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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如何用价值观创造价值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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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出口之言，必出自某人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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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翁贝托·马图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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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有什么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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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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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们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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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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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清楚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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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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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奥尔森《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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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根廷的军事独裁统治下长大。似乎一切都在控制之下——我每天都上学，经济稳定，前些年为害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偃旗息鼓了。我踢足球，看电影，和朋友一起玩耍。生活很美好。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对我来说，生活看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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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晚期，谣言开始甚嚣尘上：绑架、集中营、酷刑、谋杀、三万人下落不明。这些消息多数来自外媒——国内媒体遭到了政府的审查。我感到怒不可遏。我听说，也相信，这是一场反阿根廷的阴谋。全国到处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阿根廷人重人道、通权理。”（用“人权”二字玩的文字游戏，外国人声称阿根廷侵犯了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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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重人道、通权理，那些事就不可能是真的。我想我们并不希望那些事是真的。如果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是真的，我们就要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袖手旁观，我们就会成为大屠杀的帮凶；挺身反抗，我们就会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阿根廷有谚语道：“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有种种迹象可以让我们看出端倪，但我们惧于正视这些迹象，也不敢为我们所发现的事情承担责任。继续装糊涂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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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那些消息最终都被证实了。那段时期后被称作“肮脏战争”。为了保护“祖国的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军方奉行“系统化斩草除根”的政策。但凡是不遵守右翼民族主义思想的人，都是敌人。甚至连志愿在施粥所做义工或教成年文盲识字的人，都会被算作表现出了危险的左翼倾向。为了防止无迹可寻的恐怖主义威胁，军方逮捕并杀害了所有在他们看来可疑的人。“如果杀掉了10人，其中只有1人是恐怖分子，另外9个人也算死得其所了。”一名将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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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环境很好的小区，上的是私立学校。我是个好学生，不惹事。周围的恶行，我浑然不觉。我上学坐的公车每天都会在海军工程学院停下。这是一栋优美的建筑，有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它的地下室关押着数百名囚犯，其中多数人都没能活着出来。那里经常有人遭受酷刑拷打、被害。这座学校看似体面，但擦得铮亮的地板下藏着一个死亡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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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犹太人，所以发现我周遭发生的可怕行径，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校和家里，我屡次听人讲述过德国人在600万犹太人惨遭灭绝的时候如何袖手旁观。我很容易便做出了自以为公正的评判。“多么可怕！多么邪恶！怎么会有人干得出这样的事来？”结果，我这时却成了“可怕”和“邪恶”的一方。成千上万的人在我眼皮底下被送进了集中营，我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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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深感羞愧。我如此蒙昧无知。我怎么会不知情？我怎么会如此闭目塞听！我邪恶吗？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多年后，我终于承认自己在当时已经尽力了。为了赎罪，我立誓要从这次经历中学到教训，努力防止再犯。我希望从根源上杜绝暴力，教育人们增进自己对多元化的认识和尊重。最终，我鼓起了足够的同情心，原谅了自己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人。没有人可以免于蒙昧无知。解决的上策不是妄加评判，而是用同情心和深入的认识来加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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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首往事，我明白蒙昧无知并非阿根廷人独有的弊病。我参加过不少商务会议，这些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掩盖真相。更糟糕的是，我怀疑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实情，但谁也不愿挺身直言，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随波逐流可以获得回报，惹是生非则会受到不小的威胁。公司里没有死亡集中营，但许多看似成功的企业却涌动着危险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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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专业人士在会议室里因为含沙射影、流言蜚语和负面意见而身败名裂。这虽然有时是恶意行为，但一般都是无意识的表现。问题不在于人们思考方式有异，而在于有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只要和他想法相左，就是错的。因此，“异见者”便成了需要消灭的敌人。权欲熏心的人不会将不同观点视作可以接纳的有益视角，反而会将其视作绊脚石。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并不想浪费时间用对话来弥合分歧。他们只想不择手段地除掉异见，然后继续自己的道路。“肮脏战争”的萌芽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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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写的：“如果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如果坏人都藏匿在某地，阴险地做着邪恶的勾当，只需要将他们同其他人隔离开、消灭他们即可，这样该有多好。但善恶的分界线洞穿了每个人的内心。而又有谁会愿意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消灭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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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绝不会再轻信谎言，但长大不仅仅是时间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军政府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挑起了与英国的战争。其所鼓吹的目的是夺回阿根廷的领土主权，实际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国内形势的关注。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国家控制的媒体自始至终不断报道称阿根廷军队占据了上风。每天的晨报都重复着同一条捷报：“胜利在即，胜利在即，胜利在即！”直到一天下午，军队统帅出现在电视上，语气僵硬地汇报：“我们输了。”我早就明白每天的报道都是政治宣传，但我还是震惊不已。那时，我才意识到，保持清醒并不能一蹴而就。保持清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时刻警醒与努力。我立誓保持眼界开阔，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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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作为顾问，我在工作中发现，若不恪守真理，个人和团队都很容易陷入狂热的妄想中。每个人收到的都是抚慰人心的信息，而领导人则鼓吹“正面思考”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看似“胜利在即”，但到最后一刻，真相大白，项目告吹，部门被抛售，公司濒临破产，“我们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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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教授，所以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阿根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选择了博弈论作为我的专业方向，我想逃离我在阿根廷见识过的人类种种疯狂行为，我想同理性主体打交道，了解他们如何做出理性决策。我原本在学业上做得不错，但后来却做出了一个自毁前程的决定——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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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我结婚了，而在于我做出结婚决定的方式。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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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我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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