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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中国的终结：创造力、创新力与个人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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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灯光太亮，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擦掉眉头间渗出的汗珠，看了看坐在我左边的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主持人迪伦·雷迪根，这位以他名字命名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此刻正准备向我发问，谈论中国的经济变革以及我的新书《廉价中国的终结：颠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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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根在电视上看起来像个身形魁梧的巨人，毫不顾忌用尖锐的问题拷问嘉宾。现在他本人近在眼前，比电视上的他更像个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后卫。他转过头，盯着我，那样子让我感觉像是一头狮子追捕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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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掩盖我的紧张。在此之前我也上过很多次电视，但是从来没有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上过。这里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录制节目的地方，其中有些节目我从小看到大，比如《周六夜现场》。难以置信，18个小时之前我还在上海家中，而现在却在台上，在许多世界名流坐过的同一个舞台。我看到被曝光与时薪1000美元的妓女厮混的美国纽约州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正在去演播候场室拿他的麦克风。我真的是在洛克菲勒中心30号的摄影棚吗？还是说我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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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进直播，”舞台管理喊着，把我拉回到现实。节目一开始先播了一个短片，内容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遐想。她抛出一个问题：“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两国之间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和德国那样不可避免地剑拔弩张，还是会开创一种超级大国之间合作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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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希拉里的这个短片，我就知道雷迪根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毕竟没几个月就要进行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了，而反对中国的狂热情绪则达到了顶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似乎每天都在唱衰中国，说中国是个操纵人民币的“恶人”。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之间唯一可能达成共识的议题，就是把中国当做美国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将所有的罪责一股脑地扣在中国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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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角余光扫到雷迪根两侧还有三位嘉宾主持，他们是雷迪根节目的常客。一位是民主党候选人克丽丝特尔·鲍尔，一位是作家及文化批评家杜雷，还有一位是政策专家阿里·梅尔波。他们已经准备好在雷迪根拷问我的时候，随时提出尖锐的问题以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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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有多稳定？抗议者对政府的威胁有多大？”那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正如火如荼，而参议院的约翰·麦凯恩认为这阵风迟早要吹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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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恩完全错了，我回答。我指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无党派中立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央政府的领导方针。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也在他的调研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告诉鲍尔，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腐败和环境污染的不满越来越深，需要解决，但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大规模运动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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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梅尔波。他问我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造成社会不稳定。问得好——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房价涨幅比工资快，这让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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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危险的点，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回答道。当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薪资增长会趋于停滞。富者越富，穷者愈穷，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泰国就是这样，这个微笑之国也因此在2014年又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只有四五个国家，比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跨越了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更加公平广泛地分配财富，否则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遭遇失败的风险，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正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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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这种停滞，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劳动法，提高最低工资额度，以服务业和消费来驱动经济转型创新。更多的中国人需要看得了病，买得起房，拥有一个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似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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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根穷追不舍，问我美国谴责中国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操纵贸易”和侵犯知识产权，从而“搞垮”了美国的说法是否公平。那时，中国经济还在强势增长，保持着8%的增速，而美国则遭到大萧条之后历史上最高失业率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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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挡回雷迪根和嘉宾主持们的质疑时，我意识到，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侵犯知识产权，操纵货币汇率，以及抢美国人饭碗的前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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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人知道，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往上游迁移，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兑换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也少有人知道中国本身在轻工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也正流失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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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消费者开始回避仿路易威登（LV）的山寨货，而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以游客人均消费计算，中国游客是美国和法国当地最大的消费群。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消费者的人均消费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高。同时，中国也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量仅次于加拿大，比整个欧盟高出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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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对雷迪根和其他嘉宾主持的论调发起反击，论证中国的消费者“通过购买玉米、坚果和肉类蛋白拯救了美国的农业”，没有他们，美国内陆的日子将远比今天更糟。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部宣布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进口额超过260亿美元，而在十年前，中国才排到第七位。中国的崛起也为星巴克和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创造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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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钟后，访谈结束了。我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雷迪根与我握手，笑容可掬。他具有一名政治家的人格魅力；他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他的至交。几个月后，他放弃了几百万美元的工作合同，抛开了在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名与利，开办了一家水产养殖场，雇佣从战场上退伍的美国老兵。如果他哪天从政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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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的新书反响不错，世界各地的组织邀请我讨论书中的结论。我在2005年建立的战略市场情报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业务量猛增，因为跨国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公司还有中国公司都来找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市场正在出现的变化，并制定战略应对这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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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好像一直生活在会议室、酒店和飞机上。不是在论坛上发布主题演讲，就是和商界人士面谈，从悉尼到东京，从旧金山到开普敦，从曼谷到新加坡和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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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约见了几十位亿万富豪，几百位高级对冲基金投资人和全球最大几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的主要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可靠而及时的信息，知道中国当下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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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专家用颇具争议的立场劫持了媒体，比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前清华大学经济及管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乔万内克，以及前里昂证券的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他们高谈阔论，但并没有提供投资决策所需要的真知灼见。像谢国忠和乔万内克这样的唱空专业户总是对中国持消极意见，年复一年地宣讲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正视过积极的数据，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数据那里，罗斯曼忽略了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现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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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并没有走向灾难——也没有走向永久增长。现实介于两者之间，一些公司对发生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并且赚钱了，而那些反应迟钝的公司则踏上了渡渡鸟那样的灭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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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行得通的，现在可能行不通了，三年后肯定更行不通。我见过的公司高管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大量投资、出口和盗版——只有极少数意识到2013年中国有50%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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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四五位高管注意到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几家公司是中国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联想，而且他们在研发（R＆D）方面的投入比国外的同业公司都要多。比如2013年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投入了50亿美元进行研发，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投入的49亿美元。这些重视研发的企业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开始把业务拓展到东南亚、东欧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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