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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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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军在“市场渗透”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实质性发展，正是因为它能把志愿者的数量从53万人增加到70多万人，同时大量裁减付薪员工。许多新增的女童军志愿者都是年轻的职业女性。在我主持的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几乎所有3545岁的企业管理课程教师，都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加社区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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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总数，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单一“雇用”人群。单是1万个大型教堂就至少有200万热心志愿者;有150万名成年人（不算献血者）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总数很可能要超过3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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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政府部门太大、太复杂、太遥远，难以参与其中。过去100年间，“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相信社区工作可以——不，是应该——留给政府去做，现在我们对此不再抱有幻想。作为一名志愿者，每个公民又可以积极有效地尽公民义务、发挥作用、行使监控权了。这就是美国特有的成就,很可能也是今天美国最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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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30章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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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the 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s，直译应是公司的治理，而公司治理的英文则是corporate governance，但根据下文，此处的含义即是公司治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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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看不见的革命》（Unseen Revolution）出版15年后，这场“看不见的革命”（unseen revolution，此语双关，既指德鲁克于197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又指企业界中实际发生的革命。——译者注）已经改变了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现在世人都可以“看见”它的影响了。美国最大的20家养老基金（pension fund，在美国，许多人将退休金交给基金运作，以便增值，称之为退休基金，类似于中国的投资基金，如华安基金、博时基金等。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是加州雇员退休基金（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CalPERS）。——译者注）（其中有13家是美国州政府、市政府及非营利组织雇员的基金）拥有美国上市公司约1/10的股权。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合计持有美国大型（以及很多中型）公司近40％的普通股。规模最庞大、发展最迅速的基金是服务于公务员的养老基金，持有人已不再满足于只是做被动的投资者（指基金只是高抛低吸，用脚投票，不参与公司治理，这种行为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投资行为。——译者注），他们越来越强调要在所投资的公司中拥有发言权，例如，对董事会人选、高管人员薪酬以及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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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但却被严重忽视的是，这些养老基金还拥有美国大中型企业40％左右的中长期债权。因此，他们既是美国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美国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财务管理教科书多年来一直强调，债权人与股东拥有同样大的权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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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核心股东和债权人于一身，养老基金的兴起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令人吃惊的经济变迁之一。第一家现代意义的养老基金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50年创立的。40年后，各家养老基金控制的总资产高达2.5万亿美元，大约一半投资于普通股，一半投资于固定收入证券（例如国债。——译者注）。而人口统计资料表明（指美国会有更多的退休者，步入老年社会，养老基金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译者注），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这些资产还会继续强劲增长。只要美国不出现长期的经济衰退，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养老基金的新增投资将达到每年1000亿到2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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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美国才刚刚认识到（当然谈不上应对了）:这种经济力量的变迁对于80年代的金融动荡——包括恶意兼并、杠杆收购以及公司重组狂潮——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为什么美国公司的新股东——养老基金——要让企业管理层尽职尽责（accountable）？此外，通过何种适当的组织结构来实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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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间，美国很晚才出现大公司的股权由少数机构集中持有这种情况。在德国，三家大银行长期以来控制着60％左右的大公司股权，部分由银行直接持有，部分通过持有银行客户的股份而间接持有，按照德国法律，银行可以参与这些客户企业的管理和重要事项表决。在日本，许多大企业都是由少数几个（不超过十个）产业集团的成员企业，这些集团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企业集团。在一个企业集团中，每个成员企业20％30％的股份被其他成员企业、集团银行和商社持有，而事实上成员企业的所有贷款都是由集团银行提供的。在意大利，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半数大企业均为政府拥有或控制（IRI（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译者注），意大利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是全欧洲第二大公司）。而其他的意大利大企业则处于五六家联合大企业（conglomerate，如菲亚特集团）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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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则截然不同。实际上它在全球是独此一家。在欧洲和日本，持有股权并非是为了实现直接的财务收益。对于德国银行而言，其收入主要来自将它作为开户银行（hausbank）的客户公司，这种收入源于它们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而非股权关系。作为德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从其客户公司中获得的日常业务（如信用证）收入，是其从这些公司获得的股票分红的好几倍。而日本企业集团首先考虑的是控制力——对市场的控制力、对供应商和分包商的控制力、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就有形收益而言，一个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通过与其他成员企业的商业往来所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股票分红收入。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意大利政府持有的企业股份最多，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些公司的运营能够给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地区提供就业，为忠诚的政党成员提供高薪的管理职位，以及为执政党提供竞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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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德国的银行还是日本的企业集团，不管是意大利政府抑或其联合大企业，它们对所持有股票的股价和资本收益都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它们根本不想出售这些股份。相反，美国的养老基金与它们所投资或借贷的公司之间并无商业联系。基金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它只是一家“资产管理机构”。后面我们会谈到，美国可以从欧洲和日本的发展中借鉴很多东西，包括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是，在美国，公司所有权和债权迅速集中到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新股东身上，这种经济变迁也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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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期，养老基金开始成为美国公司股权的主要持有机构，但在随后的1520年间，人们忽视了养老基金持有大量股票这一事实。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养老基金并不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只想做被动的短期“投资者”。他们声称，“我们并不想买下整个公司”，“我们买入股票，一旦其在短期内收益前景不佳，我们就会抛售。”此外，这种发展变化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传统（美国强调自己的市场经济应当突出市场竞争，减少垄断。——译者注），也不符合以往每个人心目中固有的美国经济结构（现在仍有很多人坚持固有观点）。在养老基金成为美国最大的股票投资机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仍然被视为一个“全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数千万的普通民众分别持有大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诚然，雇员们已经变成了美国企业的所有者，但是，他们的所有权却是通过少数几家巨型“资产托管机构”（trustee）来行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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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迷雾开始消散。养老基金（尤其是那些服务于公务员的基金）逐渐醒悟:它们不再是一般的股票投资者。按照定义，投资者可以顺利出售所持股票。小型养老基金也许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类基金数量很多，但它们所持有的资产仅占所有养老基金资产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然而，即使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养老基金也持有大量的股票，它无法轻易脱手。更确切地说，通常只有在另一家养老基金愿意接手时，这些股票才能顺利出售。它们持有的股票数量实在太多，零售市场（指由个人投资者形成的股票买卖市场。——译者注）难以轻松吸纳，因此，这些股份只能在机构投资者之间循环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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