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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170437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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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第三部分 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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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特别是当前困境——工资停滞不前这一问题上，本书的前两个部分表明了一种特别的观点。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看看这一观点有何启示。我建议，推出可以促进机构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政策，这些机构和劳动力市场，能帮助大量普通工人获得新技术所需技能。当然，目前已有许多为开发新技能和知识所推出的政策，例如资助高等教育。然而传统的分析常常没有考虑到技术知识，尤其是早期技术的特殊性质。第八章到十二章将讨论让大众习得新技术知识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以及它们对政策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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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以上所有领域，最近几十年的趋势都不明朗。政策方向的改变，使得新技术知识被大范围习得的过程更加缓慢，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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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第八章 技术会要求更多的大学文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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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个新的目标：“到2020年，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上大学毕业生占比最高的国家。”他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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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赢得未来，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所说的那样：“未来不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成就。”维持美国梦从来不是墨守成规。它需要每一代人做出牺牲、斗争，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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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了。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工作和行业竞争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在创新、教育和建设方面超越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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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伴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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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吧，在未来十年，近半数新就业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凭。然而，美国有近1/4的学生未完成高中教育。我们教育和科学的质量落后于许多国家。美国年轻人拥有大学学位比例的排行已降至世界第九位。所以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公民，作为父母，是否愿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以便让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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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学毕业率一直是教育机构组织，如大学委员会最关注的话题——它被拔到了这样一种高度：著名教育史学家戴安·拉维奇认为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政治正确性”的表现。1部分原因在于国际竞争所引发的担忧。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的国际排名略有下降，现在已落后于韩国、加拿大和俄罗斯。2虽然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但其他国家上升得更快。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占比一直很高。要实现奥巴马的目标，到2020年，美国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年轻人比例必须要上升50%，这还得在韩国等其他国家没有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目前韩国25岁到34岁之间的国民，64%的人至少有一个大专文凭，而在美国，只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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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现这一目标能给美国带来哪些好处，却并不明显。其他国家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后，有时会遭遇“人才外流”——有些毕业生不得不移居他国去应用自己的技能。正如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里指出的那样，接受高等教育有益于个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让更多的人拥有大学学历必然有利于社会整体。3提高大学毕业率并不一定能改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为大学毕业生的洪流所冲击，接下来是十年经济低迷，以及大量“学历过剩的美国人”。4中国大学入学率从1998年到2008年增加了5倍，但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平均而言，大学毕业生不比农民工多挣多少，且失业率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更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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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关于技术的观点似乎是：新技术需要新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在未来十年需要更高的教育程度。构建起有这些技能的大型劳动力群体，使企业可以推行新技术，不管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经济都能得到促进，因此能提高“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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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正好符合大众对技术是如何影响工人的观点。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认为，今天的技术需要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大学毕业生更可能找到使用计算机的工作，而这些工作能支付更高的工资。因为计算机工作“需要”大学文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工作中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大学毕业生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这种观点，大学毕业生的供给速度跟不上新技术对技能需求的增加速度，解决方案便是将更多投资用在大学教育奖学金、贷款和补贴上。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称之为“教育和技术的竞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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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逻辑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技术“需要”高学历的工人。历史上，大部分工人推行新技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工作中学习到的，虽然学校教育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技术知识实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后。技术、教育和技能之间的关系，比技术“需要”一定的教育程度这一单一说法更为复杂。看看这种关系在过去是如何作用的，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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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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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露西·拉科姆受雇于洛厄尔的纺织厂时，纺织厂主将读写能力列为明确的应聘要求。让我们看看其中一家纺织厂的工资簿，它证实了这些厂主的确有这一要求：20世纪30年代，97%的织工会在工资簿上签上他们的名字，以确认收到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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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起来，这可能很奇怪，因为读写能力不是操作织机所必需的技能。当时英国的纺织工人识字水平要低得多。美国纺织厂主认为他们的员工比英国的优秀，就是因为其教育程度。一项对这些工厂工资记录的调查表明，不识字的织工确实效率更低。有文化的新员工能更快、更好地习得所需技能。总的来说，在其他条件完全一样的情况下，识字的织工每小时的产量比不识字的织工高12% ~18%。7虽然这种差异并不大，但足以决定商业上的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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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一定程度的小学教育是有收益的，即使读写能力并不是技术所需的技能。识字的织工显然是在教室里“学会如何学习”的，在学校获得的技能和训练能帮助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学习。其他的证据表明，学校教育，即使只有小学水平，也能提高工人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例如，马克·罗森茨维格通过研究绿色革命时期的印度农民发现，小学教育加快了农民从新的种子品种中获益的速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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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出于合理的经济原因，工厂所有者将识字列为就业的条件。但并非一直都是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末起，他们便开始雇用大量不识字的织工，到1855年，一半的新员工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从那以后，识字能力不再是一名织工的上岗要求。两件事改变了这一经济现象。第一，虽然识字的织工学得更快，但他们待在工厂的时间没有不识字的工人长，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例如去学校教书。随着纺织厂在工人身上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大，更频繁的人员流动使工厂更难收回投资。识字的织工变得“学历过剩”。而随着当地熟练织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许多织工自己会投资，以获得这些新技能。他们待在工厂的时间更长，形成了一个当地的熟练工人群体，能够被重复聘用。他们由当地人口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和文盲组成。随着专业技术技能经济价值的增加，当地劳动力的稳定性变得比工人获得新技能的速度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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