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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四、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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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研究中有两对概念需要澄清，即“国家形成”与“国家建设”以及“统治者”与“国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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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者区分了“国家形成”与“国家建设”两个概念。在1975年出版的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中，蒂利（Tilly）就区别了两条国家形成的道路，其一是欧洲诸国的国家形成（formation）过程，其二是新兴国家的国家创造（creation）过程。[23]在1994年出版的《城市与欧洲国家的兴起：公元1000—1800年》（Cities and The Rise ofStates in Europe，A. D.1000 to1800）中，蒂利更明确地对“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国家建设”这个概念太过具有预见性（foresight）和定向性（directionality），因而，在分析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演变的历史时，应该使用“国家形成”这样更具历史性的概念，以此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的产生和其非预定性和非方向性的发展过程。[24]在蒂利看来，与欧洲国家不同，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经历的是“国家建设”（building/making）或者“国家创造”（creation）的历程。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所处的世界体系已经与西欧国家形成时期完全不同。在19、20世纪，新兴的国家不可能再通过战争来改变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并且，军事力量的强弱并不会导致一个新兴国家的存亡，也不再决定这些国家控制的疆域。[25]因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形成或者建设过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战争催化的“自然过程”，而深深为西欧国家形成的后果所影响。民族国家在西欧的胜利成为了它在世界的胜利。其它的政治组织有可能在机能上更适合解决当代的问题，但是，它们已经丧失了合法性，从而被排除在可选择的道路之外。[26]因而，并不是战争的功能性需要导致了新兴国家的国家组织的“形成”，它往往是遵循已有的世界体系格局，“建设”或者“创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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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区别，在本书的文献综述中，使用“国家形成”来指代欧洲从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而用“国家建设”来指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统治者推动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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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统治者”与“国家代理人”。在国家基础权力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使用“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主权者”）这样的概念来指代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者。相应地，“国家代理人”是“统治者”、“管理者”、“主权者”在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过程中需要依靠和监控的对象。在统治者与代理人的关系中，统治者代表了“国家”，它们努力地将国家政权下延，通过加强国家代理人的监控来实现国家社会控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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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与“国家代理人”这样的概念在具体使用中难免出现模糊。“统治者”是否是指领导层、精英或者中央？“国家代理人”是否是指地方、部门、或者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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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如果我们具体地将统治者等同于中央政府，国家代理人等同于地方政府或者工商所，必然要面对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各个政府层级和部门都可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推动者，它们发起各种改革以求延伸它们社会控制的触角，并加强机构内部的人员监控；同时，不管中央还是地方、不管工商还是财政部门又都存在“代理人”监控问题，它们都有可能偏离国家制度安排的目标，而追求组织或者个人的私利。正是这种角色的多重性使得我们难以将国家建设的推动者单独地归于中央或者地方、部门或者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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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问究竟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部门还是工商部门、工商局还是工商所是推动改革的动力，研究就会陷入对每一个国家行动者改革动因的分析中。但是，研究中却又往往难以确定什么是“真实”的动机。在难以对各个层面的领导者进行访谈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动因本身的复杂性使得专注于改革动因的分析显得更加困难。比如，在案例研究中，首先，工商所改革往往会体现为功能性需要。如1962年国家下放小商贩体制，为了应对由此产生的加强小商贩管理的需要，广州建立了市场管理所。80年代初，为了管理个体私营经济，国家增加了工商所机构和人员编制，并通过全国性的调研，形成了全国工商所的编制方案，推进了工商所重新核编；90年代末，为了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工商所推行了市场办管分离和市场巡查制等改革。其次，这种改革的动力又时常体现为对个人政绩的追求。比如，案例研究中的广州市A工商所和T工商局的所有访谈对象都认为广州市的“五化”改革在于时任的广州市工商局党委书记的个人背景和政治抱负。再次，重大事件和社会舆论对于制度建设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比如，在工商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中，“阜阳奶粉”事件后，各地工商加强食品安全准入体系建设，广州市推动了食品安全检测和食品准入责任制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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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改革动因的分析并不是国家建设研究唯一重要的主题，因为改革的发起并不是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全部图景。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如果仅仅限于国家的行动者是否有动力或者出于何种动机推动了改革的探讨上，可能蕴涵的假设是改革一旦发起就能够按照改革者的意愿来塑造国家基础设施，规导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轨迹。但是，国家建设的推动者面临的往往不仅仅是是否有意愿推动改革的问题，还面对着能否推动改革的问题，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可能偏离改革者的初衷，超出改革者的控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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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书在使用“统治者”（国家）和“国家代理人”的两分概念框架中，不将这两者具体为中央—地方、上级—下级、部门—部门等的两维关系，也不将国家分解为无数单独的行动者，而将两者抽象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实际中，“统治者”可能有时指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时是指财政部，有时是指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州市人委、广州市委、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即推动国家建设的行动者；而“国家代理人”则是国家建设的各种改革需要依靠并监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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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书将国家建设的主体虚化，从统治者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着重于考察事实上是否存在国家内部发动的、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改革，并进而探讨统治者的改革是否能够按照其意图塑造国家基础权力及其受到何种限制，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的轨迹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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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五、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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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采取文献分析、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三种研究方法。