的特点是——只有国家可以开展大规模合法经营活动（外宾商店就是一个例子），人民的市场积极性主要是在“地下”变形的形态下发展。虽然，苏联的农民市场和黑市是自治程度最高、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在这里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了国家的指令干预和强力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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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史让我们在讲到斯大林主义经济时，不去局限于计划和市场这种相互排斥的术语，而是确定其相互关系的平衡以及相互正向（和反向）发展特点的平衡。1445因此，可以认同“后修正主义”的这个论点，即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实践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应是有边界的。事实上，斯大林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冷战”的苏联学家的世界观一样，都是植根于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基础上的。那些研究思想世界的学者难以回避这种两极模式，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的物质发展进程时，将其预设为某种对抗极。很多斯大林主义研究者都写到过苏联在1930年代对西方经验的效仿，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领导层想要苏联成为西方那样或者要借鉴资本主义，这只是反映了现代化的要求，这些要求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通用的。因此，斯大林领导层“借鉴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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