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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企业史人物】 买办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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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到1890年前后,沿外滩一带,已经集中了众多外国银行,黄浦滩12号为英资汇丰银行,14号为德资德华银行,15号为华俄道胜银行,18号为英资麦加利(又称渣打)银行,24号为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其他还有英资有利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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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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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1865年,汇丰成立于香港。在英资银行中,它的规模并不大,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只关心在中国的利益,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中国开展的,所以成了最重要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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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英镑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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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即便是东山同乡的联谊也极少参与。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看到有关席正甫的记载,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的时候有过一次捐款。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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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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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时期,席家与国民政府显要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的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这使得汇丰在清廷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席氏子弟曾当过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还出任中央造纸厂的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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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辈人在银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专业上的能力独步天下。很多年后,席家后人席与棠回忆小时候看到父辈工作时的景象:“他的办公室特别大,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桌子。桌上有二十几部电话,还有电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传。电话不停地打进来,他两只手拿着两三个电话,一会儿对着这个说中文,一会儿对着那个说英文。他还有5个助手,他们的英文也是非常过硬的……当时国际主要货币不是美元,是英镑,英国和上海的时差是6个小时,所以,他们炒卖外汇还不用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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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与棠还回忆了席家子弟与宋子文的一段逸事:一次,中国银行行长、“国舅”宋子文到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汇兑经理席颂平的办公室,听到席颂民在抛出英镑,他就大声疾呼:“给我买进,买进。”因为他来是为了某项进口贸易需要英镑支付,数额较大。席颂民当即挂断电话,问清了要多少英镑,哪一天要,答应及时筹措,绝不耽误,接着,他拿起电话,继续自顾自地外抛英镑。宋子文走出席颂平的办公室,转身去查了逐年逐月的外汇进出账,发现几乎每月都是赚的。此后,宋子文对中国银行的外汇职工说,“你们就听席颂平的,谁也不要插嘴,包括行长、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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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大陆,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2000年之后,有一种“席家本帮菜”流行于沪上,它的菜肴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间。喜欢它的时尚人士不少,却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来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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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家子弟的买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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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884 盛宣怀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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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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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到香港》,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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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前后,以轮船招商局的兴盛为标志,洋务运动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连郑观应这样的大买办都转而投靠,不得不让人对洋务事业充满了信心,长久以来使帝国一蹶不振的忧伤似乎开始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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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景象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上呈现得非常清晰,前些年还无人问津的洋务企业股票,现在成了抢手货。这年9月27日的《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新闻,列举了洋务企业的股票价格。其中,轮船招商局的票面额为100两的股票,市价为253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湖北长乐铜矿、热河平泉铜矿和湖北鹤峰铜矿的股票(票面额均为100两),市价分别为110两、216.3两、168两、256两和155两。郑观应很兴奋地给盛宣怀写信说,“现在上海公司股份无一不涨,平泉股本不过数万,其涨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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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2年到1887年,在《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共有36家企业,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时人评论说,“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亦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从这些股份制企业的行业分布可见,矿产投资是热点,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中国公司利益格局重组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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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是最早看到这一商机的人之一。在被任命为招商局会办后,因为有唐廷枢和徐润两人的存在,他在局务上几乎没有插手的空间,所以在10年时间里,他一直被李鸿章派到其他一些开创性的实务中历练。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各省现设船、炮局,需煤日多,与其购英美各国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产之煤,利自我兴。”李鸿章深以为然,认为“中土仿用洋法开采煤铁,实为近今急务”。他当即委派盛宣怀去湖北负责开采煤铁矿务,盛宣怀带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荆州、宜昌一带探煤勘铁,颇为辛劳。之后几年,他奔波各地勘矿,相继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等等,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矿务勘探活动,堪称是矿务开采事业的筚路蓝缕之举。在他的示范下,唐廷枢创办了开平矿务局,朱翼甫开采了平泉铜矿,近代第一批工业化开采的矿产企业集群式地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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