在文献资料方面，本书主要利用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越秀区档案馆、东山区档案馆、海珠区档案馆以及白云区档案馆有关基层市场管理的开放档案（1949—1976）。[27]同时，本书也参考了广州市及其各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志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50余部全国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志。[28]关于1978年以后工商所的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工商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研究》、《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资料汇编》、《广东工商报》、《广东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简报》（广东）、《广州工商行政管理》和各类法律法规汇编和文件汇编，同时也利用了广东省和广州市档案馆开放的1998年以后的规范性文件。此外，对广州市A工商所的案例分析使用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研究报告、开放文件、工作总结和有关工商所的数据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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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访谈主要是以广州市A工商所和广东省B工商所工作人员为对象，同时也对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财务处、基层建设处和直属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此外，还通过“中国红盾论坛”对六七名全国其它地区的工商所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作为了解工商所运作的参考。访谈的内容包括个人经历、工商所人员编制情况、工商所经费体制、市场管理情况等，侧重于了解工商所人员对于市场管理行为的解释，即为什么工商所对于不同的市场违法行为采取积极处罚、应付处理、消极容忍等等不同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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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访谈并不完全足以弥补文献分析的局限。由于论文对于广州市A工商所市场管理行为的解释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访谈来获得的，因而，论文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访谈对象的“解释”之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访谈中，访谈对象是否对其行为的解释提供了“客观”的描述？访谈对象的真实生活与其自身的解读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是否可以通过访谈获得事件或者行为的真实缘由？[29]在案例研究中，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方法论争论。当笔者需要通过访谈对象的解释来拼接事实时，往往不得不需要验证访谈对象关于事件和行为的叙述和解释是否真实。然而，有时不同访谈对象对于相同问题给出的答案存在相当差异，有时同一访谈对象对相同问题给出的答案前后不一致，有时被访谈对象会特别强调一些事实和影响因素，而回避或者忽略另外一些事实和影响因素。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与访谈者建立的不同信任关系等都会影响到访谈所能得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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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避免以理论抽象和访谈者的解释去切割工商所的现实图景，本书还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2006年8月至9月间，笔者在广州市A工商所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了解工商所的基本情况，参与工商所的日常工作，跟随工商所工作人员进行市场巡查、综合整治、专项整治、12315申诉举报处理等工作。此外，2006年6月至7月间，笔者还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分局B工商所实习工作，期间的一些观察也作为研究的参考。本书希望通过这种参与式观察，并将之与文献分析和访谈结合，能够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画面，从而尽可能接近工商所现实运行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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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六、研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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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中存在以下几个研究局限，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探讨，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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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没有将1949年以前国家的市场管理纳入到考察中来。在广州，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都曾力图控制和整顿市场，它们广泛推动工商领域社团的建立，并也试图将国家市场管理机构向基层渗透。通过对这时期国家市场控制更细致的档案资料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家建设过程中所求诉的资源和面对的问题。由此，通过历史纵向的比较，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变化和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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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关注于国家建设过程中正式制度的变迁过程，而缺乏对非正式制度变迁更深刻的把握。与米格代尔（Migdal）不同，在罗斯（Ross）对于社会控制的讨论中，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多样的，包括了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和社会宗教等等方式。[30]林德布罗姆（Lindblom）也认为，控制除了交换和权威以外，还包括说服（persuation）。林德布罗姆认为统治者通过教育进行统治的方式，依靠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训导”制度。“训导”是与“权威”、“交换”并列的三大控制方式之一，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正是充分利用“训导”方式的代表。[31]然而，由于本书通过档案资料和文献来了解工商所的历史，这使得研究局限于考察正式制度的演变，而忽略了包括道德激励、意识形态约束等在内的独特的“训导”控制方式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在政治运动相关档案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也难以详尽了解国家通过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清理市场经营者和基层市场管理人员的历史情境。[32]同时，本书也没有探讨合法性在社会控制中扮演的作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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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例研究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追溯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将统治者作为国家建设的推动者，并不意味着权威主义体制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没有影响。国家代理人对上负责，隔绝于社会压力无疑是国家基础权力恶化的重要原因。将统治者作为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实际”推动者，也并不意味着认为统治者至上而下的国家建设的努力没有局限。在“应然”上，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代理人监控难题可能正是说明社会需要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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