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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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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军在“市场渗透”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实质性发展,正是因为它能把志愿者的数量从53万人增加到70多万人,同时大量裁减付薪员工。许多新增的女童军志愿者都是年轻的职业女性。在我主持的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几乎所有3545岁的企业管理课程教师,都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加社区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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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总数,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单一“雇用”人群。单是1万个大型教堂就至少有200万热心志愿者;有150万名成年人(不算献血者)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总数很可能要超过3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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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政府部门太大、太复杂、太遥远,难以参与其中。过去100年间,“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相信社区工作可以——不,是应该——留给政府去做,现在我们对此不再抱有幻想。作为一名志愿者,每个公民又可以积极有效地尽公民义务、发挥作用、行使监控权了。这就是美国特有的成就,很可能也是今天美国最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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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30章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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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the 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s,直译应是公司的治理,而公司治理的英文则是corporate governance,但根据下文,此处的含义即是公司治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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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看不见的革命》(Unseen Revolution)出版15年后,这场“看不见的革命”(unseen revolution,此语双关,既指德鲁克于197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又指企业界中实际发生的革命。——译者注)已经改变了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现在世人都可以“看见”它的影响了。美国最大的20家养老基金(pension fund,在美国,许多人将退休金交给基金运作,以便增值,称之为退休基金,类似于中国的投资基金,如华安基金、博时基金等。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是加州雇员退休基金(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CalPERS)。——译者注)(其中有13家是美国州政府、市政府及非营利组织雇员的基金)拥有美国上市公司约1/10的股权。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合计持有美国大型(以及很多中型)公司近40%的普通股。规模最庞大、发展最迅速的基金是服务于公务员的养老基金,持有人已不再满足于只是做被动的投资者(指基金只是高抛低吸,用脚投票,不参与公司治理,这种行为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投资行为。——译者注),他们越来越强调要在所投资的公司中拥有发言权,例如,对董事会人选、高管人员薪酬以及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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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但却被严重忽视的是,这些养老基金还拥有美国大中型企业40%左右的中长期债权。因此,他们既是美国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美国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财务管理教科书多年来一直强调,债权人与股东拥有同样大的权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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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核心股东和债权人于一身,养老基金的兴起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令人吃惊的经济变迁之一。第一家现代意义的养老基金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50年创立的。40年后,各家养老基金控制的总资产高达2.5万亿美元,大约一半投资于普通股,一半投资于固定收入证券(例如国债。——译者注)。而人口统计资料表明(指美国会有更多的退休者,步入老年社会,养老基金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译者注),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这些资产还会继续强劲增长。只要美国不出现长期的经济衰退,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养老基金的新增投资将达到每年1000亿到2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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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间,美国很晚才出现大公司的股权由少数机构集中持有这种情况。在德国,三家大银行长期以来控制着60%左右的大公司股权,部分由银行直接持有,部分通过持有银行客户的股份而间接持有,按照德国法律,银行可以参与这些客户企业的管理和重要事项表决。在日本,许多大企业都是由少数几个(不超过十个)产业集团的成员企业,这些集团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企业集团。在一个企业集团中,每个成员企业20%30%的股份被其他成员企业、集团银行和商社持有,而事实上成员企业的所有贷款都是由集团银行提供的。在意大利,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半数大企业均为政府拥有或控制(IRI(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译者注),意大利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是全欧洲第二大公司)。而其他的意大利大企业则处于五六家联合大企业(conglomerate,如菲亚特集团)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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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则截然不同。实际上它在全球是独此一家。在欧洲和日本,持有股权并非是为了实现直接的财务收益。对于德国银行而言,其收入主要来自将它作为开户银行(hausbank)的客户公司,这种收入源于它们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而非股权关系。作为德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从其客户公司中获得的日常业务(如信用证)收入,是其从这些公司获得的股票分红的好几倍。而日本企业集团首先考虑的是控制力——对市场的控制力、对供应商和分包商的控制力、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就有形收益而言,一个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通过与其他成员企业的商业往来所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股票分红收入。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意大利政府持有的企业股份最多,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些公司的运营能够给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地区提供就业,为忠诚的政党成员提供高薪的管理职位,以及为执政党提供竞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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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德国的银行还是日本的企业集团,不管是意大利政府抑或其联合大企业,它们对所持有股票的股价和资本收益都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它们根本不想出售这些股份。相反,美国的养老基金与它们所投资或借贷的公司之间并无商业联系。基金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它只是一家“资产管理机构”。后面我们会谈到,美国可以从欧洲和日本的发展中借鉴很多东西,包括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是,在美国,公司所有权和债权迅速集中到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新股东身上,这种经济变迁也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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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期,养老基金开始成为美国公司股权的主要持有机构,但在随后的1520年间,人们忽视了养老基金持有大量股票这一事实。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养老基金并不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只想做被动的短期“投资者”。他们声称,“我们并不想买下整个公司”,“我们买入股票,一旦其在短期内收益前景不佳,我们就会抛售。”此外,这种发展变化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传统(美国强调自己的市场经济应当突出市场竞争,减少垄断。——译者注),也不符合以往每个人心目中固有的美国经济结构(现在仍有很多人坚持固有观点)。在养老基金成为美国最大的股票投资机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仍然被视为一个“全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数千万的普通民众分别持有大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诚然,雇员们已经变成了美国企业的所有者,但是,他们的所有权却是通过少数几家巨型“资产托管机构”(trustee)来行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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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迷雾开始消散。养老基金(尤其是那些服务于公务员的基金)逐渐醒悟
:它们不再是一般的股票投资者。按照定义,投资者可以顺利出售所持股票。小型养老基金也许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类基金数量很多,但它们所持有的资产仅占所有养老基金资产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然而,即使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养老基金也持有大量的股票,它无法轻易脱手。更确切地说,通常只有在另一家养老基金愿意接手时,这些股票才能顺利出售。它们持有的股票数量实在太多,零售市场(指由个人投资者形成的股票买卖市场。——译者注)难以轻松吸纳,因此,这些股份只能在机构投资者之间循环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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