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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170436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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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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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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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后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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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曾经写道当今政治和经济的不真实性有其深远意义。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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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部分我们原先当做公理的假定，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现实了，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这个世界好像演变成了一系列新闻事件，它们或者超越现实，或者完全没有规律。这在政治领域中更是千真万确，在这里我们已经踏入了一个不熟悉的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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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复杂局面源于19651973年间的某个时期，当时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性的“大分水岭”，放弃了指导政治领域一两个世纪的信条、责任和联盟。从最深层次讲，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通过集体行动取得进步的信念——“社会拯救”（Salvation by society，也有人译为社会救赎。——译者注） （这从18世纪开始就一直是政治领域的统治力量）——已经被完全摧毁。追随美国“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美国总统约翰逊1964年提出的以社会福利计划为内容的施政纲领。——译者注）理想的民主党人不再是真正的信徒，而且，无论是法国总统密特朗，还是戈尔巴乔夫，都不再支持这一信念。当西方思想兴起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时，西方在机械、金融和武器上的优势地位，可能还不如社会拯救所带来的希望更为重要。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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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惟一有效的、反对政治整合的非意识形态力量——利益集团——最终也走到了尽头。这种例子很多，如吉姆·赖特的下台（1989年，议员吉姆·赖特（Jim Wright）因为道德问题受到谴责而下台。——译者注），日本自民党的派系危机和失败，欧洲经济的巨头——德国危如累卵的政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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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这样的分水岭出现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873年。那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纪，主导性的政治思想是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它随着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诞生而开始，随着1873年大肆宣扬维也纳股票市场会崩盘（实际未发生）以及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和纽约股票市场的短时间恐慌而终止。虽然西方经济在18个月后得以恢复，但政治方向已经永远改变了。人们希望寻求安全和保护，而不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激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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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危机的十年间，德国首相俾斯麦已经开设了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和强制性养老保险。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也实施了转型，从不加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向由州际商务委员会控制，开始实施铁路管制、制定反托拉斯法和第一批各州的证券监管法律。19世纪80年代，美国同时还发生了第一次“反商业”活动，民粹主义者（populist）（美国人民党所提倡的主义，以主张保护农民为其政策。——译者注）兴起并成功地使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地方电力公司实现“社会化”（译者的理解是将股东控制的电力公司逐步向社会公众下放权力，使大家可以参与决策。——译者注）——这是继维也纳之后第二个敢于这样做的西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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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控制经济和指导社会发展方向逐步变得普及。19世纪政治上最激烈的争论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没有限制的政府权力，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与之对应的则是我们在美国、日本和战后欧洲所看到的对于国家权力的民主与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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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73年的分水岭完全可以与1873年相媲美。1873年意味着放任主义的结束，而1973年标志着政府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实现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载体工具——的时代结束了。遍及西方的石油危机、美元浮动汇率、学生抗议使我们逐步放弃了19世纪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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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信，福利国家的口号还会坚持，但它不会转化为行动或成为激励因素。就如同柴郡猫（英国作家Lewis Carroll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里，详细描写了公爵夫人家中的一只柴郡猫（Chesire cat）。——译者注）的笑容一样，留下的只是形式，其他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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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创造性破坏”的动荡一直伴随着工业革命，在此之后，一整套机制建立了起来，政府通过它们化解社会风险。随着政府逐步成为社会风险的保障者，人们将政府看做是新一轮创新浪潮（即与生物工程、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创业潮”（关于entrepreneurship有不同的译法，常见的还有企业家精神。——译者注））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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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们刚刚开始走向安全文化，现在又要抛弃它转而支持风险文化？这是1973年之后，里根、撒切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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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一般性趋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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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政府仍然在不断扩张。罗纳德·里根总统扩大联邦预算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超过了所有前任。尽管美国已经取消了航空管制，但是又开始实施强制性药品检测。对药品检测的干预要比航空管制严格得多。政府的力量并未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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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安全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毕竟，社会保障是19世纪工业领域“创业潮”的产物。之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恰恰是因为出现了非常多的风险。而且我相信，我们会创建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当今创业时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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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保障模式可能会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由于目前的经济巨变，20世纪末最明显的进展就是：工作被当做一种财产权利。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法庭判决，严格限制雇主随意解雇工人（这曾是他们的传统权力），即使双方没有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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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工作的风险意味着一个员工在通用电气公司（GE）工作22年后，失去了他获得的职位安全保障。假定这个人是管理工程师，他知道只要他以前是制造蒸汽涡轮的，那么将来他还会继续制造它们。他知道GE控制了45%的市场份额，自己不用为了这份工作而那么拼命，通用电气公司总会有一份工作给他，并且有提升的可能。现在，这个人得知GE随时可能退出蒸汽涡轮市场，因为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人在将来可能会完成一项小发明，足以使GE所占领的45%的市场份额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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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享有既得利益的员工非常愤怒，因为他的安全保障设想成为了幻影。他已经把他的工作看成了一种权利，拥有这个职位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向法院起诉保留这份工作，试图把工作重新界定为他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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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事情的影响大过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它对社会秩序变革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从放任主义到福利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财产是商人创造的商业财富，而不再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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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将工作重新界定为一种财产权利是对当今创业大潮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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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持续创新的“知识社会”（其特征是经济不稳定）中，难道教育不是一种既有灵活性，又有安全性的制度吗？这难道不是一种灵活的安全制度，即允许个人在不同职业和不同组织中流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