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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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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大学又会怎样呢?在发达国家里,高等教育的费用就像医疗费用一样失去了控制。惟一的解决方法可能是把大学变成一个知识流向学生居住地的机构——英国的开放大学(采用电视、广播、函授进行教学的开放大学。——译者注)(Open University)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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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我都有若干次向万人或更多的学生作讲座,然而教室里只有不到100个人,其余的学生都是通过100多个卫星信号接收器听我讲课,并且通过电话向我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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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很多人谈论和撰写有关信息革命对技术的影响。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并且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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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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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17章 蓝领工人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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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高薪工作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是一个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与数字同样重要的是,新的高薪工作与旧的高薪工作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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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30年间,所有发达国家的高薪工作都集中在那些没有技能的蓝领岗位上。现在,大多数新的高薪工作都是知识类工作,如技术员、专业人员、各类专家及经理人等。20年前,高薪工作的资格证书就是一张工会会员卡,而现在则需要正式的文凭。劳动工人在各方面(包括数量、社会地位、收入等)长时间地急速增长,一夜之间又变成了急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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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发达国家中,没有什么事可以比得上劳动工人的崛起。80年以前,美国的蓝领工人每周要工作60个小时,一年最多挣250美元,相当于福特T型车“不可思议的低价”的1/3。那时候,工人们没有额外津贴,没有工龄工资,没有失业保险,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加班费,没有养老金——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现金收入。今天在大批量生产的工业企业(钢铁、汽车、机电产品、造纸、橡胶、石油)中,只要有工会的保护,蓝领工人每周只工作40个小时,每年大约能拿到5万美元——一半是现金收入,一半是福利。即使是税后收入,也相当于七八辆新型小轿车的价格(比如韩国现代公司的卓越汽车(EXCEL)),或者是1907年工人实际收入的25倍(如果以食物价格作为衡量标准(即拿两个时间的收入分别去购买食物,而后比较食物的多少。——译者注)的话,这个倍数还会更大)。此外,蓝领工人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权力)的提高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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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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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些都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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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没有什么事可以比得上过去15年间蓝领工人的突然衰落。在劳动人口中,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已经从美国劳动力总数的1/3强降为不到1/5。到了2010年——距现在不到25年的时间——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蓝领工人占劳动力的比例不会超过今天农民所占的比例,即:1/20。数量下降最多的恰恰是现在那些收入最高的工作。1520年后,就算是没有进口汽车的竞争,美国汽车业的蓝领工人也将很难超过现在数量的一半——而这个数字已经从十年前的顶峰下降了40%。怪不得工会认为高收入的知识类工作的快速增长不能补偿蓝领工人在人数、权力、地位和收入上的不断下降。昨天的蓝领工人是社会的宠儿,今天却很快变成了社会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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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并不是源于产量的下降。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产出正在稳步增长,增长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快或者略快一点。蓝领工人的衰落不是竞争、政府政策、经济周期或产品进口所引起的,而是结构性的改变,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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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逐步转变。比如说,钢铁业衰退,制药业稳步增长。在过去20年间,美国制造业产量的增长(大约增长了一倍)都发生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过去40年中,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美国的两项发明(或发现):“培训”和“管理”。与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两种方法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取得现代发达国家的高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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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明白这一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而现在,各个国家都在这样做,比如韩国和巴西。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上靠近墨西哥一侧的“免税出口”(maquiladoras)(墨西哥创设maquiladora已经有30年之久,在1994年成立NAFTA后,约3000公里长的美墨边界附近设立了很多maquiladoras,就近雇用当地廉价的墨西哥劳工和使用便宜的厂房设备,生产制造很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产出成品大多数销往美国、加拿大,其产业主要是来料加工,以出口为导向,而且不必缴纳关税;也因此为墨西哥创造了约150多万就业人口。——译者注)工厂。在那里,没有技能、通常没受过教育的工人为美国生产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或产品。即便是生产高难度的产品,这类工厂最多用三年的时间就能赶上美国或日本经营良好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它只需付给工人每小时不到2美元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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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只有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以前从事低技能、重复性工作、拿着高工资的机器操作工将被高收入的知识工作者所取代,后者主要从事流程和产品的设计、控制、服务或信息管理。这种转变也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相一致。在各个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青年男子)进入大学学习。他们不会去做那些蓝领工作,即便是薪酬丰厚的蓝领工作也不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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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明显且突然的改变完全可以称作“革命”了。然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和一般人的预期并不一致,也不同于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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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美国的失业问题。在英国和西欧,就像工会预测的那样,蓝领工作的减少确实导致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但是在美国,相应的影响非常小。即使钢铁业和汽车业大量的岗位裁减也没有对全国的失业率产生什么影响。不可否认,目前成年男女6.5%的失业率,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即正常工作更换导致的失业率),但是如果考虑到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这种差异并不算大。而且,已婚男子4.5%的失业率是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并且实际上已经是“充分就业”了。“隐形失业”(指那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除了在工会宣传材料中有很多之外,在其他地方就很少了。与历史上的和平年代相比,目前美国成年人的工作比例是最高的——大约有2/3的人在工作。低失业率的解释之一当然是美国的工人有非常高的适应能力和流动性——远高于人们的想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已经很少了——它对总的就业率、失业率、消费支出、购买力和经济整体影响甚微。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看重制造业的就业状况,而应该看重它的产出;只要它的产出持续增长,则无论就业多少,工业经济都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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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国工资成本也发生了变化。现代经济学的公理之一就是,工会把重点放在维持名义工资上,不愿意接受低工资以便增加就业人数。欧洲目前仍然是这样做的。但是,美国工会在工资问题已经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让步姿态——甚至包括工作规定。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工厂的倒闭以及大量的人员下岗。至少在美国,成本刚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整”这一原理不再适用于工资成本(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假定工资是刚性的),它只适用于政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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